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吃饭面前，环保总是摆在后面。但是，环境出了问题，吃饭也会成问题。猪瘟、蝗灾、鼠疫、极端气候、地质灾害，都是自然对人类的反噬。自然，才是人类的“圣君”，在无形地支配着一切。
反过来，环保亦不可“主义”，过度环保、盲目环保反过来也会杀伤市场效率。这些年，环保整治之劲风，把散养猪圈、国五汽车、高耗能工厂吹跑了。
有人认为，国五已经够了，国六标准超过了欧盟标准，我们似乎有些“奢侈”了。今年，中国汽车业断崖式下跌，或与强补贴新能源、淘汰国五推国六不无关系。
如今，环保之风转变，清洁能源技术行业陷入困境。所以，“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并不容易协同。
如何做到*策稳定，科学养猪，既环保养殖，又有肉吃？
如何做到汽车排放标准合理升级，步子不至于迈得太大？
如何做到人类与自然共生，交给*府、市场，或是其它？
本文逻辑：
一、庇古税制：*府该做什么？
二、租值消散：市场能解决吗？
三、公共选择：宪则为何重要？
庇古税制
*府该做什么
经济学本质上，是在与自然承载极限展开一场资源配置效率的边际赛跑。
在自然中性状态下，经济效率越高，资源承载能力越强。
环境污染是一种行为，也是一种商品。受到污染的河流、土地、空气以及得了非洲猪瘟的猪肉，是一种厌恶品。既然是一种厌恶品，你不购买、不消费，不就可以吗？
比如，没有人会购买受污染的矿泉水、食品、衣服以及瘟疫猪肉。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相信市场的力量。
不过，英国经济学家阿瑟·塞西尔·庇古不这么认为。在庇古时代（-），欧洲大城市如伦敦、曼切斯特、巴黎、柏林、法兰克福市中心工厂遍布、乌烟瘴气、污染严重，甚至找不到一条干净的河流。
庇古将环境污染问题，定义为经济外部性。所谓外部性，简单理解就是自己的行为对其他人的福利造成的影响。这是庇古和他的老师马歇尔共同提出的概念。
比如，工厂排污造成农田、河水污染，这就给农田、河水带来额外的成本，这属于负外部性。一头猪得了非洲猪瘟，然后传染给其它猪场，导致大面积生猪死亡。这也属于外部性。
环境污染是一种厌恶品，但它常常是一种厌恶的公共用品。农田或许是私人所有的，但是被污染的河水、空气往往都是公共的，属于公共用品。
又如，被猪瘟污染的猪肉是私人厌恶品，但是非洲猪瘟这种传染病，却是公共的厌恶品。我们甚至无法知道，非洲猪瘟来自哪里，谁家的猪场传染而来的，无法找到协商、赔偿的对象，难以按市场的原则来处理。
这种被污染的公共资源，最终沦为“公地悲剧”。
只要有污染的存在，就意味着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不相等。比如，工厂排污污染了空气，说明工厂的私人企业主占了社会的便宜，他没有为排污支付应有的成本。
庇古认为，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不相等，意味着经济效率下降和社会福利损失。
因为不为污染支付应有的成本，违背了最基本的经济规律——“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弗里德曼语）。
一切经济行为皆有代价，有代价才有经济核算，有经济核算才有创造动力。
为什么要惩罚犯罪行为？犯罪意味着增加了社会成本，给他人带来破坏性。若不惩罚犯罪，就像不让环境污染付出代价一样，罪犯会一直犯罪，持续增加社会成本，而不具有建设性。
一家工厂污染水源，增加了社会成本，若不为此付出成本，这家工厂会一直坚持这种低效、高能耗的粗放型生产方式，如此产能和效率则无法提升，给社会带来损失。
如果污染不用付出代价，那么社会生产效率会持续走低，资源使用率越来越低，最终环境与经济都面临崩溃。
非洲猪瘟就是典型案例。非洲猪瘟若不控制，传染给其它猪场，虽然自己工厂也遭受损失，但是社会成本也大幅度增加。因为不知道病原体来自哪里，不知道谁传染给谁，非洲猪瘟病原变成了一种厌恶的公共品，社会损失极大却找不到私人赔偿。
这一结果是，生猪供给大幅度下滑，价格飞涨，对物价稳定及经济稳定带来干扰。
又如，中国江西赣南地区是世界脐橙产业基地之一，其脐橙种植面积世界第一，年产量世界第三。但是，近些年由于疾病防控不好，大量园区出现了一种毁灭性病害——*龙病。
这种病分布在全球50多个国家，具有极强传染性，难以根治，只能防御。如今，赣南脐橙如这次猪瘟一样遭遇大面积病害传染，不少产区全园覆没，当地果农损失惨重。
年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师、英国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经过一年主持完成并发布影响巨大的《斯特恩报告》。
这份长达页的报告指出：不断加剧的温室效应将会严重影响全球经济发展，其严重程度不亚于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
报告按照常规经济模式预测，如果我们现在不采取行动，那么气候变化所造成的成本和风险，包括对基础设施的破坏，供水的不足，食物匮乏等等，每年将至少相当于全球GDP的5%。如果从更广义的角度考虑这些风险和影响，则破坏程度将相当于全球GDP的20%甚至更多。
斯特恩秉承了庇古的思想，将气候问题定义为“人类活动产生的外部性”。反过来，气候变化也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严重影响。
《斯特恩报告》预测：“考虑到突然大规模气候变化的风险，温度上升5-6度将造成相当于全球GDP5%-10%的损失，而欠发达国家遭受的损失成本将会超过其GDP的10%，而预计在今后年内，排放综合影响和总风险的成本将相当于平均降低GDP的5%以上。”
这就是自然机制对人类的反调节。
所以，不论是犯罪还是污染，都是负外部性。制裁污染、惩罚犯罪的目的是让污染者、犯罪者付出代价，促进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相等，推动社会经济效率最大化。
为养猪、种果树支付应有的社会成本，其实并非降低效率，反而是增加经济效率和产出。
所以，庇古将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相等，定义为帕累托最优（效用最大化）的前提条件。
环境污染，意味着打破了自然中性，降低了市场效率，损失了社会福利。即，自然中性相当于帕累托最优。
庇古在《福利经济学》中提出，要实现最佳效率就应该促使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相等，或者边际私人纯产值和边际社会纯产值均等化。
怎么才能促使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相等？
庇古提出，对环境污染者课以补偿性的税收，增加其私人边际成本以使与社会边际成本相当。这样的环境税后来被称为“庇古税”。
庇古是新古典主义领*人物马歇尔最得意的门生，继承了斯密以来、由其老师发扬的自由均衡学说。但是，“庇古税”的提出，意味着他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古典主义思想，改变了古典经济学家对环境污染自由放任的态度，主张引入*府干预以达到最优产值。
庇古主张*府对资源配置进行一些干预。比如对铁路、电力、自来水等实行国有化，对污染产业征收重税，对农业进行补贴，限制垄断势力等等。
如今世界不少国家都征收“庇古税”，对高能耗、高污染性行业及企业课以重税，以提高这些企业的私人成本，促使其与社会成本相一致，达到提升经济产能及效率之目的。
例如，年芬兰最早征收碳税，对煤、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按其含碳量设计定额税率来征收。
又如，在美国，37个州中大约个地方社区对家庭垃圾征税，征税依据是家庭垃圾丢弃量，结果垃圾丢弃量明显降低，回收率明显提高。
庇古税，并不是企业及个人额外的税收或成本，而是污染企业及个人应该为排污付出的成本。
如此看起来一切万事大吉。庇古税促进了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相等，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
但是，庇古税，是否有问题？
租值消散
市场能解决吗
庇古税，税率多少，才使私人成本等于社会成本。
这是一个难题。
假如税率定的太高，意味着企业为污染支付过高的费用。例如，工厂排污污染了河流，工厂为此支付万元成本可恢复（包含损失赔偿）。假如*府向这家工厂征收了万元的“庇古税”。
这样，这家公司就付出了更高的成本，不利于其生产扩大化和社会福利增加。
所以，庇古认为，效率最大化的条件是私人成本等于社会成本。不管是私人还是社会，谁占了便宜都无法实现资源最优配置。如果社会成本小于私人成本，即社会占了私人的便宜，也不是好事。
如果一个人花了大量的资金和技术投入开发了一项新技术，假如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他的这项新技术被许多人无偿剽窃使用，此时，边际社会纯产值就要大于边际私人纯产值，或叫社会成本小于私人成本。
这一结果是严重打击这家企业以及整个社会的创新动力，导致生产效率下降。
但是，可悲的是，当社会成本小于私人成本，即社会（大多数人）占了私人便宜时，大多数人往往欣然接受、乐此不疲。这时，极少理性者、正义者会承认，社会占了便宜，同样不利于社会进步。
所以，社会成本小于私人成本，往往助长人性之恶。
例如，美国建国初期，为了获得英国的工业技术，首任财长汉密尔顿派人去英国阿克赖特勋爵（近代工厂之父）的大型工厂中窃取技术。
英国技术工人塞缪尔·斯莱特“叛逃”到美国，凭借对阿克赖特勋爵工厂中机器详图的记忆，复制出了纺纱机，建立了美国第一座棉纺织厂。
斯莱特，这个英国人眼中的“叛徒”，却被美国安德鲁·杰克逊总统称为“美国工业革命之父”。
美国学者马尔温德·琼斯就曾指出：“美国的每一个基础工业———纺织、采矿、钢铁工业，都是靠英国工匠、工人、经理带来的技术。”
这类国家以窃取他国技术为荣，为技术剽窃辅之以各种合法化、道德化以及爱国主义的伪装，其实是在损害私人利益，不利于人类社会整体的进步。
可见，多数人赞同的事情，有时却是多数的暴*。一旦社会成本小于私人成本，社会占了私人便宜，多数人的暴*就容易出现，人性之恶则陷入群氓式的癫狂。
又如，养猪问题。养猪以及任何经济活动，定然存在污染或损耗。但是，社会人往往不想有任何污染或损耗。恨不得养猪场没有任何气味，猪不排便，尿不外流。这是一种极端环保主义。
其实，猪排污并不可怕，关键是看猪场要为此付出多少成本，付出的成本能否解决这些污染，以及弥补赔偿。
但是，施*者出于环保主义或谨慎主义亦或是其它原因考虑，会大幅度提高猪场的成本。很多时候，施*者也不知道猪场缴纳多少税收、多少费用以及引进什么标准的排污设备，是最优的——社会成本等于私人成本。
在供给侧改革的大潮中，施*者可能一刀切，有些猪场按照要求改善场地，增加设备，但最终还是被关闭。
在非洲猪瘟的妖风之下，施*者可能担心疫情扩大化，一些地方采取团灭措施。
如此，大量生猪和散养猪场消失了。
从当地社会、周边村民的角度来看，无限度地提高污染成本、追求零污染，甚至直接关闭猪场最好。其中一部分原因是，猪场为污染支付的成本往往没有回馈到当地社会。当时社会自然希望予以关闭。
又如，燃油汽车、电动汽车总有污染。如果现在执行国八标准，这样汽车企业以及购车者将为极高的环境标准支付极大的成本。如此，汽车产能定然下跌，导致产业萎缩。
再如，垃圾分类固然是好，但我们应该为垃圾处理支付多少成本呢？如果现在全国上下各大小城市都执行非常严苛的垃圾分类措施，那么我们为私人垃圾排放是否支付了过高的成本？
概括起来，*府干预的方式存在三个问题：
一是庇古税扩大化，出现各种罚款，盲目提升环保设备标准，极大地增加私人企业成本，可能导致一些行业被“团灭”。
二是“庇古税”转移支付问题，税收并未用于社会污染的改善，如此私人支付了成本，但污染却依然存在，引发社会与私人利益之间的矛盾。
三是即使*府试图用庇古税解决污染问题，*府也无法判断税收的标准以及排放的标准，难以促进私人成本等于社会成本，达到资源配置最优效果。
那该怎么呢？
年，经济学家罗纳德·哈里·科斯在《法与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晦涩难懂的论文，对庇古的外部性分析提出了挑战。
科斯认为，庇古主张用*府干预，即“庇古税”的办法解决外部性问题是错误的。科斯的主张是，只需要明确产权，即可通过市场交易来解决，而无需*府干涉。
他的文章引起了杂志编辑阿伦·迪雷克托和一些著名的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的兴趣。不过，他们仍然支持庇古观点，认为科斯是错误的，但想邀请科斯去芝加哥，让他将观点说清楚，然后好好教育他一番。
于是，一天晚上他们约在了迪雷克托家中会面，当时到场的经济学家有马丁·贝利、米尔顿·弗里德曼、阿诺德·哈伯格、格雷格·刘易斯和乔治·斯蒂格勒。一场经济学的“鸿门宴”在等着科斯。
然而等到结束时，这些经济学家相信他们见证了经济理论上的一个重大进步。
科斯指出，产权制度的安排有助于克服外部性，通过市场交易解决问题，从而在制度上保证资源配置的有效性。
科斯相当于将问题重新拉回到市场框架下来解决。
科斯的表述令人脑洞大开。他用一头牛从一个牧场溜到邻居的土地上破坏农作物做例子，阐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观点：牛吃了邻居的小麦，并不一定是牛的错。在科斯看来，牛和农作物的外部性都是相互的，不存在对方不公平。
科斯在他著名的《社会成本问题》一文，阐述的更加具体：“问题通常被认为是A对B造成了损害，从而必须决定：我们应该如何限制A？但这是错误的。”
科斯逻辑是这样的，假如这块地的产权是明确的，那么牛吃了小麦，牛的主人和小麦的主人就会开始博弈，这个博弈无非就是讨价还价。如果价格合适，牛的主人估量着卖牛肉利润可观，就愿意支付这笔赔偿，而小麦主人也愿意种植小麦给牛吃。或者说，小麦主人愿意把地租给牛的主人，牛主人扩大牛的养殖。
这样他们双方就达成交易，成了合作方，皆大欢喜。
当然，这里面还存在多种情况，比如种植小麦更划算，或者小麦的农场主有很多人，等等。
科斯做了一个前提假设就是交易成本为零，只要把产权确定下来，不需要*府干预，市场就会解决所谓的外部性问题，也就是通过自由交易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优状态。
后来，斯蒂格勒将科斯的理论命名为科斯定律。
其实，在科斯看来，牛吃小麦其实是一种市场行为，我们要做的不是打破这种行为，或者让*府征税，而是建立一种产权制度，让市场发挥作用。
环境污染常常是一种厌恶的公共用品，负外部性定然是损失。但是，按照科斯的观点，如果将产权确定为私有产权，环境污染就变成了私人用品，并不存在厌恶不厌恶，只要达成交易，那是皆大欢喜之事。环境污染这一负外部性，触发了一种利于社会进步的市场交易。
养猪场给私人土地造成污染，那么土地主人可以找养猪场协商，以一定的价格达成交易。养猪场就相当于支付了一笔污染费，将污染物排放到私人土地上，土地主人也愿意“出售”土地供其排污。
价格机制为什么比*府征税更有效果？
上面我们讲到，“庇古税”或*府干预，*府无法确定税率多少、排放标准多少，是最优的，即私人成本等于社会成本。
但是，价格机制却能够知道最优答案。通过价格机制，每一个受污染者可以与污染企业达成交易，从而确定二者的最优边际产值及成本，最终促使私人成本等于社会成本（所有受污染的私人成本总和）。
所以，张五常先生说，市价是唯一不会导致租值耗散的合约安排。
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获得满意的赔偿，企业则支付了价格机制决定下的污染成本。
这就是市场的力量。帕累托最优的条件，隐藏在每个人的交易价格之中，而非由税收决定。
但是，科斯的办法是否足够完美？
公共选择
宪则为何重要
庇古在他的《福利经济学》中还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外部性和庇古税。
他假设：火车经过时喷出的火花可能会对周围的树木或农作物造成损害，而其所有者并没有因为损害而受到补偿。
庇古的假设中，火车是私人的，农作物也是私人的，为什么在现实中农作物的所有者并没有得到赔偿？
庇古认为，并不是所有的竞争性市场都能产生使社会总福利最大化的产出水平。他认为，*府应该通过税收、财*补贴或立法等手段，促使私人和社会之间的边际成本、边际收益相等，从而实现福利最大化。
庇古着重强调垄断势力对产值最大化的负面影响。现实中，火车运输往往是垄断企业，具有非常强大的市场统治力和社会影响力。大量弱小的个体小农场主，根本无力与垄断企业谈判。因此，火花烧庄家的事经常发生，但却极少有赔偿。
换言之，火车企业与大量个体农场主达成交易的可能性是很低的，中间存在巨大的交易费用。这就说明，市场存在失灵的情形。
现实中，只要发生交易就会产生交易费用，比如信息的搜寻、发布、讨价还价、谈判、签约、监督、合约执行和违约带来的一切成本。
在阐述牛吃小麦的例子时，科斯也强调一个前提，即交易费用为零。在产权明确的情况下，用交易来解决问题是最佳方式，但是交易费用必须为零或者足够低。科斯自己也知道，在现实中交易费用不可能为零，常常是很高的。
公共选择学派创始人詹姆斯·布坎南认为，科斯的描述过于简单。布坎南将养牛者和农场主的数量进行区分，发现科斯的办法和“庇古式”的逻辑都有局限。
比如，如果存在多个农场主和一个养牛者的情况，因为信息不对称、搭便车等问题的存在，牛吃草的外部性会一直存在。
在市场交易中，一对多的情况，往往会出现搭便车的问题。比如，一些农场主希望别人去找火车企业协商赔偿，一些受害者希望别人去找猪场协商赔偿。人人试图搭便车，最终无车可走，赔偿落空，污染和侵害常在。
在“公地悲剧”中，搭便车极为常见。地球上大量的资产都是“无主资产”，或叫国有、公共资产，如公海、北极熊、草原、冰川都是“无主资产”，过度捕捞、过度放牧、石油过度开采、工厂排放等都会导致“公地悲剧”，从而引发租值消散。
所谓租值消散，就是本来有价值的资产或财产，由于产权安排方面的问题，比如没有主人，导致其租金，也就是价值下降，甚至完全消失。环境污染，极易导致租值耗散。
所以，科斯的产权理论以及市场交易原则，显然有些太理想化。
那么，布坎南有没有好办法？
布坎南既不主张庇古的*府干预，也不主张科斯的市场机制。换言之，布坎南不相信*府公权和市场私权中的任何一个，在他看来所有的权力都应该受到约束才能够发挥作用。
布坎南坚持自利原则行事。他说：“所有人甚至一切事物，都是在自然秩序之下追求自我效用最大化。”所有人都在社会秩序之下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他将经济问题的解决方式推广到国家机制和社会机制层面。
“大部分经济学家都更钟情于有关*府‘仁慈君主’的模型。”不过，布坎南对此表示怀疑，有什么理由要求*府代理人的行为忠于公共利益，而非个人利益？他主张，“将各类公共选择当事人体现为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者。”
布坎南借用大卫·休谟的话来表述：“在约束任何*府系统并巩固宪法中若干制衡和监控上，应当将每一个人都设想为无赖，在其所有的行为中，除了私利，别无他用。”
所以，布坎南认为*府和市场都不可靠，都会失灵，必须用“宪则”约束共同约束公权和私权的扩张。这就是布坎南的宪则经济学。
布坎南其实发现了国家机制（国会）的力量。希望制定一系列规则，*府和市场共同遵守。这种主张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非常流行。
更早时期的弗赖堡学派创始人欧根主张用“经济宪法”保障自由市场秩序。哈耶克则一直反对自由放任主义，强调用“宪则”约束自由市场。阿罗、波斯纳、诺斯、斯蒂格勒等都主张采用法律、制度来限制市场与*府。
早在40年前，美国经济学家逐渐很少争论市场与*府的问题，他们共同聚焦于制度，用制度防止市场和*府失灵。
张五常认为，经济学存在一个缺环，那就是没有合约约束，主张建立有合约约束的自由市场。
合约、宪则、制度约束市场，既约束市场的私权扩张，也约束*府的公权滥用。市场制度的目的是建立公平的竞争规则，最大限度地降低交易费用，防止*府*策的随意性干涉。
长期以来，凯恩斯式*策的随意性传统，让人忽视经济*策制定及管理的法律性要求，将经济增长寄托于“强人”调控。
宏观调控的扩大化，容易导致约束性的经济法规，演变为相机选择的调节*策，从而导致*策不稳定，经济预期不稳定，经济增长波动。
以美国养猪为例。猪肉的卫生标准、猪场的环境标准以及养猪用地标准，都是由稳定的法律确定下来。生猪产业的一系列标准，是固定的、常态化的，不可作为调节生产的手段。如此，可以避免环保主义把散养猪场整没了。
又如，美国汽车召回制度，属于行业法规。汽车的安全标准及相关法规，是硬性的、稳定的。美国*府不可以降低汽车安全标准，以鼓励新能源汽车发展。美国*府也不可以大力推行极高的环保标准来促进汽车产业更新换代，刺激经济增长。
总之，制度可以避免宏观调控扩大化，避免行业标准沦为经济逆周期调控的手段。
制度并不是直接调节资源配置，也是最大限度地降低交易费用，促进市场效率提升，让价格机制发挥作用，从而促使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相等，达到帕累托最优的状态。
所以，总结起来，解决环境问题，促进生猪稳定，实现效率最大化，应该多管齐下：市场、*府、企业、国家（国会）以及社会五大机制协同。
这也反应了经济学的演变历程（基于资源配置效率）：
亚当·斯密及古典主义者发现了市场机制；
凯恩斯与庇古发现了*府机制，只是*府干预方式上存有差异；
科斯强化了以产权理论市场机制，又以交易费用理论发现了企业机制；
欧根的秩序自由主义、布坎南的宪则经济学、戴雷科特和波斯纳的法与经济学、斯蒂格勒的规制*治经济学发现了国家（国会）机制，主要是司法机制的作用。
布坎南和阿罗则更进一步，不仅将宪则局限在立宪的范畴，而是推广到所有公共选择（社会选择）领域，实际上包括了社会所有的共同决策机制，如国际合作组织、社会性组织。因此，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和阿罗的社会选择理论，共同发现了社会机制。
如全球碳排放交易市场，便是五大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
什么叫碳排放交易？
这个市场是人为设定的，各国按照《京都议定书》的要求，对碳排放量进行限额。如果一家企业要多排放则需要在交易市场上购买排放量，比如购买0吨二氧化碳。
在这个交易市场中，市场发挥核心作用。二氧化碳（环境污染）作为一种私人商品进行交易，企业为二氧化碳排放支付应有的成本。成本由自由市场的交易价格决定。通过价格机制，促使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相等，以求帕累托最优。
这一机制防止排放搭便车问题。全球气候资源属于无主资源，只能由国家作为主体共同参与减排。如果没有国际组织有效协调和监督，就容易产生搭便车问题。
全球几十个国家签订了《京都议定书》，确定碳排放限额。这体现了*府、国家和社会机制（全球组织）的力量。这框架保障碳排放交易成本更低、效率更高。
8年欧盟启动碳排放交易体系，年美国启动碳交易市场，中国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湖北、重庆都已经成立了碳排放交易市场。
不过，这种交易方式效果不明显，还需要更强的国际约束机制。小布什时代，美国退出了《京都议定书》，对这一国际协作构成一定的打击。
人类与自然协同发展，任重道远。
人类活动对自然中性的破坏，最终都会反噬经济增长、科技进步与社会福利。
只有尊重自然中性，市场机制中的自由竞争，企业机制中的企业家精神，国家机制的制度约束，社会机制中的公共选择，*府机制中的平衡手段，才有可能发挥最大的配置效率。
自然机制是一种最稳定、最底层、最本源的资源配置方式，是星球上唯一的完美的完全竞争市场。
参考文献：
福利经济学，庇古，商务印书馆；
企业市场与法律，科斯，格致出版社；
宪则经济学，布坎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