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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个星标吧朋友们
我们之间,就差一个置顶星标
当地时间11月7日,据美联社报道,美国民主*总统候选人、前副总统拜登赢下了内华达州和宾夕法尼亚州,达到张选举人团票,赢得大选,将成为美国第46任总统。然而,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当天发声称,不会向拜登认输,将对选举发起法律挑战。
美国大选可谓跌宕起伏、反转又反转,让大家在“吃瓜”的同时不禁发问:美国引以为傲的民主制度,究竟怎么了?也许在《理性选民的神话》这本书中,我们能找到答案。
《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策》
[美]布赖恩·卡普兰著
刘艳红译
定价:58元
上海人民出版社丨.10
一个公司的雇员如果把花10美元买进的东西,以8美元价格卖出,这样的行为不可能持续太长时间。在一个家庭里,如果人们不断做出类似的举动,则会使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一辈子遭殃。而一个大规模浪费国家资源的*客,却有可能前途无量。
——罗纳德·科斯(RonaldCoase)
《评托马斯·黑兹利特》
下文为著名经济学者薛兆丰为《理性选民的神话》一书所撰序言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著作,是一张对准民主机制拍摄的X光片。它透视了一条始终存在,但从未被清晰展露的逻辑通道,那就是“民主制度产生不良*策”的因果链条,或“选民自愿选择下策”的制度缺陷。我认为每一位谈论“民主”的学者都应该阅读此书。
大部分知识分子深信,公共*策领域存在“大数定律”,即大部分人在大部分场合都是正确的。知识分子们由此推断,只要决策者充分听取民意,并且始终听取民意,公共*策就会如同绑上了卫星导航仪,哪怕起点多么偏远,迟早都能回归正确的轨道。
然而,事实不尽如此。经济学家们发现,大量理论上和实践上都站不住脚的经济*策,如最低工资法、贸易壁垒、农业补贴等,被世界各地反复推行;而大量早被证明是利大于弊的经济*策,如民营取代国营、货币补贴取代实物福利、民间办学取代公立办学等,却一再遭到质疑和阻碍。
如何理解这种“民意倾向”与“经济良策”长期分庭抗礼的现象?经济学家们所提出的解释和对策,经历了四个渐进的阶段。
第一阶段是“垃圾进、适当加工、垃圾出”之说。经济学家们认为,不良*策之所以受欢迎,主要是由于老百姓缺乏经济学知识。19世纪法国经济学家巴斯夏(FrédéricBastiat)就指出:“伪劣经济学知识之所以能够指挥内阁成员,只是因为它在国会议员中深受欢迎;而之所以如此,则只是因为它在选民中具有代表性;而选民之所以对此耳熟能详,则只是因为它在公共舆论中根深蒂固。”
似乎只要普及经济学教育就能解决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PaulSamuelson)曾乐观地写道:“只要由我来写经济学教科书,我就不在乎谁来制定国家的法律,谁来起草缜密的条约。”然而,多年过去,情况并没有得到多少改善。孜孜不倦从事教育的经济学家们发现,哪怕是那些在课堂上通过考试的学生,遭到具体的事件,也往往因为感情受到触动而轻易站到了经济分析的对立面。
《萨缪尔森自述》
[美]保罗·A.萨缪尔森著
吕吉尔译赖建诚校
定价:85元
上海人民出版社·格致丨.8
第二阶段是“珠宝进、不当加工、垃圾出”之说。由于经济学普及教育收效甚微,经济学家们开始在选民以外找原因。他们指出,既然老百姓是不良经济*策的直接受害者,那就没有理由假定他们是愚蠢的,否则就与经济学中“人是理性的”这一基本假设相违背了。
结果,这批学者瞄准了民主决策机制。他们认为,老百姓虽然在整体上受到不良经济*策的伤害,但个体受损程度不高,而且他们位置分散,互不相识,联合起来修正经济*策的难度很大;与此对照,形形色色的利益团体,虽然为数不多,但牵扯的利益巨大,互相认识,容易协调。也就是说,不是老百姓愚蠢,而是民主的机器更容易被利益团体利用,才产生了不良的经济*策。
第三阶段是“珠宝进、适当加工、珠宝出”之说。以唐纳德·惠特曼(DonaldWittman)为首的一批经济学家,把传统芝加哥学派的市场理论贯彻到底,对第二阶段的学说提出了有力批评。惠特曼在年出版的《民主失败的神话》中论证:*治市场与经济市场一样有效。
惠特曼指出,人们在超市里之所以敢拿起牙膏就去付款,并不是因为他们懂化学,而是因为牙膏有品牌。而品牌接受公众的监督,才使得数量不多而且利益集中的厂商,无法劫持数量庞大而利益分散的消费者。这个机制同样适用于公共事务。事实上,人们对*治人物的道德品质要求特别高,对其丑闻也特别关心,这就说明公共领域和市场领域一样,也存在“一旦逮住即加倍惩罚”的机制。*治会出问题,市场也会出问题。但既然都有合理的惩罚机制,那么长期而言,那些顺应民意而产生的公共经济*策,就应该跟顺应消费者而产生的商品一样,是优质和与民意相符的。
《不平等的民主:新镀金时代的*治经济学分析》
[美]拉里·M.巴特尔斯著方卿译
定价:48元
上海人民出版社丨.5
第四阶段是“垃圾进、不当加工、垃圾出”之说。惠特曼的理论令传统公共选择学者非常不安,因为后者一下子被逼到了“三难”境地。他们既不愿意擅自改动理性人假设,把人说成是不理智的,又不愿意把不良的公共经济*策说成是与广大选民的切身利益相符的,他们当然也难以反驳惠特曼为*治市场的效率所作的辩护。
突破口出现在年乔治·布伦南(GeoffreyBrennan)和洛伦·洛马斯基(LorenLomasky)合著的《民主和决策》之中。这两位学者提出了“民主投票的表达性作用”的观点,即人们之所以参与投票,并不是为了改变选举结果,因为简单的统计学原理就能证明,每个人的选票对选举结果产生边际影响的概率极小,远远小于他们在投票路上遇到交通意外的概率。从这一点来看选民去投票的行为是得不偿失的。合理的解释是,选民之所以参*议*,不是因为自己真能改变选举结果,而是为了显现自己的品德,达到标榜的作用。同时,也恰恰是由于深知自己的投票对选举结果的影响接近于零,选民才不关心不良经济*策对自己造成的实际后果。
布赖恩·卡普兰教授的这部《理性选民的神话》,是第四阶段学说的重要依据。作者提供的实证数据表明,大部分人对经济问题的看法,与职业经济学家的看法存在系统性的差距。用作者的话来说,这些差距可以归结为四大偏见:
(1)排外偏见——凡是涉及对外关系的经济*策,老百姓比职业经济学家更倾向于朝着“外国人剥削本国人”的方面理解。这解释了大量贸易保护主义*策挥之不去的现象。
(2)就业偏见——人们普遍认为工作职位本身就是经济发展的目的,而职业经济学家则视之为手段。这解释了人们普遍拥护“保留岗位”或“创造就业”的经济*策的现象。
(3)反市场偏见——尽管经济学家异口同声地认为“供求”决定了价格,但老百姓普遍不以为然。这解释了形形色色的价格管制*策大行其道的现象。
(4)悲观主义偏见——尽管经济学家们倾向于相信经济情况总体在不断改善,但老百姓往往感觉经济情况越来越糟。这解释了人们积极呼吁社会福利的现象。
卡普兰指出,人们如果在市场上坚持错误,那么他们就会受到相应惩罚。例如,把豆腐买成白菜,那就只能吃白菜;偷懒,就会遭到减薪;理解新闻时感情用事,就会蒙受股市中的亏损。然而,人们如果在*治上坚持上述四类偏见,则不仅能通过“民主投票的显示性功能”,从友侪的认同中获得极大的满足,而且由于自己的选票对选举结果没有影响,所以也不会产生多少“屏除偏见以免遭不良*策之苦”的积极性。
这样,《理性选民的神话》就为审视民主制度提供了一套独特的视角。它锁定并解释了大量诸如此类的现象:许多人高喊“支持民族工业”,私下则追逐舶来品;他们积极呼吁*府“创造就业”,私下则光顾低成本的商品;他们理直气壮地反对春运火车票提价,私下则托关系找*牛;他们忧心忡忡地反对城市化过程,私下则想方设法在城市占据一席之地。人们这种在言论上夸夸其谈,在行动上精打细算的两面性,恰好是“不同约束条件下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典型表现,卡普兰把前者称为“理性的胡闹”(rationalirrationality)。
要减少“理性的胡闹”产生的不良经济*策,最好的办法不是广泛和持续地听取民意,而是一开始就避免把问题交给民意。只要可能,就尽量让市场的“个人选择”来取代民主的“公共选择”。例如,消费者到底要购买哪个厂商的商品,这个问题本来就可以而且应该让每个消费者在市场上作个人选择,那就不应该把“要不要民族工业”的问题交给民意,让民意通过民主机制作公共选择。同理,教育、保险、医疗、住房等问题,也都可以尽量交给市场,由分散的消费者独自决定。只有这样,才能尽量避免公共经济*策因民意放纵而产生的偏差。
《理性选民的神话》作者卡普兰博士是我在乔治·梅森大学经济系求学时的老师,译者刘艳红博士则是当时乔治梅森大学经济系的访问学者。应邀为师友的作品作序,是我莫大的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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