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这与博弈论有什么关联呢？博弈论早期的一些研究都是适用于一次迭代博弈的。但如果博弈是一次又一次重复的话会是怎样？假设每天都需要做决定会怎样，举个例子：战争，我们是在今天进攻，还是明天，抑或是后天？博弈论学家们都很清楚合理的结果是変化的。事实上，在多次迭代博弈中会更加难以预测。多次迭代中的策略跟可强制执行的合同的运作相似，因为现在谁违反了约定谁就将受到惩罚。
在这种情况下“以牙还牙”的策略非常具有吸引力。只要一方进攻，另一方就可以在下一回合报复回去。这就是奥曼对阿以冲突提出的方法的本质。他解释说：“在某种程度上说，我的政治态度是以我的科学研究作为依据。”竞争与合作之间的选择与战争与和平之间的抉择类似。总之，双方都选择和平对双方都有好处，但却没有那么容易。以色列在阿拉伯每一次的攻击之后都以暴力攻击的方式作为回应。问题在于，阿拉伯人也采取了相同的策略，长期冲突因此产生。为了摆脱这一恶性循环，当事人不得不制定出一个可强制执行的协议，如和平协定，以缓和双方策略，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奥曼认为，以色列没有改变自己策略的责任，他强烈维护以色列，并解释说：“几干年来的梦想马上就要成真，这是多么美妙，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到以色列来。理由非常简单，我是一名犹太复国主义者。”奥曼强调他的政治立场还源于博弈论中的另一个概念，那就是耐性。博弈论中可以显示坚持更长时间的参与者更有可能赢得将来的胜利。根据他自己的理解，你可以把它描述成有耐心或者是顽固。为了解释这一点，以另外一个简单博弃一否决博一为例。
游戏以第一位参与者对自己和第二名参与者分配美元作为开始。第二名参与者只能选择接受或者是拒绝。假如第二名参与者拒绝了，那两名参与者将什么也得不到。假如这是单次博弈，理性的第一名参与者会尽可能少地分配给第二名参与者，比如说1美元。因为他知道假如第二名参与者够理性，他就会接受，因为能得到1美元比什么也得不到要好。
但如果是重复博弈的话，双方开始考虑发出信号，开始为将来做打算。第二名参与者现在必须考虑否决任何不平衡的分配，以便说服第一名参与者在下一回合中更加慷慨。第二名参与者需要决定坚持多久，直到第一名参与者开始给出双方能够接受的分配方式。在这场博弈中可以发现，耐性不足的参与者很快就会让步，在整场博弈中得到的也会更少，这再一次暗示了奥曼在阿以冲突中的立场。他责备以色列“太没有耐性”，太快试图达成和平协定。他劝告以色列同胞：“的确人们在战争中死亡…但是，我想我们必须说……明年获得和平几乎眼今年获得和平是一样的。”
奥曼担心以色列单纯因为“太疲惫”，以至于无法坚持到最终打败阿拉伯或是在最终的结算中取得优势。他不想让以色列先让步。对一些观察者来说，博弈论的这一实际应用不像是和平策略，更像是战争策略。奥曼的反对者还征集了一有将近0入签名的请愿书、请求典皇家科学院国奥受以及利他一同获奖的托马斯谢林的诺贝尔奖。请愿书上说：“这两入没有一个人为改人类社会出贡代、他们倒是为给上百万人民苦做出了贡献。”“信上还写道：“奥曼通过他的分析为以色列的侵占行合理化、压追巴斯坦人民。“
许多以色列人在上签了名、除了他们、还有一些来自包括几个间拉伯国家在内的大约50个国家的人。媒体把这些请愿人描述成“以色列的和平拥护者、经济学家、学者、大杀的率存者以及左翼政容”。请思者中还有一些人是反对扰太复国主义的犹太人”组织成员。奥曼通过评论的方式否认了请思书的内容。诺贝尔基金会解释由于没有撤销已发的诺贝尔奖的先例、因而不能得诺贝尔奖。“诺贝尔委员会主席乔根成布尔承认他也意识到奥使的观点有待商権，但委员会没有义务去评价这些观点在政治上的正确性。
我们的任务。”他说，“是筛选出那些最重要的科学献。重复博弃中的许多内涵其实在奥曼开始研究之前就已经为入们所知。不难猜到博弃中每一名参与者的动机和策略。奥曼的或献在于他提供了通用的数学定义，演示并证明了合作是这些重复博弃的可能解决方法。这些改进，许多具有重要的数学特性、但却没有现实意义。奥曼甚至一度不知道该怎样解释他的这些数学证明。他调侃道：“如果有人能用三言两语就把它说清楚、那我就得不到这个奖啦，相信我。””他接着又说：“这不是那么容易就能理解的。”诺贝尔委员会对奥曼在不完全信息博弃上的研究也给予了肯定。
扑克牌就是一种不完全信息博奔，在游戏中，玩家知道他们自己手中的牌而不知道对方手中的牌。在其他时侯，玩家拥有了二些信息，但却不希望对手知道他们得到了这些信息。“二战”中协约国破解了德国编码时得到了非常重要的信息，但是它们战路性地装作没有破解德国的编码。如果协约国的一些举动表明它们已经破译了编码，这会使德国更改编码。这些战略考虑一直是人际互动的组成部分。
而博弈学家要做的就是依据对人类行为做出的假设，将这些行为转化成数学运算，以及证明某些策路是适合的、可能的，或者是不可避免的。并不是所有人都反对奥曼获奖。在以色列，大部分人对奥曼获得诺贝尔奖感到莫大的骄傲。他的同事，数学家塔玛拉菜富康特·鲁比坚信奥曼的获奖是以色列提高数学教育标准及其相关内容的契机“我们必须，”她坚称，“抓住奥曼获奖的这次机会，激励、教育我们的儿童她建议应在学校开设博弈论课程，应将博弈论应用到政治选举、动物行为以及道德冲突当中。
奥曼对以色列的热爱源自他在纳粹德国的经历。尽管他的父亲曾在“一战”时为德国而战，但奥曼和他的家人看到了日益凸显的纳粹威胁。年，罗伯特8岁时，他们举家移居纽约。为了支付从德国到组约的机票，他的父母耗尽了所有财产，但他们还是将两个儿子送到最好的犹太教会学校接受教育，这所学校就是组约城市学院的前身50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中，也有人对经济学知之甚少，可奥曼的经济学背景少得几乎可以说是没有。在城市学院时，奥曼感到经济学课程非常“困惑和无聊几周之后便放弃了经济学的学习。
可是他对数学非常感兴趣，后来还取得了麻省理工学院的数学博士学位。他被抽象的主题深深吸引，如数论和纽结理论。他博士论文的主题就是纽结理论。纽结理论就眼它字面上的意思一样，需要非常抽象地证明纽结的性质，如绳结。奥曼觉得这样的研究很有吸引カ，因为它不但“既难又深”，还跟其他高等数学的主题一样“毫无实际用处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他大学毕业获得第一份工作时为止。那时他接到了一个应用数学问题，迫使他考虑更多的实际问题。
这个间题是将进攻一个域市的飞机进行编队，其中只有一些飞机搭载核武器。他不知道该如何分析这个问题，他想起了约輸纳什在麻省理工学院使用过的一个分析方法：博弈论。为了这项任务，奥曼学习了博弈论。最终，博弈论研究成为了他的终生职业。罗伯特奥曼和他的兄弟摩西都想参与“二战”后以色列犹大太人的重新安置工作。年，摩西是奥曼家中第一个移民到以色列的人。罗伯特紧随其后，年，他在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任教。
年时一场悲剧突然降临，奥曼的大儿子所罗门在以色列军队服役时性作为几个挑战的犹太人，奥曼参加诺贝尔奖奖礼时面临着由于犹太传統禁止穿shaatnez”（一种羊毛和亚麻的混合织物），奥曼不得不将它从为他定制的黑色诺贝尔晚礼服中去除。又因为颁奖礼定在了犹太安息日（星期六），奥曼没办法在太阳落山前到达。幸运的是，12月的瑞典太阳很早就下山了，奥曼费了好大劲儿才按时赶到颁奖典礼现场。
在他的获奖演讲中，奥曼感谢让他的同胞回到耶路撒冷的主，赞誉他是“心善，行善”。他还对“博弈论之母，奥斯卡莫根施特恩”表示了感谢。5博弈论的典型特色是不考虑道德、宗教以及人类的同情心。博弈论的参与者不以判断对错的道德情感作为动力，而纯粹以理性思维行事。那么为什么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看到了道德行为？奥曼解释说、一些理性行为可能看起来像是道德行为，但实际上它的推动因素是害怕罚。在获奖演讲中，奥曼对比给出了一个例子。
当被交警拦下时，理性的人不会进行贿赂，不是因为他认为这个举动是错的，而是因为他害怕他的贿赂行为会被交警告发。作为回应，交警也不会接受贿赂，同样不是因为这种行为本身是错误的，而是害怕他接受贿路的行为会被司机告发。因此，害怕和不信任能够带来看上去眼道德行为相似的结果，但其实不然。当然也有是道德行为，而不是理性行为的时候，例如：自我牺牲。
但这更难通过数学的方式进行描述，尚未成为博弈论的一部分。鉴于博弈论假设人的行为是理性的，一位博弈论学家坚持宗教规定和习俗不令人吃惊吗？奥曼不这样认为，他说：“博弈论不研究‘理性”方式在道德上、伦理上是不是正确，它只是研究理性的、关心自己利益的个体会做出什么样的行为。”如果人们实际上关心的是道德上、伦理上的正确，这当然限制了博弈论的适用范围托马斯·C。谢林（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二战”结東后不久，美国和苏联开始制造核武器为战争做准备。
这两个超级大国储威了数百枚原子弾，每一枚原子弾都足以摧一座大城市。冷战初期让人心惊胆战、没有任何手册可以解释冷战如何进行，或预测将会发生什么。苏联是否按兵不动，看美国会不会率先进攻，或者它认为先发制人对自己更有好处？侵如苏联真的考虑先发制人，那么美国是否应该抢在苏联出兵前狠根地进行攻击？这些看上去像是有趣的学术问题，但实际上美国和苏联数以百万计居民的生命被放在了天平的两端。
哈佛大学一位聪明的青年学者托马斯谢林对此进行了详尽的思考后，给出了一些令人振奋的深刻见解。年，谢林从哈佛大学博士毕业后，期望加入哈佛学者协会，成为一名有声望的初级会员。但是，他的事业道路绕了一个弯，谢林受邀加入美国政府，在战后重创的欧洲施行马歇尔计划。谢林被派到哥本哈根，在美国外交官埃夫里尔哈里曼的办公室里工作。谢林在接触过国际谈判后，深深迷上了它。他立誓回到美国后一定要对此进行研究。
结语
回国后，他在耶鲁大学得到了一个职位，开始进行研究。拥有谈判策略的第一手资料，他开始对属于他那个时代最危险的国际冲突一一冷战进行研究。谢林认为，理解冷战的关键在于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思考问题。苏联是怎么想的？它想要什么？它希望美国做什么？谢林在多数情况下希望苏联想的眼美国差不多。谢林把美苏两国看作同一高风险博弈下的理性参与者。他推断，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威慑，也就是说双方都要有给予有力报复的能力。假如预计不能把对手一网打尽，而且对手又有能力给予摧毁主要域市这样有力的反击，那么没有一方会愿意率先进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