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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张论战
年,杨小凯与林毅夫就“后发劣势”与“后发优势”展开的争论,为国人瞩目。12年后,又一场论战在追思会上上演,一方依旧是林毅夫,而另一方则换成了张维迎。林张从《修正的斯密增长模型》开始辩起,针对*府与企业家、*府与市场的关系展开讨论,论战焦点为,现代社会中的市场经济领域,*府到底该如何作为。整个论战几乎呈一边倒的局面,多数学者选择支持张维迎,只有*有光和林的学生肖耿等部分学者支持林。
林毅夫认为,过去35年,中国*府做的绝大多数都是正确的,如果没有“绝大多数的正确”,中国不可能连续35年保持每年平均9.8%的增长,也不可能成为现在唯一快速发展的新兴大国,并且没有发生经济危机。*府做的95%以上都是正确的,可能有5%需要改进的空间。针对焦点问题,林毅夫的主张非常明确:讨论的重点不应该是“*府要不要干预”,而是哪一种*府干预能够真正促进经济发展,哪一种干预会失败。*府协调,有可能失败,但是没有*府协调更失败。
而张维迎以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为例,反驳道:如果研究上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会发现所有事情都离不开国家,但这不能证明没有国家参与,经济发展就不可能。相反,我们会发现,如果没有国家参与,经济发展有可能更好。比如那个时候,如果没有国家、没有*府的参与,人们就无法使用铅笔,因为铅笔是国有企业生产的。可现在,国家不再生产铅笔,但是市场上铅笔非常多。因此,没有国家和*府的参与,经济发展可能会更好。
张维迎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经济成就,是由于国家和*府减少了运用行*力量直接干预经济过程、直接参与经济过程乃至对一些经济活动所施加的垄断。现在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原本减少了的*府干预又在抬头。也因此,张维迎表示了某种“悲观”:现在还很难判断经济改革成功与否,随时都可能倒退,甚至可能摧毁原来取得的成就。
张维迎主张,*府要做的就是创造自由、法治的环境及对产权制度的保证。而林毅夫则针锋相对,他并不认为法治和产权不重要,但一些观点有点似是而非。产权对小企业、中型企业是有效的,因为所有者与经营者是同一个人。但是,对于大型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必然分离,经营者一定是带领人,在那种情况下竞争的市场更为重要。林毅夫还提到了包含税制改革、贸易自由化、私有化、放松管制和强有力的产权保护等一系列观念的“华盛顿共识”,他认为坚决执行“华盛顿共识”的国家几乎都以失败告终。特别是智利,执行得非常彻底,但是二十多年过去了,其产业发展乏善可陈。
那么,一个经济体在赶超的时候,是否需要*府参与,还是仅仅依靠市场发展?张维迎不主张*府干预,他信奉企业家精神,而*府的责任仅仅是为自由市场建立法治框架与有效的产权保护。而林毅夫却认为,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企业必需*府,因为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也必须完善基础设施、改善人力资本以及改善金融和法治,这些都不是单个企业家可以做的。他以美国为例,说经济成功的国家都有产业*策。要研究的不是要不要产业*策,而是研究哪种类型的产业*策可以成功,如此更有积极的意义。
从学术理路分析,张维迎是纯粹的理论分析,融合了奥地利经济学派与英国古典经济学,坚持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张的观点与当年支持“后发劣势”的杨小凯如出一辙,他从洛克《*府论》的立场出发,以法治和财产保护为切入口,倡导宪*与公民权利,以此制约有可能变成魔*的*府。他反对经济学、经济学家成为效率的工具,提倡保障人的权利,要让人因发展而获得更多的自由,而不是相反。
而林毅夫的新结构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有点类似于德国的历史学派。历史学派也称庸俗经济学派,它强调经济发展的历史性和国民经济的有机体现,代表德国产业资本的利益,对抗英国古典*治经济学。当然,林的新结构主义绝不等同于历史学派,他所理解的新结构主义是供给学派、凯恩斯需求管理及国家主义的混合产物。林深谙国情,但却过度追逐效率,忽视人的基本权利。理论方法和历史方法需要结合在一起。单纯的理论分析或历史分析,都不足以把握复杂的现实。
纵观整个论战,不难发现林和张的争论并不在同一个层面上。根据德国弗赖堡学派领*人物欧肯的经济思想,经济*策理论可分为经济秩序与经济过程。所谓秩序*策,是指国家必须确定经济主题都必须遵守的法律和社会总体条件,以便使一个有运作能力和合乎人的尊严的经济体制得到发展。国家必须为竞争秩序确立一个框架,并不断保护这个框架。而所谓过程*策,是指在既定的或者很少变化的秩序框架和国民结构下,所有那些针对经济运行过程本身所采取的、并影响价格-数量关系变化的各种国家干预调节措施手段的总和。
林张之争,就是欧肯所说的,经济秩序与经济过程之别。事实上,林毅夫并不完全否认法治、产权的重要性;张维迎也不主张*府不确立经济秩序,实行完全的自由放任。如此看来,两者还是有交集的。
但是,两人的弱点也比较明显,尤其是林毅夫。林高度重视经济过程,却忽视经济秩序。这在当年他与杨小凯论战的论文中彰显得淋漓尽致:由于发展阶段、文化传统等路径依赖的因素的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创新和发达国家的制度比起来,可能非驴非马,也可能随着经济基础的进一步提高,需要在将来被扬弃,但只要能推进经济的发展,就是好的制度。而张维迎则认为“大量的事实证明,*府无论怎么做都不可能做得更好”,俨然一副“*府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自身反而成了问题”的立场。事实上,除了建立自由、法治的框架及财产的有效保护,*府可以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中国的经济学向何处去
年,年轻的杨曦光(杨小凯)发表《中国向何处去》,振聋发聩,且为世人瞩目。杨小凯为之付出十年的铁窗生涯。
年,杨小凯逝世十周年至今,与会的诸位经济学家发出了“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的叩问。
与会学者讨论的焦点之一是经济学本土化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在中国转型的大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学该如何发展,中国经济学人应该有自己的学术自信,应该建立一个自己的学术体系。当下,高校经济学学术模型都在模仿欧美日本,这种模仿到底对中国经济学的学术发展有没有作用,需要打一个问号。可以肯定的是,亦步亦趋肯定不利于中国经济学发展框架的建立。
焦点之二,是经济学的学科教育问题。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学将来的发展道路必然是多元化的,其背后一定有经济学教育的多元化。教育的多元化不仅需要海归人才,也需要国内人才,而不是前者完全压倒后者。压倒性的人才比例不符合经济竞争创新的观念。从这个理念来看,国内经济学教育的课程设置也是类似的。经济学教育课程既有理论性的课程,也有实际案例。就实际情况而言,台湾的教材在本土化方面比大陆做得好得多,期待大量涌现用西方的经济学原理探讨中国案例的教材。事实上,在民国时期,清华、北大、南开等大学的经济系对于民国经济做了很多调查研究,留下了许多经典案例。另一方面,目前中国经济学教育中最稀缺的是经济思想性的课程。经济思想史这门课程在西方很多高校非常受重视,但在中国,很多高校都把它砍掉了。
焦点之三,是主流经济学界数学模型与制度经济学、奥派等流派的纯思想性高下之争。这一点从张五常和*有光对杨小凯学术评价的各有侧重就得到了充分体现。对此,杨小凯生前有过这样的表述:我不能苟同科斯贬低和否定数学模型的态度,我也不同意盲目崇拜数学模型而贬低科斯、诺斯、张五常等人的高深思想的意义。在我看来,目前最好的经济学数学模型所表达的思想比哈耶克、科斯、诺斯、张五常等人的思想要浅薄得多。新古典经济学派为了用数学框架来组织思想实验,的确遗弃了不能用数学来描述的很多古典经济学的精华。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数学对形成主流学派的意义。高明的思想家和高明的发展数学模型的经济学家应互相尊重、分工合作而不是相互轻视和排斥。
会后还引发了许多学者的深入讨论。尤其是林张论战,更是让一些学者追问经济学到底是思想还是工具?有学者极其尖锐地批评道,经济学的教育属性才是其本质属性。货与帝王家,为*府建言献策,均是经济学的份外之事,思想只是为了思想而存在。对于林毅夫这样的经济学家,布坎南曾下过这样的定义,他们是宫廷理财家。而为本次追思会倾注巨大精力的韦森教授如此总结道:无论各位同仁观点多么不同,至少在有一点上是一致的,那就是观念的变迁在社会制度变迁中起着根本性作用。事实上,哈耶克一生和诺思晚年也都强调思想观念的变化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今天的争论让我想起了凯恩斯与哈耶克两人长达半个多世纪激烈、尖锐、不乏尖刻言辞的理论论战,但这不影响他们私下的个人友谊。这是今天我们要提倡和效仿的。但在21世纪,我们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市场经济国家,到底什么才是一个良序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基本制度构架,中国的经济学为之该向何处去,这才是我们今天所要进一步思考的。
(作者为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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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凯简介:
澳大利亚经济学家,华人,原籍湖南省湘潭县,出生于吉林省敦化县。他最突出的贡献是提出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方法和理论。他已出版的中英文专著包括:《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使他获得了世界级的成就和同行的推崇。杨小凯曾经被两次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年和年)。年7月7日年在澳大利亚去世,享年5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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