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企业管理国际化研究论坛作者：刘润泽、巩宜萱摘要：近年来，定量研究在公共管理学科的研究中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定量研究被滥用的现象也层出不穷，使得公共管理学科的实证研究在发展上偏离了原本的实证研究本质。本文以《公共管理学报》创刊十五年来的定量研究文章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统计描述和问题聚类。研究发现：《公共管理学报》十五年来的定量研究文章中，存在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三大类：第一类是研究选题的平庸，主要表现为用复杂方法验证常识、研究所得结论域大于问题域，第二类是研究方法的平庸，主要表现为代理变量不匹配、R2过小或被抹去、轻率设定因果关系和控制变量、数据来源缺乏信度、样本选取不符合科学抽样原理；第三类是研究预设的平庸，即假设过于理想化，脱离现实。要解决定量研究在公共管理学科中的滥用问题，就是要针对这三大平庸问题，让定量研究回归实证研究方法的本质。关键词：公共管理；定量研究；实证研究；方法滥用；聚类分析▎引言公共管理领域的实证研究是作为社会科学领域实证研究的一部分而存在的。社会科学领域的实证研究源于罗哲尔·培根（RogerBacon）到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Bacon)再到奥古斯都·孔德（AugusteComte）的思想凝结，指的是对真实世界的研究，即通过观察，发现真实世界中的问题。当时一部分社会科学家们倡导实证主义，旨在改变主观臆测和单纯思辨的研究取向，向自然科学学习，探索基于观察的、以事实为依据的知识，强调对社会科学中的真理及科学精神的追求。作为实证主义的集大成者，孔德认为“实证的”（Positive）就是现实的而不是幻想的；有用的而不是无用的；可靠的而不是可疑的；确切的而不是含糊的；肯定的而不是否定的[1]。这样，社会科学只有沿着与自然科学相同的“观察—发现问题—提出假设—实验验证—得出结论—普适性扩展”的研究流程开展，才能成为一门科学。从那个时代开始，在社会科学的实践中“寻求科学”,“寻求经验去支持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包括“寻求研究程序、方法、结论都体现出客观性”的宗旨等,是众多社会科学家共同的希冀[2]。自孔德开始，一种向自然科学学习的“看齐意识”、“学习意识”开始弥漫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近50年以来包括社会学、经济学、*治学、管理学、教育学、人口学在内的社会科学总体向更为严格的科学主义取向、更为专业的方向发展，这在相当程度上是以统计学的广泛运用和量化研究为基础的[]。研究方法是人们在长期对自然和对自我的认知过程中发明和创造的认知工具，目的在于帮助我们客观真实地认识我们的物理、心理和伦理世界[4]。然而，很多研究者却逐渐开始忽视社会现象的复杂性，认为自然科学的方法，特别是数理统计的方法是万能的。公共管理学是一门关于社会治理的科学[5]，是担负着重建社会治理模式使命的新学科[6]。作为实证研究方法之一的定量研究能够为公共管理学科提供新的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大大促进了公共管理学科研究的规范化。公共管理研究中的定量分析，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提供公共管理研究的科学化导向，这种导向可以计量公共管理的效率、公平问题，可以比较分析社会福利的增减问题等。《公共管理学报》创刊十五年来，不乏使用定量研究的作品。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大量科学数据的逐步公开和统计学方法的迅速发展，以及公共管理价值取向的效率偏好[7]，定量方法在国内流行起来，《公共管理学报》也是如此，加上国内外部分学者对定量方法的大力推崇，有一种把定量研究等同于实证研究甚至等同于“科学”的“危险”倾向。那么，当我们的研究中有了定量研究这个要素，是否就是“科学”了呢？邓肯（Duncan）认为，定量并不等于科学推理，“计算”也不是“做研究”的同义词，统计学更非科学方法论充分完整的基础，过分强调定量方法运用的研究，毫无疑问是一种机械教条[8]。现在，经济学领域对这些问题有所反思，如张五常在年9月29日深圳大学的演讲中指出，“经济学的重点是解释世事而不是被数学方程式所约束，今天经济学的没落主要是因为从事者懒得考察真实世界，很多回归统计好看但不可靠”，汪丁丁认为，社会领域的概念很多是难以找到完善的概念格的，也就是难以有一个完整的结构，而数学家对社会科学的贡献是围绕着概念的可操作化这一根本性问题的；*治学领域对这些问题一直在争论，如葛传红指出，定量方法日益繁杂、深奥，出现“为定量而定量”的状况，并且定量学者的学术著作日益“小众化”和“圈子化”，定量研究的弊端日渐显现[9]；管理学领域对这些问题也一直在思考，如蓝志勇指出，好的定量研究的基础必定是价值思考，用定量工具的目的也是论证价值思考不易厘清的问题和对答案不清楚的问题提出判断的佐证[10]；管理学研究者从实践导向的扎根实践观察，到读文献、发问卷、跑软件的“精致化”研究流程，与客观真实性的距离反而越来越大了；那么公共管理学科是否也应该反思这些问题呢？基于定量研究的地位是否被盲目地抬高、作用被盲目地放大的质疑，我们对《公共管理学报》十五年的定量研究文章进行了回顾，并对其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聚类分析，旨在发现并找到公共管理学科在定量研究中所存在的弊端。▎《公共管理学报》十五年来定量研究文章的基本情况首先，本研究对《公共管理学报》—年这十五年来的定量文章进行筛选，筛选过程共分为三步。第一步，在中国知网CNKI和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分别下载《公共管理学报》—和—年的题录数据，并下载全文。第二步，设置OR关系连接的“定量”、“量化”、“实证”、“回归”、“检验”、“抽样”、“SPSS”、“STATA”、“差分”等词汇的检索式，利用python对十五年来的篇文章全文进行识别筛选。第三步，对筛选出的文章进行人工核验，最终得到10篇利用定量研究解决公共管理领域问题的文章，占十五年文章总量的4.8%。然后，我们对筛选核验后得到的10篇定量研究作品分年度进行了数量和占比统计，并对题录数据中的文章关键词进行了词频排序。《公共管理学报》创刊以来各年度的定量研究文章数量及在文章总数中的占比情况如图1所示。—年，定量研究文章占比较低，均小于20%；自年起，定量研究文章占比明显升高，均超过0%，年更是出现了2篇定量研究的文章，占比达到了54%。图1《公共管理学报》定量研究文章的年度分布及在总体文章中的占比情况10篇定量研究文章中词频超过4次的关键词排序情况如图2所示。有1篇文章都将“影响因素”作为关键词，频数最高。“地方*府”、“社会资本”、“面板数据”、“农民工”、“经济增长”、“*府绩效”、“*治信任”等关键词出现频率紧随其后，均不少于5次。这些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使用定量研究的文章多是研究某些影响因素，或者计算*府绩效、财*支出，或者比较城乡差异、经济增长情况等，数据上多使用面板数据或其他来自于地方*府的数据。图2《公共管理学报》-年定量研究文章关键词词频排序▎《公共管理学报》十五年来定量研究文章的聚类分析我们又对10篇定量研究文章利用Matplotlib数据库构建聚类展现模型，结果显示，规范的定量研究文章为篇，占比约2.6%，而其余篇定量研究文章则在聚类中呈现出八类问题，占比约67.4%。这八类问题的聚类情况如图所示，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公共管理学报》十五年来定量研究文章存在问题的分布情况。其中，聚类一的占比最高，达到50%以上，其余几方面的问题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反映。我们对这八个聚类利用Apriori关联规则算法进行处理。结果显示，在支持度为10%的情况下，聚类一和聚类二、聚类一和聚类三最可能捆绑出现。梳理八类问题，聚类一对应“代理变量不匹配”，聚类二对应“用复杂方法验证常识”，聚类三对应“轻率设定因果关系和控制变量”，聚类四对应“结论域大于问题域”，聚类五对应“R2过小或被抹去”，聚类六对应“样本选取不符合科学抽样原理”，聚类七对应“理想化假设”，聚类八对应“数据来源缺乏信度”。图《公共管理学报》定量研究文章存在问题的聚类展示这八类问题可以归结成三方面的表现，这就是公共管理学科经常提到的“精致的平庸”问题[11]，如表1所示。（1）研究选题的平庸“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用复杂方法验证常识”。例如，有作者采用2—6年中国28个地级市平衡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方法检验环保约谈制度与地方*府环境治理效率之间的关系，评估环保约谈制度的*策效果，选取使用较为广泛的单差法、反事实、倾向得分匹配进行稳健性检验[12]。研究结果表明环保约谈能够有效提高地方*府环境治理效率，约谈当年效果最为明显，之后逐年递减，不具有长效性。该研究利用了很多数据以及复杂数学方法，但最终却得到了一个常识性的结论。二是“结论域大于问题域”。这类问题主要体现在研究人员对结论的随意扩充，使得研究结论没有紧密对应研究问题，本质上是选题的平庸限制了研究的开展，阻碍了有意义有价值的公共管理学发现，从而选择被迫地扩大结论域。例如，有作者用20世纪70年代到如今共5个时代的地方*府计划生育*策施*口号作为研究的数据源，以文本分析法解构收集到的条*策口号，再统计不同年代*策口号中蕴含的绩效观聚焦词进曼-惠特尼U检验、Wilxon组间检验，以期研究我国地方*府“绩效观”的变化，最终得到“我国地方*府的绩效观在持续改进”的结论[1]。整个研究结论似乎“可靠”，但仔细分析不难发现，该研究的研究域是具有特殊性的计划生育工作，是否能对应地方*府“绩效观”这个结论域，值得商榷。（2）“研究方法的平庸”主要表现为五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代理变量不匹配”。这个问题主要体现在解释变量不能真实和充分地代理被解释变量，《公共管理学报》十五年来所有滥用定量的研究中有50%以上存在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将复杂问题粗暴地简单化，妄图用因式分解的方法去求解球面面积。例如有学者研究教育对中国人“二孩”意愿的影响，用不同数值对应公民不同学历层次[14]，然而每个人的教育不是同质的，不同年代、不同地区的教育是存在实质性差异的，这种简化显然对研究的说服力和可靠性造成了极大冲击。此外，还存在一个有趣的现象，不同的研究人员会利用不同代理变量来解释同一个被解释变量，例如研究网民对某事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