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抢了东南亚的饭碗？不是中国。许多分析家认为，东南亚的金融危机是由中国制造的。因为中国许多行业的产能过剩、中国的廉价商品源源不断冲击国际市场，抢走了东南亚国家的出口生意，从而引起其经常账户赤字的扩大，并最终导致货币贬值。
可是，这些分析家全然忽视了东南亚地区的内部因素——国内储蓄和外资利用效率低下，银行体系脆弱，*府拖延了必需的宏观*策调整等——对于危机发生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而却把目光投向中国这个北方邻国近年来的贸易扩张这一外部因素。然而，如果仔细考察实际贸易数据，中国作为出口大国的兴起并没有危害东南亚的出口，中国的贸易竞争与这些国家的货币危机毫不相干。
传统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发达国家是新兴亚洲国家的最大出口市场，约占新兴亚洲国家出口总额的一半。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开始成为世界贸易的重要参与者，向经合组织国家的出口稳步增加。到了90年代中期，在向经合组织国家的出口总额中，中国所占的份额几乎翻了一番，从年的8.5％上升到年的16％。
但是，中国市场份额的增加并没有以牺牲东盟四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为代价。在此期间，四个新兴工业经济体——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与台湾地区——在对经合组织的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有所下降，而东盟四国对经合组织的出口份额其实还有所上升，从年的21％上升到年的23％。亚洲贸易形态的变化反映了外商直接投资引导下的飞雁格局，劳动力密集型制成品的生产由新兴工业经济体转向中国和东南亚地区，而东亚四小龙传统的制成品出口则由高科技和高附加值服务业所取代。
行业分类数据表明，中国内地对经合组织出口商品的很大一部分是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在内地的独资或合资企业生产的。从前由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生产的商品现在由内地生产，其中一个原因是内地能够提供大量的廉价劳力和土地。中国内地出口市场份额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亚洲地区区域内部直接投资的作用，中国内地进入世界贸易体系并没有排挤东南亚邻国对第三方市场的出口。
事实上，中国在世界市场的时运与东南亚可以说俱荣俱损。在年至年期间，以进出口商品美元价值的变化衡量，中国和东盟四国共同跻身于世界上贸易增长最快的经济体行列。马来西亚以惊人的18％的年均出口增长率位居第一，其后是菲律宾（17％）、中国（16％）和泰国（16％）。所有这些国家在繁荣时期共同经历了贸易兴旺。而年亚洲出口增长明显趋缓时，中国也未能幸免，该年中国的出口增长仅为1.5％，只有泰国的出口表现不如中国。但总体而言，中国的出口表现与东南亚的出口业绩呈正相关关系，并无证据显示中国的出口替代了东南亚的出口。
尽管中国和东盟四国在国际市场上进行着激烈竞争，但是东盟和中国的贸易格局都是由各国具体的比较优势造成的。在电子产品上，马来西亚和泰国似乎领先一步，但它们仍远落后于日本和东亚四小龙。中国在低端至中端制造业包括机器设备方面具有较强竞争优势。中国和东盟在纺织品和服装方面是竞争对手，但因为贸易壁垒的存在，目前还难看出输赢。
一个比较微妙的问题是，中国的“产能过剩”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邻近经济体。中国从社会主义“短缺经济”向半市场化消费者社会过渡意味着当今中国的消费者更加精明、更加注重质量和价值。随着经济向外商直接投资的开放以及非国有工业的扩张，中国一些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难以与之竞争，它们的产品因质量、价格或服务等因素而不受国内市场青睐。这些国有企业在中国巨大而膨胀的国内市场上都不具有竞争力，那么又怎么能指望它们在国际上更加成功呢？不论国有企业在国内的产销率如何起伏变化，这些企业的表现削弱了东南亚国家出口能力的说法有牵强附会之嫌。
当然，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抑制了中国总体的进口需求，这可能会对东南亚的出口产生一些影响。由于区域内贸易的日趋重要，作为亚洲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内地的进口需求的确会对于该地区其他经济体的出口增长有较大影响。但是，在—年间，除了香港地区，所有邻近经济体对中国内地的出口都迅速上升。中国内地从包括香港地区在内的东亚四小龙的进口每年增长15％，从东盟四国的进口则年均增长20％以上，其中从泰国的进口增长最快，年均增长接近29％。虽然从市场份额角度来看，东盟四国还无法与东亚四小龙对中国内地的出口相提并论，但其份额正稳步上升，从年占中国内地进口额的3.2％上升至年的4.9％，并在年上半年，即亚洲金融危机的前夕，进一步上升至5.4％。
那么，中国至少是从东南亚手里抢走了纺织品出口生意？对于中国的乡镇企业来说，纺织业竞争力的确很强，几乎挤垮了效率低下、经营不善的国有纺织业。同时，来自中国香港、台湾地区和美国的投资者给中国内地带来了技术和市场营销手段，这使中国内地服装纺织业的质量和效率在过去20年得到大幅提高，成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纺织生产和出口大户。即使和低成本的东南亚地区相比，中国内地在服装纺织业的比较优势也很突出。
如果服装纺织品贸易完全自由，那么可以预见，中国将囊括全球纺织品的生产和贸易，专司为世界人口提供纺织品。当然事实上，服装和纺织业存在贸易壁垒，特别是非关税贸易障碍比如配额限制了全球资源的合理利用和比较优势的充分发挥。美国是世界上服装和纺织品的最大出口市场。但是，中国在美国的市场份额受到了美国配额的严格约束，人为地被封了顶。那些坚持认为中国抢了东南亚饭碗的分析家应该考虑这些事实：在东南亚危机发生的前两年，中国对美国的服装纺织品出口数量下降了8％，以美元计的出口金额下降了2％。同期，东盟四国的出口数量和金额都有所上升，只有马来西亚除外。其实，亚洲作为一个整体，包括中国内地、东盟四国和四小龙，近年来自美国市场的出口份额有所下降，主要是因为美国*府调整了进口配额的分配，增加了西半球（墨西哥和中南美洲地区）的配额，而减少了亚洲的配额。
所以，以中国削弱东南亚出口竞争力来解释金融危机的起源完全没有实证数据支撑。东南亚危机的真正根源，很不幸，是在它们国内。它们之所以发生货币危机，首先是因为非贸易部门情况的恶化，例如在泰国，不动产市场泡沫的破裂引起银行贷款违约的增加，并威胁到金融体系的安全。这类金融问题很容易传播到外汇市场。当投资者认为货币估值与基本经济面不再符合时，这时货币汇率就会受到贬值压力。外部因素，无论是对冲基金的投机袭击，还是中国的“产能过剩”或“出口竞争”，至多只是起了很小的作用。
自7月2日泰铢被迫贬值脱离挂钩固定汇率制度以后，亚洲的货币与金融市场发生了一系列急剧的链式反应。菲律宾比索、印尼盾、马来西亚林吉特被国内外企业与投资者大量抛售，纷纷大贬。新加坡元、韩元与台币也连带贬值。到10月下旬，冲击波传到中国香港地区，港币面临空前的压力。汇市的动荡引起各地股市的暴跌，并逐渐影响到地产、制造业与服务业等实质部门。
人民币仍具升值潜力而不是面临贬值
泰铢等东南亚货币的固定汇率制度瓦解、本币贬值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内非贸易部门如房地产的过度投资、经常账户的持续性赤字等，引致固定的平价汇率偏高于均衡水平，通常是使货币高估。
如果有理由确信人民币也存在严重“高估”的问题的话，不妨权宜采取一次性下调即官方贬值。然而大量经济指标表明人民币被严重高估的可能性并不存在。影响汇率水平的一些关键性变量，例如外资流入量、国内物价通货膨胀率、对外贸易余额、货币供应增长等等，都反映了人民币汇率具有升值潜力，而非面临贬值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