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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众创业万众创新
哈耶克其人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又译为海耶克，FriedrichAugustvonHayek，年5月8日－年3月23日）：奥地利出生的英国知名经济学家和*治哲学家。以坚持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凯恩斯主义和集体主义而著称。
他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与他理论的对手贡纳尔·默达尔（GunnarMyrdal）一同获得的，以“表扬他们在货币*策和商业周期上的开创性研究，以及他们对于经济、社会和制度互动影响的敏锐分析。”
哈耶克著有《通向奴役的道路》、《致命的自负》、《货币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物价与生产》、《资本纯理论》、《法律、立法与自由》、《货币的非国家化：共存货币理论与实践的分析》等作品。
知识的分散性
哈耶克发现，“我们必须运用的有关各种情势的知识（theknowledgeofthecircumstances），从来就不是以一种集中的且整合的形式存在的，而仅仅是作为所有彼此独立的个人所掌握的不完全的而且还常常是相互矛盾的分散知识而存在的。”（pp.86-87）这句话乍一看很晦涩，其实道理很简单。通俗地说，那种关于一时一地的具体知识，是分散在全社会中的，是分散在每一个个体中的。
在他看来，社会经济问题其实是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才能确保个人所知道的知识得到最佳的使用。
英国哲学家奥克肖特（MichaelOakeshott）认为知识有两种类型：技术性知识和实践性知识。前者可以通过学习技术手册的方式习得，后者只有在实践中才能获得，是一种‘不可言说’的默会知识。很相似，哈耶克也认为知识有两种，一种是科学知识，另一种是有关特定时空之情势的知识（theknowledgeoftheparticularcircumstancesoftimeandplace），后一种知识很接近古人所说的“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可以想象，社会内外部环境的任何变化，都会创造出新的情势，试图把这种特定情势的知识汇总起来，再传递给一个中央权力机构，显然是不可能的，即便借助“大数据”技术，也没法办到。
“计划”的本质：谁来制订计划？
如果计划指的是配置我们可用的资源，那么，所有的经济决策都可以称为“计划”。哈耶克说，“经济计划”论争的关键之处：“不在于是否应当制订计划，而毋宁在于应当由谁来制订计划：是由一个中央权力机构以集权的方式为整个经济系统制订计划，还是由许多个体以一种分散的方式制订计划？”（p.88）也就是说，“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个如何处理知识的问题。
如前所述，那种关于特定情势的知识，因其本性的缘故，是不可能进行统计的，因而无法传递给任何一个中央权力机构。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真正有价值的计划，需要由那些熟悉特定情势的人做出，即决策权应该下放到直接的当事人。
顺便说一下，在近现代西方，限制权力的学说大体分为两种：一种是基于人性论，从麦迪逊到阿克顿都是如此，他们相信人性容易腐化，权力容易滥用，因此有必要限制权力；哈耶克则从知识的角度提出了分权的必要性，即处理特定情势的知识，只能借助非集权的决策方式。这种观念对美国总统里根产生过深远影响，“无数个体在市场里独立决策，它对资源的配置总是胜过集权*府的计划。”
价格体系：协调分散的知识
那么，如何协调分散在众人之中的知识？哈耶克认为这需要借助价格体系。在他看来，价格体系是一种交流信息或沟通信息的机制。（p.95）
对于这种价格机制，哈耶克不吝赞美之词，称之为“奇迹”。他认为，“价格机制并不是人之设计的产物；而另一方面，那些受价格机制指导的人通常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如此行事。”（p.96）换句话说，某种未经人们设计便自发形成的秩序，能把我们运用资源的范围扩展到任何个人心智所不能控制的范围。而这一点，理性主义者是很难接受的。
在文末，哈耶克说，“人类最初在并不理解的情况下偶然发现了某些惯例和制度，只是在后来才慢慢学会了如何运用它们，尽管人类直到今天还远远没有学会如何充分运用它们；需要指出的是，价格体系只是这些惯例和制度当中的一种而已。”（p.97）
从这一角度看，文明很可能是一个“发现”的过程，而不是“设计”的过程。
市场，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现象，它取决于众多个人的行为，对决定着一个过程之结果的所有情况，几乎永远不可能进行充分的了解或计算。我得承认，我更喜欢“虽不完美但正确”的知识，即便它留下许多无法确定和预测的事情，而不是那种“貌似精确但很可能错误”的知识。
——哈耶克
本文为，年12月，哈耶克在诺贝尔经济学颁奖典礼上的演讲：
这篇演讲的特殊场合，再加上经济学家们今天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使我几乎无可避免地选择了这个题目。一方面，不久前（年），刚刚设立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标志着一个过程又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由于这个过程，在一般民众的看法中，经济学己经赢得了类似于自然科学的威望。另一方面，目前人们正在呼吁经济学家出来谈一下，如何才能使自由世界摆脱不断加剧的通货膨胀这种严重的威胁？然而，必须承认，正是大多数经济学家曾经推荐甚至极力促使*府采取的*策，造成了这种局面。此时此刻，我们没有丝毫理由沾沾自喜：我们的学问已经引起了一大堆麻烦。
在我看来，经济学家在指导*策方面，没有做得更为成功，这同他们总想尽可能严格地效仿成就辉煌的自然科学（physicalsciences）这种嗜好大有关系——在我们这个领域，这样的企图有可能导致全盘失误。关于这种往往被人称为“科学”的方法，我在大约30年以前就曾说过，“就科学一同的真正含义而言”，这种态度“没有任何科学性可言”，“因为它将一个领域中形成的思维习惯，不加批判地、死板地运用于其他不同的领域。”今天我首先想解释一下，这种唯科学主义的谬误，如何直接导致了最近的经济*策中一些最严重的错误。
我曾与之论战的理论，是一种有关正确的科学方法的错误观念的产物。但是在过去30年里，它一直指导着货币和财**策。它固执地认为，在总就业与商品及服务的总需求规模之间，有着简单的正相关关系。这使得人们以为，只要把货币支出总量维持在适当水平上，我们就能够永远保证充分就业。在为了解决广泛失业而提出的各种理论中，这或许是可以用强有力的量化数据加以支持的惟一理论。但是我认为，它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我们现在也已经知道，照这样的理论采取行动是十分有害的。
这使我提出了一个关键性问题。与自然科学的情况不同，在经济学中，以及在研究的现象十分复杂的其他学科中，我们能够取得数据进行研究的方面必定是十分有限的，更何况，那未必是一些重要的方面。在自然科学中，一般认为，而且也很有理由认为，对受观察的事物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任何因素，其本身也是可以直接进行观察和计算的。但是，市场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现象，它取决于众多个人的行为，对决定着一个过程之结果的所有情况，几乎永远不可能进行充分的了解或计算。其原因下面我还会作些解释。自然科学的研究者对他认为重要的事项，能够根据不证自明的原则进行计算，而在社会科学中，碰巧有个事项能够进行计算，往往就被认为是重要的事项。它有时会达到这种地步：要求找们的理论必须只用可以进行数量计算的语言加以表述。
很难否认，这种要求对现实世界中发生的事件的可能原因作了十分武断的规定：人们常常十分幼稚地认为，这样的观点是科学工作所必需的。但它却引起了一些荒谬的后果。我们当然知道，在谈论市场和类似的社会结构时，有许许多多的事实是我们无法计算的，对于它们，我们仅仅具有很不精确的一般知识。由于这些事实在任何具体场合中的作用无法用量化证据加以证实，于是那些发誓只接受他们所谓的科学证据的人，便对这些事实不屑一顾，他们因此也生出一种十分惬意的幻觉：他们能够进行计算的因素，才是惟一相关的因素。
例如，总需求与总就业之间可能仅仅有着大约的相关性，但由于这是我们能够得到量化证据的惟一关系，它便成了进行计算的惟一的因果关系。以此为标准，有可能存在着助长错误理论的更“科学”的证据，因为它比正确的解释更“科学”而被接受，至于正确的解释，却因为不具备足够的量化数据而披否定了。
为了对这种情况作一说明，让我简略谈谈我认为是造成广泛失业的主要的实际原因一一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如今时髦的理论所推荐的通贷膨胀*策，从长远看无法治愈这种失业现象。在我看来正确的解释就是，在不同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分布与这些产出的生产中劳动力和其他资源的配置之间，存在着不一致。对于使经济系统的不同部门之间供需达到一致的那些力量，以及出现这种一致的各种条件和有可能妨碍这种调整的各种因素，我们具有相当不错的“质的”知识。在对这一过程的说明中，分立的步骤有赖于日常经验中的各种事实。凡是不怕麻烦从事这种论证的人，对于这些有关事实的假定或由此得出的结论在逻辑上的正确性，几乎没有谁会表示怀疑。我们有很好的理由相信，失业表明相对价格和工资结构受到了扭曲（通常是因为垄断或*府的价格锁定），为了在所有部门恢复劳动力的供求平衡，有必要改变相对价格和转移一部分劳动力。
但是，当问到我们有关价格和工资的具体结构——为保证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顺利地不断售出所必需的结构——的量化证据时，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不掌握这方面的信息。换言之，对于我们不大准确地称为均衡的状态赖以自动形成的一般条件，我们是了解的；但我们绝对不会知道，假如市场达到了这种均衡，具体的价格和工资会是怎样一种状况。我们只能说，在什么条件下我们可以期待由市场确定的价格和工资会使供需达到一致。但我们绝对无法提供统计学的资料，用以揭示现行的价格和工资在多大程度上偏离了可以使目前的劳动力供应被不断售出的水平。可见，对失业原因的这种解释，从它可以被证伪这个意义上说，是一种经验理论——例如，如果货币供应持续不断，普遍增加工资就不会导致失业；但它肯定不是能够使我们得出有关工资率或劳动力分布的具体的量化预测的理论。
不过，在经济学这个领域，我们为什么必须为对某些事实的无知作出解释呢？须知，在自然科学中，人们肯定会期待科学家提供有关这种事实的准确知识。对自然科学的范例有所体验的人，会对这种立场十分不满，会坚持他们在自然科学中看到的证实原则，这也许不足为奇，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我已简单说过的一个事实：社会科学同生物学差不多，但和大多数自然科学不同，它必须处理的是本质复杂的结构。也就是说，它所处理的结构，只能用包含着较多变量的模式加以说明。以竞争过程为例，只有当它在相当多地行动的个人之间进行时，才会产生一定的结果。
有些领域，特别是在出现的问题相互类似的自然科学领域，克服困难不必利用有关个别因素的特殊知识，而是可以求诸与这些因素有关的各种特征之出现频率或概率方面的相关数据。但是，只有当我们处理的对象是瓦伦·韦弗博士（前洛克菲勒基金会成员）所说的“复杂的无机现象，而不是我们在社会科学中必须应付的“复杂的有机现象”时，以上做法才是正确的。对于这两种现象的差别，理应有更全面的理解。这里所谓复杂的有机现象，是指结构的性质不仅取决于其中个别的特性以及它们出现的相对频率，并且取决于各因素之间相互联系的方式。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在解释这种结构的运行时，不能用统计数字取代有关各个因素的知识；如果我们打算用我们的理论对个别事件作出预测，就要对每个因素都有充分的了解。只要不具备这种有关个别因素的专门知识，我们就只能限于作出我在其他地方说过的模式预测（patternprediction），即对自发形成的结构中某些一般特征的预测，其中不包括对构成整个结构的各个因素的具体描述。
我们的理论所要说明的，是在一个功能良好的市场中自发形成的决定着相对价格和工资体系的因素，就这一理论而言，以上所言尤其正确。市场过程的每个参与者所拥有的特殊信息，都会对价格和工资的确定产生影响。这方面的全部事实，是科学的观察者或任何一个单独的头脑所无法全部掌握的。这当然就是市场秩序的优越性所在，也是在不受*府权力压制的情况下，为什么它会逐渐取代其他秩序，并且在由此产生的资源配置中，可使更多有关具体事实的知识得到利用的原因，这些知识散布在无数的个人中间，是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全部掌握的。我们这些从事观察的科学家，由于无法知道这个过程的全部决定性困素，从而也无法知道在哪一种具体的价格和工资结构下，需求总是与供给相等，因此我们无法测知它对这种秩序的偏离程度，而且我们无法从统计学的角度，对我们的理论——对价格和工资的“均衡”系统的偏离，使某些产品和服务不可能按定价售出——加以检验。
再继续谈论我眼下关心的题目，即以上情况对目前所实行的就业*策的影响之前，请允许我更具体地勾画一下我们的量化知识固有的局限性，这是常常被人忽略的。我这样做是想避免给人留下一种印象，以为我对经济学的数学方法一概加以反对。事实上，我认为数学方法大有益处，它使我们可以利用代数方程式，去描述某个模型的一般性质，即使我们对决定其具体面貌的数据一无所知。没有这种代数方法，我们对市场中不同事件的相互依赖性，就很难窥其全貌。不过这也导致了一种幻想，使我们认为可以用这种技术去搞定和预测各种量的数值，于是徒劳地想找出量的常数。尽管数理经济学的近代奠基人没有这种幻想，这种情况还是发生了。不错，他们描述市场均衡的方程式系统就是这样设计的——假如我们能够把抽象公式中所有的空白填上，也就是说，假如我们知道这些等式中的所有变量，我们就可以计算出全部在售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和数量。然而正像这一理论的奠基者之一帕累托明确所言，它的意图并不是“达到对价格的量化计算”，因为如他所说，以为我们能够确定所有数据，是一种“荒唐的”念头。近代经济学的杰出先驱，16世纪的西班牙经院学者，早就认识到了这个重要问题。他们强调，他们所说的pretiummathmaticum（数学价格），取决于如此多的具体条件，除上帝之外谁也无从知道。我经常希望我们的数理经济学家能把这一点牢记在心。我必须坦言，我怀疑他们对可计算的量的追求，是否为我们从理论上理解经济现象做出了有意义的贡献——这与他们在描述具体情况中的价值是不同的。我也不打算接受“这个研究分支仍十分年轻”这种借口。计量经济学的奠基人配第爵土（SirWilliamPetty），毕竟是牛顿爵士在皇家学会里更资深的同仁吧！
只有可计算的数据才是重要的——这种迷信在经济领域造成实际危害的事例可能为数不多，但目前的通货膨胀和就业问题却是十分严重的一例。它所造成的后果是，经济学家中有着唯科学主义头脑的大多数人，对很可能是造成广泛失业的真正原因漠不关心，因为它的作用无法用可以直接观察到的可计量数据之间的关系加以证实，他们几乎把全副注意力都用在可以计算的表面现象上，由此产生的*策使事情变得更糟。
当然，必须随时准备承认，我认为对失业现象作出了正确解释的理论，是一种内容有局限性的理论，因为对于既定环境中预计必然会出现的事件的性质，它只能让我们作出十分笼统的预测。但是，更为野心勃勃的理论建构对*策的影响却并不更加走运。我得承认，我更喜欢虽不完美但正确的知识，即便它留下许多无法确定和预测的事情，而不是那种貌似精确但很可能错误的知识。表面上遵守公认的科学标准，会给具有简明外表的错误理论带来虚名，但目前的局势说明，这种理论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事实上，就这里所讨论的事情而言，主流的“宏观经济”理论为救治失业而提出的措施，即增加需求总量，造成了资源大量的错误配置。这使后来的大规模失业变得难以避免。向经济系统的某些部门不断投入增量货币，使它们创造出一时的需求（一旦货币数量的增加停止或放慢速度，这种需求也会消失），加上人们期待着价格将不断上涨，这两者会使劳动力和其他资源得到利用，但只有在货币数量以不变的速率增长，甚至是以一定比率加速增长时，才能把这种状况维持下去。这种*策所导致的，不是用其他方式无法达到的一定就业水平，而是一种难以无限期维持的就业分布状况；过一段时间之后，如果还想让它继续下去，就只有靠一定的通货膨胀率了。但是，以这种速率发展下去，会使一切经济活动迅速解体。事实上，错误的理论观点已把我们引向一种危险的境地，使我们无法阻止结构性失业的一再出现；其原因不在于——像这种观点时常胡说的那样一一这种失业是为了挫败通货膨胀而特意造成的，而是因为它现在注定会发生，加速度的通胀一旦停止，过去的错误*策必定会导致这种令人深感遗憾但又无可避免的后果。
我提到这些眼前很重要的实际问题，主要是想说明，一些有可能与科学哲学的抽象问题有关的错误，会导致严重的后果。不过现在我打算先把这些问题放在一边。同我刚才讨论的问题一样，对徒具科学外表的主张不加批判地接受，由此在更广泛的领域造成的长期危险，人们有充分的理由表示担忧。我主要是想通过这一话题性的说明指出，不但在我本人的领域，并且普遍地在与人有关的其他学科中，貌似科学的方法其实是最不科学的。进一步说，在这些领域，我们所能期待科学达到的目标，是有着明确界限的。这意味着，把科学方法无法做到的事情委派给科学，或按照科学原则去进行人为的控制，有可能招致令人悲哀的后果。近代以来，自然科学的进步当然大大出乎人们的预料，这使得任何有关科学有其局限性的提示，都会引起怀疑。特别是那些坚持这种观点，希望把我们不断提高的预测和控制能力——普遍认为这是科学进步的产物——应用于社会过程的人，全都以为这种能力不久就可以使我们随心所欲地改造社会。当然，同自然科学中各种发现引起的欣喜不同，我们通过社会研究而获得的见识，常常绐我们的抱负蒙上一层阴影。大概无需奇怪，我们这一行里较易于冲动的年轻人，不太愿意接受这一点，但是，对科学有着无限力量的信仰，往往建立在一种错误的信念之上，认为科学的方法就是采用一些现成的技术，或是模仿科学过程的形式而不是它的本质，似乎只要按图索骥就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有时甚至让人觉得，同为我们揭示问题所在以及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的思考相比，科学方法更容易掌握。
公众现在的心情，是期待科学解决许多问题以满足人们的愿望，这就同科学解决问题的能力产生了矛盾，于是造成了一个严重问题：虽然真正的科学家全都会承认，对于人类事务的领域他们的能力有限，但是大众过多的期待，也总会使某些人不顾自已的能力所限，假装或真诚地相信自己能做得更好，以迎合人们的要求，对于以科学的名义提出来的主张，专家也常常很难区分其是否合理，在许多情况下民众就更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最近一份以科学的名义就“增长的极限”发表的报告，传媒作了大量报道，而同样是这些传媒，对这份报告受到的致命批驳却默不作声。这不能不使人对科学的威信所发挥的作用感到担忧。但是，打着更科学地指导一切人类活动的招牌，认为用“人类的自觉控制”取代各种自发过程是可取的，这种影响深远的主张不惟见于经济学领域，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我所说的这种科学主义的偏见，以及科学的成就还会如何如何这种华而不实的主张，对心理学、精神病学、社会学的某些分支——更不用说所谓的历史哲学了——的影响更大。
如果我们想维护科学的声誉，不让因肤浅地把一切方法都比附于自然科学方法而产生的知识的虚妄得逞，我们就必须花大力气去揭露这种虚妄，须知，在一些现有的大学院系里，这种态度已经蔚成风气了。对卡尔·波普尔（KarlPopper）这样的科学哲学家，我们应当表示无尽的感激，因为他绐了我们一种检验方式，使我们能够对可以作为科学而接受的东西和非科学的东西加以区分，我相信，这一方法会使某些现已被承认为科学的学科原形毕露，同那些本质上复杂的现象有关的一些特殊问题——其中社会结构就是这种现象的重要一例——使我打算在结束之前更一般地重申我的主张。在这些领域，不仅对具体事件的预测有着难以逾越的障碍，如果我们自以为拥有超越这些障碍的科学，并据此采取行动，这种做法本身就会成为人类智慧进步的严重障碍。其原因何在？
我们必须记住的关键一点是，自然科学取得的长足进展，是出现在这样一些领域，在那里，各种解释和预测可以以一些规律为基础，这些规律表明，按观察的现象的产生，相对而言只受极少变量的影响。它们或者是一些具体的事实，或者是较为频繁出现的事件，这或许就是我们仅仅把这些领域称为“自然”（physical）的终极原因，以区别于我所说的本质上是复杂现象的高度有机的结构。在这些领域里也要持与前一领域相同的立场，是毫无道理可言的。稍加思索就可看出，我们在这些领域遇到的困难，并不是为了解释受观察的事件而建立理论的困难，虽然这也会引起对作出的解释进行检验以剔除坏理论的困难；这里的困难，是当我们把理论应用于真实世界的任何具体事件时引起了重要问题而发生的困难。有关本质复杂的现象的理论，必然涉及大量的具体事实；要想从这种理论中得出预测，或对其进行检验，我们必须搞清楚所有这些具体事实，一旦我们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得出经得住检验的预测也就不会有什么困难了：借助于现代计算机，很容易利用这些数据，把已建立的理论中各个相应的空白处填补起来，从而作出一项预测。真正的困难在于确定这些具体事实，对于解决这个困难科学做不出多少贡献，有时它甚至是一种无法克服的困难。
一个简单的例子即可说明这种困难的性质。请想想由差不多势均力敌的一些人进行的一场球赛。如果我们除了对每个球员的能力有一般的了解，还了解一些具体情况，譬如在球赛的每一时刻他们的竞技状态，他们的感觉状态以及他们的心肺、肌肉状况等等，那么我们极有可能预见到球赛的结果。当然，假如我们既熟悉球赛，又了解球队，我们也很可能敏锐地想到最后的结局取决于什么因素。但是，我们显然无法搞清楚上述事实，球赛的结果便超出了可以作出科学预测的范围，无论我们多么了解具体情况对比赛结果的影响。这并不是说我们无法对比赛过程作任何预测。如果我们了解不同的比赛规则，那么在观看一场比赛时，我们马上就会知道这是一场什么比赛，以及我们会看到什么样的动作。但我们的预测能力也仅限于事件中的这些一般特点，其中并不包括预测每个具体事件的能力。
这也就是我前面所说的仅仅可称为模式预测的事情，我们越是从受相对简单的规律支配的领域，深入到受复杂的有机现象支配的领域，我们就越是只能限于作出这样的预测，在我们前进的过程中，我们会越来越多地发现，我们所能确定的，仅仅是决定着某个过程结果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具体情况，因此对于我们所期待的结果，我们只能预测它的某些性质，而不是它的全部性质。我们能够作出预测的，甚至往往不过是将要发生的事情的一些抽象特征——各因素之间的关系，而对那些因素本身，我们依然所知甚少。不过我很想再说一遍，我们作出的预测仍然有可能被证伪，因此确实具有经验的意义。
当然，同我们在自然科学中有望取得的精确预测相比，这种仅仅是模式预测的东西要稍逊一筹，因此未必令人满意。但是我要就一种危险提出警告，有些人认为，要想让某个主张作为科学主张得到接受，就必须更上一层楼。这种做法同江湖骗子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认为我们具备这样的知识和能力，可以在建立各种社会过程方面心想事成，这很可能使我们深受其害。因为我们并不具备这样的知识。在自然科学领域，对于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做法，或许不会有人反对；人们甚至会认为，不应当给过分的自信泼冷水，因为他们的试验毕竟可以带来某些见解。而在社会领域，误以为运用某些力量就可得到有益的成果，却很可能造成一些强迫别人服从某个权威机构的新权力，即便这种权力本身不坏，运用起来也很可能使自发形成秩序的力量失效，而正是这种不为人所理解的力量，大大地帮助了人们追求各自的目标。我们才刚刚开始认识到，一个发达的工业社会赖以运行的交往系统是多么精妙。我们把这个系统称为市场，它在处理分散的信息方面，比任何人类精心设计的体系都更为有效。
人类在改善社会秩序的努力中，如果不想弄巧成拙，他就必须明白，在这件事上，就像以本质复杂的有机体为主的任何领域一样，他不可能获得主宰事务进程的充分知识。因此他不能像工匠打造器皿那样去模铸产品，而是必须像园丁看护花草那样，利用他所掌握的知识，通过提供适宜的环境，养护花草生长的过程。自然科学的进步使人类情不自禁地觉得，自己的能力正在无止境地增长，用早期共产主义的特有词汇来说，就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诱使人不但试图主宰我们的自然环境，甚至想主宰我们的人类环境，这就是危险所在。社会研究者认识到自己的知识有不可逾越的障碍，便应懂得谦卑为怀的道理，不至于再去充当那些极力想控制社会的狂妄之徒的帮凶；这种做法不但会使他成为自已同胞的暴君，并且可以使他成为一种文明——它不是出自哪个头脑的设计，而是通过千千万万个人的自由努力成长起来的——的毁灭者。
（本文出自《哈耶克文选》
本文作者｜徐衍
哈耶克在奥地利维也纳诞生。在故乡待了三十载后，三十一岁的哈耶克侨居英格兰，翻开了现代*治经济学的新篇章。哈耶克在伦敦*治经济学院（LSE）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才30多岁的他，已经开始成为享誉世界的经济学家。令他声名鹊起的，是他对当时被称之为“商业周期”问题的探究；而这门学问的对象实质就是现代人熟知的“繁荣与萧条”的问题。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萎靡不振，萧条大肆席卷西方各国，因而这成了经济学界最热门的话题。
哈耶克当然不是唯一一位试图揭开繁荣和萧条成因的思想家。要说在同一时期，比哈耶克名气更响的、同样从事这项工作的人非凯恩斯莫属。但这位布鲁姆斯伯里的维多利亚绅士和那位世纪末维也纳的知识分子，可谓大异其趣。双方不仅在纯粹的理论层面毫无共识，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研究成果给*府用以应对经济衰退所提供的*策建议也是南辕北辙。简言之，凯恩斯认为即便是像大萧条那样严重的经济衰退，只要*府愿意加大开销，也可以被轻易克服——经济失灵不是因为*府的设计出了问题，恰恰是因为自上而下的力度还不够。而哈耶克则对这样的经济*策完全不抱任何希望。也许是出于经济学界的傲慢与自负，又或许是当时的经济局势实在无法令人冷静，最终在这场论争中胜出的是凯恩斯，而哈耶克的*金十年则正式告一段落。维多利亚人的胜利可以说是压倒性的，因为往后的四十多年里，凯恩斯主义一度领跑经济学界，*策制定者也将它奉若神明——一旦经济下滑，便加大*府开支；没有什么其他的措施比这样做更容易、更立竿见影了。到20世纪40年代早期，哈耶克已逐渐被人遗忘。
不过，在短短几年沉寂后，哈耶克再次进入了人们的——确切说是公众的——视野。彼时，没有几个耕耘在专业经济学领域的经济学家能够获得像哈耶克一样的社会功名，那是因为，当时唯独哈耶克的经济思想在社会和*治领域刷新了人们的认知。年，哈耶克出版了一本在大西洋两岸都大获成功的“畅销书”——《通往奴役之路》。在这本时隔半个多世纪仍是*治哲学经典著作的书中，哈耶克史无前例地——不仅以精湛的文风，更以详实的论证——对中央计划经济提出了警告。用今天的话来说，“中央计划机构”试图对经济活动进行一劳永逸的规划，抑或哪怕是出于良好的意图尝试保护民众免遭经济波动带来的负面影响，都注定会失败，从而铺就一条把人永远奴役起来的道路。不仅如此，哈耶克还论证说，如果一个自诩为全知全能的*府如此“细致周密地”出台经济调控计划、实施管制，加之*客和知识分子一哄而上为之站台的话，这个*府也必定会对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加以管制，从而剥夺掉许许多多来之不易的个人自由。年，美国著名的刊物《读者文摘》借着东风，在杂志上连载了《通往奴役之路》的精简版，取得了预期的成功。这位讲英语带着浓重德语口音的奥地利人用他一流的书面英文和深邃的思想，征服了美国人的心。这一波在英语世界造成的轰动，也标志着哈耶克的职业生涯进入了一个转折点：出身经济学家的哈耶克，此时俨然已经是一名*治哲学家了；他的使命不再是为圈内人写文章以供孤芳自赏，而是肩负起了对大众的责任——因为他有必要向人们阐明，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究竟何为。年，哈耶克转战美国芝加哥大学，在他一战成名的地方开始了新的事业。有意思的是，聘请哈耶克的院系并非芝大经济学系，而是一个跨学科的、名为“社会思想委员会”的地方——兴许哈耶克命中注定就不会只是一名经济学家，而是要成为一名社会-*治思想家。在社会思想委员会，哈耶克继续推进捍卫一个自由社会的事业。年《自由宪章》正式出版。
这之后的十年，哈耶克又为世人贡献了一部凝结了这位*治哲学家倾其一生对人类社会秩序思考的巨著：三卷本的《法律、立法与自由》；此书第一卷着力描述了未经规划的秩序（诸如语言、市场经济等）和计划下的组织（商业团体和中央计划经济等）之间的区别；第二卷解释了为何像“社会正义”之类的概念纯粹是空洞的言辞，而不具有任何实际意义。最后一卷在前两卷的基础上，细致地描述了一个有序社会的法律和*治结构究竟会是什么样子。不过，要论《法律、立法与自由》的最大贡献，那莫过于哈耶克在其中指出了法律（Law）和立法（Legislation）的根本分别：法律是一套套“自发而生”的规则体系，它不是任何人刻意设计和规划的结果，而是纯然出自于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的互动经验；反之，立法则是*府——而非公民社会的个人和团体——有意设计并强加于整个社会的一套套规则体系。当然，哈耶克并非在鼓吹无*府主义，他不过是指出，一个好的社会秩序必须妥善地处理法律和立法之间的张力问题，因为一旦发生误判——无论是跌入无*府状态，抑或是滑向中央集权制——都是对个人自由莫大的戕害。
正当哈耶克在苦苦思索人类秩序之谜时，惊喜不期而至。年，哈耶克被诺贝尔经济学奖相中，和瑞典经济学家缪达尔一同荣获该奖项。此时，距离他拒绝追随凯恩斯主义的大流，独自踏上探寻真理之路已逾四十载。
阅读哈耶克的著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或许因为哈耶克的母语是德语，加之受过良好的教育，所以他的英文文风带有浓重的德语痕迹，句子冗长、句式结构复杂，从句嵌套从句，往往半页纸过后，读者方才发现一个句点。不过，冗长的句子当中，包含的却是隽永的真知卓见。这就不得不提哈耶克年发表的《感觉的秩序》一书。不夸张地说，这部书是领教哈耶克所有思想之认识论基础的关键，但遗憾的是，它也是最被忽略的一部。汪丁丁认为，“尽管哈耶克在《感觉秩序》里表达的观点极接近现代“多主体计算机仿真”的观点，可是，绝大多数计算机仿真专家压根儿不知道哈耶克半世纪前写过这样一本书”，而且“哈耶克在书中提出的假说，用《感觉秩序》的英文版“导言”作者，著名神经心理学家克吕弗的文字来概括，就是与“实体”假说竞争的“关系”假说。当代脑科学和当代认识论的研究，至少部分地支持了哈耶克在《感觉秩序》里提出的假说。”如果说像哈耶克自己在《致命的自负》所言的那样，他的挚友波普尔是创立“演化认识论”的第一人，那么他自己便可算作是“演化道德哲学”的开山鼻祖了。
顺便附上哈耶克的几句格言，以飨读者朋友。
“经济学一项奇妙的任务就是向人们证明，对于他们自以为能够加以设计的事情，其实他们所知甚少。”——《致命的自负》
“认为我们具备这样的知识和能力，可以在建立各种社会过程方面心想事成，这很可能使我们深受其害。因为，我们并不具备这样的知识。”——《知识的僭妄》
“鄙视利润是因为无知，是因为这样一种态度，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可以赞赏禁欲主义者有这种态度，这世界的财富中微小的一点便可以让他们心满意足，但是如果以限制别人利润的方式来落实这种态度，却是一种自私的行为，因为这等于把禁欲主义强加于人，当然也是对一切人的剥夺。”——《致命的自负》
“创造财富不仅仅是个物质过程，也不能用因果链来解释。对这种活动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任何头脑都能掌握的客观的自然事实，而是千百万种分散的不同信息，它们结晶为价格，以此引导人们进一步做出决定。”——《致命的自负》
“有个亿万富翁是我的邻居和我的雇主，而同时有一个行使国家强制权力的最小的公务员，这个富翁能够控制我的势力，远不如小公务员能够控制我的势力那样大，我们是否可能以及怎样生活和工作到底取决于谁的斟处权？对此又有谁会认真地怀疑呢？一个富人得势的世界仍比一个只有得势的人才能致富的世界要好些，试问谁会否认这一点呢？”——《通往奴役之路》
“人类在改善社会秩序的努力中，如果不想弄巧成拙，他就必须明白，在这件事上，就像以“本质复杂的有机体”为主的任何领域一样，他不可能获得主宰事务进程的充分知识。因此，他不能像工匠打造器皿那样去模铸产品，而是必须像园丁看护花草那样，利用他所掌握的知识，通过提供适宜的环境，养护花草生长的过程。自然科学的进步，使人类情不自禁地觉得，自己的能力正在无止境地增长，“令人眼花缭乱的成功”——用早期共产主义的典型语言说——诱使人们不但试图主宰我们的自然环境，甚至想主宰我们的人类环境，这就是危险所在。社会研究者认识到“自己的知识有不可逾越的障碍”，便应懂得谦卑为怀的道理，不至于再去充当那些极力想控制社会的狂妄之徒的帮凶；这种做法，不但会使他成为自己同胞的暴君，并且可以使他成为一种文明——它不是出自哪个头脑的设计，而是通过千千万万个人的自由努力成长起来的——的毁灭者。”——《知识的僭妄》
哈耶克曾经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也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但他之所以在学界获得如此高的地位却并非仅仅因为其经济学成就，更重要的是其在*治哲学领域的很多开创性的研究。
这些开创性的研究成果总结起来，其实就下面三句大白话。
01
第一句：你没你自己想象的那么聪明。
我们每个人都只能通过自己的逻辑和理性框架来观察认识世界，这个框架是怎么来的，这是个哲学问题，我们不涉及。但我们很容易就能明白，这个框架本身就是个有局限的工具。
哈耶克认为，因着这个有局限的工具，人类的理性也是有限的，我们所拥有的理性和所能掌握的知识是无法计划组织庞大的社会运作的，无论你的目的是如何的高尚，结果都会是灾难。
用哈耶克著作里的话说，那就是，如果你试图搭建天堂，结果往往身处地狱。
哈耶克认为，社会秩序的产生并非人为计划和设计的结果，而是一种“自生自发的秩序”，是“人们行动的结果”。人类社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具备偶然性，历史是人类之间互动博弈以及适应外部环境和规则的行为结果，不要自作聪明去打断这种自发秩序。
02
第二句：市场比任何经济学家都聪明。
因为人并非是具备完全理性的，所以其经济行为也是由理性和非理性的行为所构成，没有任何一种计算方式可以准确预测市场，准确把握众多经济主体相互作用的市场行为的结果。
相反，市场会调节市场自身的问题，很多经济问题恰恰是不当干预，打破了市场自身调节的过程，从而造成恶果。比如发生在上个世纪初的欧美经济大萧条，在奥地利学派的观察看来，就是*府大规模干预经济导致了更为严重的后果。从这个层面来说，*府对经济的干预，越少越好。
实际上，哈耶克的观点承接自英国近代思想传统，曼昆在几乎是经济学入门教材的《经济学原理》中阐述到，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就提出了全部经济学中最著名的观察结果：家庭和企业在市场上相互交易，他们仿佛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所指引，并导致了合意的市场结果。
当然，哈耶克经济学观点最显而易见的结果，就是经济学家都可以下课了，因为市场比任何经济学家都管用，他们的预测往往狗屁不通，跟算命先生差不多。
03
第三句：无论是对于个人还是社会，文化都处于进化之中。
不论你相信人类是由猴子进化来的，还是上帝创造的。我们都必须承认，在人类自身可见的历史长河中，人类的文化是无时无刻不在进化之中（很多学者认为，这里的“进化”改成“演化”更为准确）。
哈耶克认为，人类社会的*治、道德、法律、文化习俗等“不寻常秩序”的形成并非本能的产物，而是“经由传统、教育和模仿代代相传”。也即是说，人类的文化是在不断的学习、适应前人和传统传递给他们的知识、信息和习俗的基础上进化的。
结语
我们得出这个结论的意义同样在于，我们如果过分相信自己的理性能够无所不能，认为自己聪明绝顶，认为身边的家伙们都是些蠢货，需要你来帮助他们做出决定，甚至经常想象自己变身国家领导、战场指挥，在引领万千百姓、统帅千*万马，我只能弱弱的说一句：“这是病！得治！”
正如哈耶克所说：“人不是而且也永远不会是他自己命运的主宰”。
这听起来有点让人伤心，但哈耶克同时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人的理性会让你在无法预知的未来持续进步。
哈耶克的36句经典名言，让你清醒认识当下社会
关于哈耶克，大家都耳熟能详，作为自由主义的代言人，他是凯恩斯主义坚定的反对者，哪怕为此保守嘲笑和攻击。但是最终，哈耶克战胜了凯恩斯，并且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年，哈耶克90岁生日时，撒切尔夫人在给他的信中写道：很多人宽宏地评价我们的*府所取得的成就。但如果没有那些价值和信念将我们引导到正确的道路，并为我们提供正确的方向，我们不可能取得任何成就。您的著作和思考给予我们的指导和启迪，是极为重要的。您对我们厥功至伟！
哈耶克的核心思想是自由必须要成为公民和*治环境所不可或缺的条件或保证。他认为，只要*府试着以*策来控制个人或市场的自由，从结果上看，都是带有伤害性的，其中所出现的问题，最终还要回归到市场中去解决。
哈耶克的思想透出很强的反乌托邦性质，认为理想社会一定是要建立在自由市场的基础上的，无论是按需分配或是按劳分配，脱离了人的自由，没有自由市场做为依托，都是一种异想天开的空谈。对于共产主义的实现，他认为除了自由市场的因素影响以外，还有就是人的自私自利性质。他说，只要人的自私自利存在，共产主义所倡导的按需分配就如同海市蜃楼，永远无法得到很好的解决。
关于国家的职责方面，哈耶克认为：国家的主要角色应该是维持法治，并且应该尽可能的避免介入其他领域，尤其是干预自由市场。在他的代表作《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他说，极权主义独裁者的崛起是由于*府对市场进行了太多干预和管制，形成制度上的缺陷，造成*治和公民自由的丧失而最终导致的。
哈耶克的哲学思想到底如何？今天精选了他的36个名句，也许你能从中一探究竟。
1.如果一个人不需要服从任何人，只服从法律，那么，他就是自由的。这样说无论如何都不过分，那就是，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和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
2.经验和利益的结合，往往会向人们揭示出事件中人们还很少了解的方方面面。
3.在这个世界上，平等待人和试图使他人平等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总是存在。前者是一个自由社会的前提条件，而后者意味着“一种新的奴役方式”。
4.民主在自由之中寻求平等，而社会主义则在约束和奴役之中寻求平等。
5.如果从长远考虑，我们是自己命运的创造者，那么，从短期着眼，我们就是我们所创造的观念或思想的俘虏。我们只有及时认识到这种危险，才能指望去避免它。
6，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信念将把我们引向何处，并不是某一*派或国家的问题，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是一个有着最重大意义的问题。
7.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那些“大人物”们总想试图将其变成天堂的东西。
8.民主本质上是一种手段，一种保障国内安定和个人自由的实用手段。它本身绝不是一贯正确和可靠无疑的。
9.愿意放弃自由来换取保障的人，其最终既得不到自由，也得不到保障。
10.最能清楚地将一个自由国家的状态和一个在专制*府统治下的国家的状况区分开的，莫过于前者遵循着被称为法治的这一伟大原则，而后者不会。
11.金钱是人类发明的最伟大的自由工具，只有金钱会向穷人开放，而权力则将永远不会。
12.在社会的演变、进化过程中，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避免的，使其成为不可避免的是思想。
13.尽最大的可能保护私有财产，肯定是人类社会延续最为重要的必要条件。
14.在我们竭尽全力自觉地根据一些崇高的理想缔造我们的未来时，我们却在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与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人们还想象得出比这更大的悲剧吗？
15.一个富人掌权的国家远远比一个掌权之后才能成为富人的国家好得多。
16.在还没有领悟到我们做过了许多蠢事这一点之前，我们将不会变得更为明智。
17.如果都由一个大得远非一般人所能测度或理解的组织去独揽一切权力和作出大多数重要决定，我们将丝毫不能维护和培育民主。对此，如果我们能够创造一个适合于小国生存的世界，那对我们大家都会更有好处。
18.我们这一代人突出的特点并不是我们对物质福利有任何反感，甚或对它的欲望有所收敛或抵制，而是相反，我们对物质、欲望的追求往往是不加思考和鉴别的照单全收，以至于丢失了自己的初心和其他最好的东西。
19，联邦制组织原则只须善为运用，确能成为对世界上某些最为棘手的问题的最好解决办法。
20.有些人争辩说，我们己经以令人惊骇的程度学会了如何驾驭自然力量，但可惜的是，我们在如何成功地利用社会合作的可能性这一方面是落后了。如果此话就此打住，那么它是相当对头的。但是，如果他们继续作出对比并且争辩说，我们必须像学会如何驾驭自然力量那样学会如何驾驭社会力量，那他们就错了。这不仅是一条通向极权主义的道路，而且是一条通向我们文明的毁灭的道路，一条必然阻碍未来进步的道路。
21，法治的意思就是指*府在一切行动中都受到事前规章的约束。这些规章使得个人可以十分肯定地预见到当局在某种情况下，会如何使用它的强制能力，再根据这种预见规划他的个人事务。
22.“科学教会了我们谦卑，我们根本不可能全知全能，无所不通，这就像一切伟大宗教的教诲一样：人不是神，也绝不可能变成神，在神的面前，人必须俯首称臣”。
23.只有竞争普遍发生时，也就是说只有在个别生产者必得调整自己的活动以适应价格的变化但不能控制价格的变化时，价格体系才能完成这种职能。
24.自由——服从共同的抽象规则；奴役——服从共同的具体目标。
25.技术文明越是进步，我们对物或工具的研究就越会获得更重要且有影响的地位，这种地位与对人及其观念研究的地位相对应，这对应着的两种类型的研究之间的分裂就变得越发严重：一种类型代表的是这样的人，他们最大的雄心是把自己、及其周围的世界改造成一架庞大的机器，只要一按电钮，其中每一部分便会按照他们设计的运行；另一种类型则是以这样的人为代表，他们主要关心的是人类心智的全方位发展，他们从历史、文学、艺术或法律的研究中认识到，个人是人类发展、演化过程的一部分，他在这个过程中做出的贡献不是被逼迫的，而是自发的，心甘情愿。他协助创造了一些比他或其他任何单一的头脑所能筹划的东西更伟大的事物。可悲的是，我们目前单纯的科技或文化教育未能提供的，正是这种身为社会演进过程一分子的意识，这种个人的努力相互作用的意识。
26.在一个*府是唯一的雇主的国家里，反抗就等于慢慢地饿死。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旧的原则，已被不服从者不得食这个新的原则所代替。
27.在竞争的社会里，穷人的机会比富人的机会所受到的限制要多得多，这一事实丝毫也不影响另一事实的存在，那就是在这种社会里的穷人比在另外一种专制独裁的社会里拥有很大的物质享受的人要自由得多。
28.经济变化往往只能影响我们的需求的边缘或边际。有许多事情远比经济上的得失可能影响到的事情来得重要，对于我们来说，它们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受经济波动影响的生活上的舒适品，甚至超过许多生活必需品。和它们相比，我们在经济上是否拮据一些或是否宽裕一些的问题，似乎没有多大重要性。
29.社会主义所允诺的不是绝对的平等，而是一种更加公平、更加平等的分配。人们认真想要达到的唯一目标，并不是绝对意义的平等，而只是较大的平等而已。
30.过去50年中垄断组织不断发展，竞争法则的领域愈来愈受限制，这个历史事实当然是无可争辩的——虽然这种现象的程度常常被大大地夸张了。重要的问题是，这一发展是技术进步的必然后果，还是大多数国家所遵循的*策的后果。我们不久就会看到，这种发展的实际历史强有力地使人想到后者。但我们必须首先考虑一下，现代技术的这种发展在多大程度上使广泛领域中垄断的发展不可避免。
31.一个秩序之所以可取，不是因为它让其中的要素各就其位，而是在这个秩序上能够生长出其他情况下不能生长出的新力量。
32.经济价值对于我们之所以没有许多东西那么重要，正是由于在经济事务上，我们能够自由决定什么对我们比较重要，什么对我们比较次要的缘故。或者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是由于在现在的社会中，必须去解决我们生活中的经济问题的，乃是我们自已。
33.自由主义者对社会的态度，像一个照顾植物的园丁，为了创造最适宜于它成长的条件，必须尽可能了解它们的结构、所处的环境以及这些结构、环境是如何起作用的。
34.社会主义者信仰两种截然不同甚至也许是相互矛盾的东西：自由和组织。
35.当代种种事件不同于过去的历史事件之处，就在于我们不能确切知道它们会产生什么后果。
36.*府不能乱印钞票，因为这样会造成经济环境趋于恶劣，实业出现寡头化，导致金融系统或金融企业成为社会中的特权贵族；事实证明，多年的加印钞票往往使得大多数普通民众的工资涨幅远远比不上货币贬值（物价上涨）的速度；而惩罚储蓄导致没有储蓄，拉大贫富差距；还有中小企业破产、失业率增加和金融系统、房地产领域的泡沫会一起导致并加重社会整体经济的周期性萧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