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松祚如是说：
作为地球上（或许也是整个宇宙）最高级的生命，人与其他生命型态最本质的区别是人具有面向未来的无限创造性。这种无限的创造性表现为两个最基本的维度。
第一个维度就是人心内在本具自足的道德或精神的创造性，也就是人能够为自己的生命贞定一个方向，不断精进，不断提升生命境界，直达到至善之境界。此至善之境界，儒家称之为圣人，佛家称之为佛，道家称之为至人，基督教称之为基督徒。
一切伟大宗教的终极基础，正是人心本具自足的精神或道德的无限创造性，舍此则一切宗教信念和哲学必然轰然倒塌。
第二个维度就是人心本具自足的知识或物质的创造性，也就是人具有内在的能力，能够发现宇宙自然的运行规律，发现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演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并将这些规律用于改造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从而不断提升人类社会的物质生活和文明程度。
近代科学的兴起，极大地推进了人类物质财富的创造能力，越来越多的人得以摆脱贫穷，成为高收入和富裕人群。人类经济体系从农耕时代进入工业时代，再从工业时代进步到信息时代和智能时代，乃是必然趋势，因为人心内在的知识和物质的创造性是无限的。
达尔文基于“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理念的进化论曾经风靡一时，影响世界超过百年，至今余音袅袅，然而，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基本上无法解释人类的进化。
人类的进化主要不是或者基本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进化，今天的人类在生理机能上与数千年前的祖先没有太大差别。
人类的进化主要是人心本具自足的创造性的不断弘扬和彰显，不断创造出新的文化、制度、科学、技术，不断开辟出人类生活的新境界。从农耕时代到智慧或智能时代，就是人类经济体系令人惊叹的伟大进化，从武力夺权和君主专制进化到民主制度的权力和平更替，则是人类*治体系的伟大进化，今日人类绝大多数乃至全体，绝不可能再回到君主专制的家天下。人类寿命成倍增长，并不是达尔文的“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结果，而是人类无限创造性所创造出来的科学技术进步的结果。
由此可知，研究一切有关人的学问，无论是哲学、经济学，还是法学和社会学，皆必须从深入探讨人心内在本具自足无限创造性入手，皆必须深入系统研究人的创造性的内在规律。
而一切人类制度安排，从最高级的国家宪法制度层面，到教育制度，到公司制度，以至于家庭生活理念，皆必须以最大限度地激励、弘扬、彰显和保障人心内在本具自足的无限创造性为终极目标或皈依。
由此可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绝非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和标签，绝非是少数知识分子的个人诉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乃是作为最高级生命的人所必然具有的本质的要求，更是人类一切进步的总根源，舍此别无其他进步的源泉。
《新经济学》对人心内在的创造性规律的探索才刚刚开始。要真正理解人心的无限创造性，必须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举凡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科学，皆为我们理解人心内在的创造性或创造力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尤其是现代脑科学和神经生理学的进展，将不断地揭示出人的创造性的基本规律，这是最激动人心的研究领域，具有无限广阔的愿景。
《新经济学》连载之六卷二新经济学范式第一部分第七章创造的规律
人类历史的发展演变具有某种不可抗拒的必然性，还是仅仅是一些偶然事件导致的结果？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围绕这个问题争论了数千年。或许我们应该承认，人类历史的发展演变没有逻辑的必然性，只有辩证的必然性或历史的必然性。逻辑的必然性是指人类历史的发展演变过程可以从某种先验的规律推导出来，正如拉普拉斯妖所描述的那样，知道了初始条件和那个必然规律，以后发生的一切就尽在掌握之中。
辩证的必然性或历史的必然性是指人类历史发展演变的历程在事前是根本无法预知或预测的，事后却能够从纷繁复杂的事实里梳理出某种规律，或者说人类历史发展演变从非常长的历史视野来考察，能够看到一种大历史的或长期的规律性，然而人们事先永远无法知道具体的路径。就好比千万人攀登喜马拉雅山，我们只知道大家的终极目标是珠峰，然而每个人究竟如何登顶或能否登顶，却是根本无法预知的。
人的创造性是否具有某种必然性的规律？或者说是否具有某种先验的规律，根据这种规律能够事先预知人的创造性朝着哪个方向迈进？似乎我们只能说，人的创造性只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或辩证的必然性，不具有逻辑的必然性。人的创造性必然朝向人的价值生命或精神生命的提升，必然朝向康德所说的“目的王国”或“自由王国”，迈向儒圣先哲所说的“圣人”之境，迈向佛家所说的“佛或觉悟”之境，迈向康德所说的最高善或牟宗三所说的“圆善”。然而，人究竟通过何种途径、以何种方式、经历多少时间才能达到价值生命或精神生命的至高境界？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的物质文明创造又将采取何种形式，将创造出何种制度和典章文物？恐怕没有任何先验的规律能够描述和预知。
因此，从经验事实的角度来考察，人的创造性所表现出来的基本特征就是不确定性、偶然性、突变、惊奇、路径依赖等。熟悉互联网发展历史的人都知道，互联网的发明并非事先规划的结果，而是多种力量和多个人物摸索前进的结果。如果没有20世纪60年代旧金山湾区的嬉皮士和反*府文化潮流，没有乔布斯和他那些嬉皮士圈子里的朋友，个人计算机是否会出现则很难说，当时包括IBM在内的主流计算机生产商并不看好个人计算机；如果没有盖茨和艾伦这对传奇搭档的碰巧合作，谁也无法预知计算机软件产业会如何发展。微软操作系统垄断整个计算机世界本身就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件事情的起源和发展过程充满偶然性和突然性，很多人都知道其中的故事，此处无须细说。硅谷在每个时代总会冒出几家传奇般的公司—从惠普到英特尔、从苹果到谷歌、从脸书到特斯拉，它们从根本上改变了产业发展方向，然而在这些公司冒出来之前，没有谁知道何时、何地会涌现出这样的公司。正如没有人能预知中国会冒出华为、阿里巴巴、腾讯、京东等令人吃惊的企业，它们不仅重新定义了各个产业的发展方向，而且重新塑造了一个城市的商业形象。考察其他国家的企业发展史，如英国、德国、日本等，莫不如此。这正是人类创造力最奇特的地方：无法预知、充满惊喜、突如其来、随时发生。然而，事后我们却可以从长期的历史现象中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趋势和特征，譬如充满创造性的地区，如硅谷、波士顿、纽约、洛杉矶、特拉维夫、剑桥、东京、深圳、杭州、班加罗尔等，必定拥有多元和开放的文化氛围、高质量的教育水平和人才，全球创新中心多数是多种族的移民城市。但是，即使是生长于那些最富创造性和创新性的城市，人们也无法预知明天会冒出什么样的公司和技术，它们将必定改变现有产业格局。人们唯一能够确定的是，这样的事情必定会发生，却不知道是谁、何时、何地。
甚至人类文明的演化路径也是由那些偶然性事件促成的。经济史学家和金融史学家为此既兴奋又困惑。譬如，耶鲁大学著名的金融史学家威廉·戈兹曼和哥特·罗文霍斯特共同出版了著作《价值起源》，书中众多研究者考察了数千年里那些左右国家命运和改变世界格局的金融创新，故事精彩纷呈，引人入胜。该书前言写道：“值得思考的是，当今的金融大厦或许只是一些偶然的历史事件构成的。倘若时光倒流，上一个千年的历史创新展开，*府债券市场也许会在中国发展起来，而威尼斯城邦也许会最先发明通货膨胀融资。任何试图解释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场发展的理论，都必须能够解释为什么在中国宋朝如此丰富的社会、经济、知识背景下，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却始终未能发展起来。”一些历史学家正是用东西方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场的发明和发展历程的差异，来解释所谓的“东西方大分岔”或“李约瑟之谜”。然而，威尼斯城邦在年发明国债，完全是被外部战争威胁所逼出来的“突发奇想”或“急中生智”，没有人能够预知这个小小的发明会在18世纪引起东西方历史发展的大分岔。
然而，回顾人类历史，我们却又能总结出人类创造历史的一些必然规律和特征，即从偶然性事件里所显露出来的必然性。这正是人的创造性的辩证的必然性或历史的必然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