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那间医院看白癜风好 https://disease.39.net/yldt/bjzkbdfyy/引言
西方经济理论在其各个发展阶段上，不论是作为对前人研究成果的继承和发展，还是作为对现实的反映，都具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除了个别例外，这些特征又总是程度不一、组合不均地在同时代各流派的理论观点中得到体现。
如果评价西方经济学说各个流派，只指出它们不超出资产阶级眼界、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等阶级本质上的共性，而不再继续深入作具体分析，这样做虽然并不错，但却是远远不够的，它容易引起一种误解，在西方经济学的对立流派之间，除了根本立场上的一致性以外，从理论观点到分析方法、乃至政策主张都是针锋相对的。这显然有碍于我们正确地认识西方经济理论的现状及其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影响。
具体到弗里德曼与托宾的货币理论来说，它们同作为深受凯恩斯流动偏好理论影响的结果，同作为解释战后美国经济现实问题的理论产物，其内在一致性确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在考察对象上，两人无疑都以资本主义宏观经济运行作为主要对象（显然他们也都并不排斥微观经济分析），并且都只研究了其中的一个问题一－货币的传递机制问题。
在西方，宏观经济学一般研究两类问题：一类是总供给问题，它研究既定的名义收入变动如何在价格水平变动和真实产量变动之间的分割；另一类是传递机制及货币与真实经济之间相互联系的问题，它探讨各种外生因素及政府干预造成的干扰如何导致名义收入的变动。显然，弗里德曼与托宾的货币理论都无法解决第一类问题，因而都避开了它，而专心致志于货币传递机制的分析。
这种考察对象上的一致性，反映了战后西方经济学家致力于为国家干预提供政策依据的一致性，而且说明，宏观经济分析在当代西方经济理论中尚属“未完成的”、待探讨的部分，既未形成规范体系，更未达到“科学”境界。这也许正是当代西方经济学家的争论、分歧总是集中于宏观经济分析的理论背景。与此不同，微观经济分析在西方经济学家眼里已是基本“定型”、堪称“科学”的完整体系，因而得到多数经济学家的一致认可。
在理论渊源上，两人都继承了凯恩斯的资产选择理论，又都在凯恩斯的流动偏好说基础上大大拓广了资产选择范围（而不是局限于货币和债券之间的选择），使其理论分析更接近于现实经济活动。在具体的资产结构分析中，他们都继承了瓦尔拉的一般均衡分析的总量限制原则，并引进了资产替代性的分析。同时，他们也都继承了魏克赛尔的货币均衡理论的基本思想，用市场利率与真实利率的差别，或市场价值与重置成本的差别来解释真实资本投资的原动力。
当然，在弗里德曼与托宾关于货币传递机制的复杂分析中，凯恩斯、瓦尔拉、魏克塞尔等人的上述基本思想由于其本身内在的师承关系或必然联系，是不宜象本文所列举的那样明确划分彼此的。在分析方法上，弗里德曼与托宾都程度不同地强调名义变量（或金融变量）与真实变量的区别，并都试图通过寻求联结货币与真实经济活动的桥梁来建立对于现实经济的动态分析。尽管弗里德曼的分析还很难摆脱传统的货币中性论的窠白，但是如前所述，他对旧的货币数量说的离异倾向也是比较明显的。这反映了“凯恩斯革命”以后，西方经济理论把货币分析溶于真实经济分析的总趋势。
在具体的货币传递机制分析上，弗里德曼与托宾实际上都遵循着资产结构调整的相同路线，只不过对调整的契机采用了不同的描述。按弗里德曼的说法，是通过相对价格结构的变动引起资产结构的调整，托宾则说是通过相对利率结构变动引起资产结构的调整，但由于对于同一资产收益来说，利率（或收益率）不过是价格的倒数，所以两种说法的意思是一样的。以致弗里德曼坦率地说，在传递过程的本质分析上，他与凯恩斯主义者并无分歧。
同时，弗里德曼与托宾都强调自己的理论模式对于动态分析的适应性，并都通过采纳对方所推崇的分析方法来扩大自己的理论模式的可接受性。这种情况反映了战后西方经济理论力图克服静态分析之欠缺，使经济分析动态化、复杂化的总趋势。在政策主张上，弗里德曼与托宾都强调货币政策的重要性，这是以战后美国通货膨胀趋势日益严重为背景的。
从托宾力避“财政主义者”之嫌可知，已不宜按照战后初期凯恩斯主义的流行观点，来看待今日美国后凯恩斯主义者的货币政策主张了。尤其是托宾，他从40年代末、50年代初起就致力于建立货币增长理论，注重货币政策效果的研究，把他划归“财政主义者”的确有欠公允。上述比较分析表明，弗里德曼与托宾在货币理论上既是各持歧见，各具特性，又是互相渗透，互有共性的，这是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决定的。
因此，依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待西方经济理论的发展和现状，就不宜把其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演变和推进简单化为“万变不离其宗”，也不宜把当代主要流派之间的分歧、争论简单化为“水火不相容”，而应该紧紧把握理论由以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区别各家立论的假定前提和考察范围，加以具体的分析、评价。
首先，对于两家货币理论孰优孰劣的问题，既不能“各打五十大板”，更不宜简单地加以肯定或否定。例如，面对。7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滞胀困境，就作出“凯恩斯主义已经破产”的断言，或依据目前美国经济确已走出滞胀的事实，就为“货币主义胜利了”的赞歌唱和，这两种态度都是不科学的。应该看到，第一，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矛盾统一体，私人固定资本更新的规律从而经济的周期性变化规律在当代因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形，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只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不应该把现实经济的上下波动完全归咎于哪一家经济理论的功败得失。
第二，由于西方经济理论总是具有强烈的实用主义倾向，而又回避对资本主义经济内在的本质联系的分析，因而，就某一局部经济现象而言，每一家理论都有其一定的现实合理性，但就资本主义经济整体而言又无一能作为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近代西方经济学界就认为，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对制止通货膨胀较为有效（如主张控制货币增长率、采取发行政府债券的赤字弥补方式等），托宾的货币理论对拯救失业较为有效（如主张以反映真实投资水平的“q”为干预指标，采取增发钞票的赤字弥补方式等）。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事实上，里根上台后所执行的货币政策就是一种包括了后凯恩斯主义和现代货币主义主张的混合体。年起卡特任内就开始采取的、并由里根政府继续执行的严格控制货币增长的做法，固然对控制通货膨胀发挥了效力，而联邦储备银行于年10月起以创纪录的9.3%的年增长率扩大货币供给，对于年底起经济回升势头的日益加强，显然也起了促进作用。可见，里根政府并不是在完全摒弃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前提下采纳弗里德曼的控制货币增长率的建议的，而是根据经济形势的需要，对二者采取了兼收并蓄、“相机抉择”的作法。
而且，即使在弗里德曼与托宾之间，双方也是经常根据形势变化，吸取对方的理论原素，改进自己的货币分析的。最明显的例子是年的美国银行法。该法的制订，弗里德曼是有汗马功劳的，但该法的一些具体条款则正是为了消除托宾所分析的货币供给“内生性”，从而加强货币控制有效性而制定的。这些事实都反映了弗里德曼和托宾各自所代表的货币理论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长期并存、相互渗透的客观必然性。
结语
实际上，在当代西方经济学界，货币分析和货币政策效果研究已成为许多经济学家趋之若鹜的热门课题。总之，尽管弗里德曼与托宾在具体理论观点上的争论显得互不相让，但资本主义经济现实发展的需要，使他们在货币理论的考察对象，对前人研究成果的继承、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张等方面都显示出日益明显的“合流”趋势，以致于弗里德曼就曾说：“在一种意义上，现在我们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了；在另一种意义上，谁也不再是凯恩斯主义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