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当探讨经济学方法时，在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之间挣扎的约翰·穆勒，在他的《*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找到了出路。追随霍布斯的詹姆斯·穆勒认为，社会科学要像人们进行几何证明一般精确，他从一般性的前提演绎出特定的结论和*策。
这些一般性前提通常是以如“自利的人性法则”为中心的。推理是毋庸置疑的，就好像任何人都不能否定三角形有三个角和三个边一样。约翰·穆勒从其父亲那里按照三段论或理性主义的方式来学习经济学。在他遭遇危机和重塑自我的岁月里，约翰·穆勒学习了不太精确的方法－归纳法。在许多情况下，社会科学家只能透过他们研究的学科来进行观察，并且提出行为模式或趋势的假说，而不是公布无可辩驳的定理。
归纳法有两个并不高的目标：发现行为模式，基于那些实证模式做出预测。归纳法不太精确，但并不表示一定比演绎法差。有些学科不适用演绎法。社会科学并不具有演绎性和精确性，因为人们的行为并不总是严格和一致的。演绎法可能更适合于预测僵尸的行为。
约翰·穆勒告诫说，一个“明智的实践者”不会“从假定的一般实践准则中演绎出适合于特定情况的行动路线，却忽略了始终如一地回顾思辨科学之原则的必要性”,这些话是向他已经去世的父亲含蓄地打出的一记重拳。接受归纳法作为一个适当的科学工具的同时，约翰·穆勒也没有放弃演绎法。
显然，他具有所罗门王的智慧，他为每一种方法选定一个角色，彼此相互平衡。如果有些经济学家从有缺陷的先验原则开始演绎，经验论者会将观察到的相反例证甩到他们脸上。例如，马尔萨斯人口定律是作为第一个演绎出来的真理而呈现给世人的，我们可以通过观察琳琅满目的超市货架来否定这一定律。
另一方面，演绎理论家可以检查经验论者的研究成果是否保持了逻辑上的一致性。举例说明，一个傻乎乎的经验论者认为，因为白鹳的迁徙与纽约市的人口出生率高度相关，因此，控制人口的良策就是将白鹳射落下来。从逻辑角度看，理性主义者可以证明这种有缺陷的观察毫无意义。
（当然，一旦一个头脑清醒的经验论者开始射杀白鹳和计算婴儿数量时，他会发现两件事情是相互独立的。）约翰·穆勒并不总是混用两种方法。事实上，《*治经济学原理》建议用精神分裂的方法看待生产和分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固定法则控制着生产：“没有选择的余地，对于生产也不能随心所欲”。因此，要应用演绎法。但是，“财富的分配可不是这样。它仅仅是人类制度的问题。
一旦物品摆在那里，不论是个体还是集体，人们会按照他们喜欢的方式处置它们”。在准确界定地主、工人和资本家所扮演的角色的基础上，李嘉图开始进行生产和分配的分析，然而，约翰·穆勒拒绝在分配过程中进行这种永久划分。没错，在李嘉图的分析中，地主会收取租金，但是，约翰·穆勒坚持认为，社会可以决定让不让他们收取。
约翰·穆勒一分为二的体系似乎错了，原因有二。第一，生产法则并非一成不变。例如，技术进步就无法预测，也无法断言。约翰·穆勒的确暗示了这一缺陷的存在。第二，分配并不能与生产彻底地分离。并不是一个降低税率的狂热分子才可以对“没收性税率可能会改变个人的行为”表示怀疑。
鲍里斯·贝克尔是一位有钱的德国网球明星。在德国，有钱的人被课以重税。贝克尔要从他那百万美元的钱包中掏出多少钱，向波恩市*府缴税呢？一毛钱也不用拿，因为他搬到摩纳哥去了。由于财富分配*策的原因，他转移了自己的生产地。当然，税收并不能说明所有的事情。只有傻瓜才会从贝克尔的故事中得出结论，认为舞蹈家米哈伊尔·巴里什尼科夫是因为税率的问题才离开苏联的。
年，为避开爱尔兰较高的税收，爱尔兰摇滚明星博诺和他U2乐队的同事悄悄地将他们的音乐工作室从都柏林迁到了荷兰。因为在都柏林音乐节上，博诺责备爱尔兰总理没有将更多的税款用于第三世界的扶贫，这让他的有些崇拜者感到失望。在《*治经济学原理》后来的章节和版本中，约翰·穆勒的态度趋于温和，不再主张生产和分配之间要有明确的方法论上的区分。
对《*治经济学原理》中提及的所有重要模型加以概述要比原著占用更多的篇幅，因为约翰·穆勒试图把经济学原理作一番全面考察，并增补若干内容。在公司管理、供给和需求是等式关系而非比例关系、萨伊定律，以及在李嘉图比较优势法则中作为主要因素的需求等方面，他的论述具有说服力。
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斯蒂格勒的观察，约翰·穆勒对经济学原理的改进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名单：它们彼此之间只有些模糊的关联。约翰·穆勒只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在不同层面上更换了很多脆弱的“石头”，而不是建立了一个新的基础。因为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对约翰·穆勒的著作作了类似的修补，我们利用本章检视一下约翰·穆勒和*治经济学或许更好。
除马克思之外，约翰·穆勒可能是最后一名“*治经济学家”，他的*治小册子《论自由》与他的经济学著作《功利主义》同样知名。直到19世纪末期，作为一个学科的经济学已经发展得如此专业，以至于很少有人能够同时掌握它和哲学。到20世纪中叶，已经鲜有人能够在经济学领域之内精通两三个或者更多论题。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斯隆说过，当今时代，我们只能有一个选择，要么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探讨越来越少的问题，要么在越来越窄的范围内探讨越来越多的问题。
在约翰·穆勒早期的著作《论逻辑》中，他对实证性和规范性的著作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分方法。实证经济学描述并预测的是这个世界实际发生的事情，规范经济学主张的是基于一个人的道德哲学所应当发生的事。作为改革者的约翰。
穆勒是一个规范性的角色。在其5卷本的《*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前3卷倾向于叙述性，而后2卷则展现了约翰·穆勒的规范性角色，他热诚地推进在更大程度上实现财富均衡、妇女权力与教育，以增进人类的福祉。
结语
任何人都可以举着标语牌并且高呼要求平等和幸福的口号，也可以要求在巴尔的摩驻扎一支全美橄榄球联盟（NFL)的球队。但是，结果不会简单到打出横幅就会产生，好比是把西伯利亚的城镇仅仅改名为“天堂”，好天气也不会从天而降一样。约翰·穆勒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将规范性的目标与现实分析结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