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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学东
年，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担任教职的易纲和他的同事汤弦发表了一篇论文，这个论文所论述的中心议题就是所谓的“蒙代尔不可能三角定律”，这个定律认为在汇率稳定、独立的货币政策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三个变量中，一个国家只能三者取其二，不可能三者总揽。
易纲的论文用“等边三角形中任何一点到三个边的垂直距离的和是常数”这一数学原理证明了“不可能三角”定律是成立的，这其实是用数学模型来证明一个经济学原理。
年3月25日，友谊宾馆，“中国金融学会第七次代表大会暨年学术年会”召开，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的易纲发表主题演讲，“蒙代尔不可能三角”仍然是其话题核心，他说：“最近几年的学术研究和货币政策操作使他对这个‘不可能三角’有了一些新的感悟。”
而当时，中国的经济实际状况是，中国经济进入一轮长周期的景气，双顺差严重，资本管制和汇率的固定，实行强制结售汇，但是资本流出困难，资本流入很容易，国际热钱汹涌，资产价格看涨，尤其是房地产价格，外汇储备开始快速增加。
央行为了稳定人民币汇率，只能大手笔买入进来的美元，从而发行大量的基础货币，金融市场上流动性泛滥。按照货币主义的观点，所有的通胀都是因为货币发行过多，那么中国当时面临着严重的通货膨胀预期。
按照“不可能三角”的理论，中国的资本项目是管制的，汇率也是固定的，那么货币政策就必然是不独立的，顺理成章，你必然不能实行加息的政策。你要抑制通胀，你的选择就是在央行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同时，或者放开资本管制，或者放开汇率浮动。
但是易纲当时的“感悟”是，央行可以加息，并且可以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正是这个“感悟”，开启了年7月的人民币汇率改革，以及从年开始的那一轮连续加息和连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波澜壮阔的央行货币政策抑制通胀的大幕。
易纲是这样论述这个思路的，按照货币银行学的定理，一个央行有多少个独立的货币政策工具，就有多少个独立的货币政策目标。中国内地有一定的外汇管制，还管理着存贷款利率，这使内地比其他国家的央行多了一个货币政策工具。也就是说，在利率管制的情况下，同时在流动性非常充足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提高存贷款利率来解决通货膨胀问题；而目前外汇储备一直在增加，释放出大量的基础货币，市场上的流动性极为宽松，面临着通胀的风险，央行则可以在流动性很高的情况之下，仍然可以选择加息，同时运用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方法来抑制通胀。这是周小川“池子论”的雏形。
他这一番论述是为未来的加息做准备，因为当时无论是理论界还是经济界，反对加息的声音很强烈。当时的舆论环境认为加息提纲了企业的资金成本，而理论上也不认为央行有加息的可能。
笔者定义易纲以上对于不可能三角的“领悟”，事实上是在他从一个理论研究人士，从受到西方经济学严格训练的经济学人，在进入货币政策操作后，接触到中国经济大量的特殊性和实践后，以“不可能三角”作为纯粹西方经济学假说，就面对很多困难，这时候易纲就必须寻找自己的一条新路。
而本身，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量实践，要求货币政策操作者做出选择，那么对于西方理论结合中国实践的灵活运用就是周小川和易纲等货币政策操作者的不二选择。
此后中国那一轮货币政策调控直到年戛然而止，并开始了货币宽松刺激经济的道路，开始降低政策利率并连续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也一度开始投放大量流动性，整个市场利率长期低迷，流动性泛滥，直至年发生“钱荒”，这实际上是央行的一次尝试“降杠杆”行为。
但是中国已经开始下行周期，企业不允许实际利率过高，再加上通胀，年公开市场利率再次降低，流动性再次泛滥，开启了一轮金融和实体双重加杠杆的过程。
人民币汇率改革也在金融危机后按下暂停键，此后经过几年经济复苏后开始人民币汇率自由化改革，但是基本上还是盯住美元的缓慢爬行，直到年，人民币汇率兑美元已经升值超过30%。
年是中国货币政策的一个转折点，标志性事件是外汇储备开始从最高接近四万亿时出现下降，外汇占款开始下降，人民币汇率开始出现贬值压力，中国的常年的“双顺差”开始出现“双逆差”，人民币汇率开始出现贬值压力。
年8月，央行开启人民币汇率再改革，宣布人民币汇率盯住一篮子货币，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人民币中间价大幅贬值。此后人民币连续贬值，为了抑制资本外流，央行重启此前已经基本荒废的资本管制政策，年全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距离7只有咫尺之遥。
年4月14日，在美国华盛顿，时任央行副行长的易纲和时任美联储主席的伯南克展开了一番对话，这个对话仍然以人民币汇率展开，双方的核心思维框架仍然是“不可能三角”。
当时所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