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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hjnbcbe - 2020/6/23 11:19:00

日本对华的大国战略


摘 要 20世纪70年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局势剧变的时代的开始。日本作为亚洲唯一发达国家,巩固了其经济大国的地位,开始摆脱是依赖美国还是相对独立的抽象议论,在亚洲地区甚至全球都广泛而深入展开了活动。本文主要从二战结束后到冷战结束前的两个年代,即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以日本首相的更替为基数,来分析在这两个年代里日本主要的对华战略。


中国论文


关键词 二战后 日本 对华*策 七八十年代


作者简介:徐紫嫣,北京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经济。


中图分类号:D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15)


对美关系问题,一直被战后日本外交置于至关重要的地位。被称为战后日本保守*治外交路线总设计师的吉田茂主张日本即使推迟独立,也要积极配合美国的占领*策,以培植日美亲善的社会根基。在以对美关系为中心的外交格局之下,对华关系也就难以逸脱延展对美外交需要的实质。1952年日本虽在美国的压力之下选择台湾方面为媾和对象,从而在法理上完全排除了和中国大陆建交的可能性,但出于解决市场和安全问题的需要,吉田茂之后的诸内阁都未曾放弃与大陆保有正常关系的意图。


在社会和*治稳定的环境中,佐藤荣作首相于1970年10月第四次当选为自民*总裁,成为日本历史上任期最长的首相。鉴于佐藤内阁是战后中日正常关系时期最后一届内阁,我认为弄清佐藤内阁对华*策的展开过程及实质,是把握中日复交前日本*府对华*策的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其后田中角荣内阁施行的对华*策。


在佐藤内阁成立一个月后,日美*府高层就对华*策问题正式进行协议。1964年12月,为出席联合国大会赴美的日本外相椎名悦三郎和美国国务卿拉斯克等在纽约举行会谈。这次两国外长会谈的主要议题之一就是中国问题:佐藤内阁的对华*策将沿袭池田内阁的路线,只是在中国的联合国代表权的问题上,今后的对策存在着转变的可能性,故希望和美国在这方面保持紧密协商。日本对台湾当局的态度,在维持日台友好上不会有任何变化,日本将一如既往为使台湾不被逐出联合国而做出所有的努力。


1965年2月,日本*府关于民间对华出口成套设备虽不如以前那样不加以阻拦,却明确规定对华出口成套设备及船舶的延期付款,不能使用日本进出口银行的资金;随即日本外务省也表明:对华贸易也不能动用日本进出口银行资金的方针。与此同时,日本方面通过原首相岸信介数次访台,给予台湾方面一亿五千万美元贷款的承诺。1966年元旦,《朝日》刊载了佐藤首相关于日本*府外交构想的谈话要旨。佐藤在这个对话中就今后日本外交的努力方向,虽然强调了要继续和亚洲所有国家维持友好关系,但对华关系的问题上却说:去年的中日渔业协定是民间协定,从日本*府立场看,它没有任何意义;而且该协定充满指责美国、批判“日韩条约”的内容,所以我觉得缔结这样的协定“不可思议”。佐藤首相这种对发展中日关系的消极姿态,必然会影响到该内阁在其他对华关系问题上的应对处理。


尽管如此,整体而言,佐藤内阁此期的对华*策仍是以*经分离为其底线的。所以,当1971年7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决定访华的消息给日本*界带至旋风般冲击之际,佐藤首相竟然依旧不改对华慎重论的立场。其基于日本*治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在上台执*前及其后一个时期内,的确考虑过改善对华关系,甚至解决邦交问题,但这些外交构想终因美国方面的反对,而当时日本在解决内*外交及领土等一系列问题上又必须依靠其协助,加上因中国国内的*情变动而致对华观趋于严厉,遂在对华关系问题的处理上逐渐消极化。尽管如此,该内阁迫于国内外关于对华复交的压力,也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出发,维持着和中国之间的经济及文化交流。这个看似以保守和被动为特征的对华立场,实质上正是为适从美国方面反对日本推进对华关系和国内外要求中日关系正常化的*治博弈而做出的*策选择。


1972年6月冲绳归还日本后,当时的佐藤首相便以自己的*治使命基本达成为由正式宣告引退。于是,自民*内四大派阀领袖田中角荣、福田纠夫、大平正芳、三木武夫先后表态出马竞选下任自民*总裁。随后,田中和大平、三木以及另一派阀领袖中曾根康弘约定:下届*府务必将对华复交作为最为迫切的*策目标,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四派选举联盟,以阻止被认作是佐藤路线的继承者福田当选总裁。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田中是对自民*议员承诺执*后即可解决对华复交问题,才被当选执***魁并受命为首相的。


不仅如此,田中得以上台并在组阁后匆匆表态施行对华复交*策,事实上还受到了日本国民尤其是主要在野*的推促和压力。日本社会*在1970年8月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觉得推进对华复交国民运动,野*公明*则在1971年和中方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出了关于台湾地位的五项原则。所以,田中首相在组阁当天即发表“中日关系正常化的时机已经成熟”和自己将迅速推进两国复交活动的谈话,不过是反映了那时舆论的一种*治姿态。


可以说,属于内*派的田中角荣最大的历史功绩就是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


1974年12月9日,三木武夫接替田中角荣组阁。当日,三木内阁的外相宫泽喜一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表示:“在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问题上,我不想放慢速度,要尽快搞。”三木首相本人也在1975年1月27日的国会答辩中说到:“在日中和平友好条约问题上,我认为日中双方应尽早缔结,以此巩固永远和平的基础。”然后,三木内阁收到了内阁与自民*内对华强硬派和苏联的牵制,开展了所谓“后遗症外交”即着手修补日台关系,并在照顾日苏关系的名义下对中日缔约采取了消极态度。 1976年12月24日,福田纠夫组阁。福田内阁对回复缔约谈判较积极,特别是园田直官长官通过相关渠道与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进行沟通,探索缔约方案。邓小平恢复领导职务后,决心实现中日缔约和中美建交。1977年秋,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在接见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访华团时指出,如果福田首相做出决断,条约问题“一秒钟就可以解决”,敦促日本尽快签约。


1978年7月21日,中日恢复了缔约谈判。谈判的焦点依然是“反霸条款”。日方主张软化该条款的语气并加入“不是针对第三国”或“不是针对特定国家”的内容,中方则提出“不是针对不谋求霸权的国家”。8月2日举行第九次谈判后,日方代表团成员、外务省亚洲局局长中江要介回国向福田首相做汇报,其他成语与中方继续进行谈判。福田认为代表团层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便决定派园田外相访华进行谈判。经过反复谈判,日中双方终于达成协议,于8月12日签署了该条约。


《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在这一时期得以缔结有如下原因:日本方面,福田内阁执*伊始支持率较低,*内*治基础也不稳,缔结受舆论大力支持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对新*府树立威信具有重大意义;中国方面,感到来自苏联的威胁愈加强烈,所以可能也有做出一定让步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想法;另一方面,美国的支持也起到一定作用。


《中日联合声明》着重总结了中日两国过去的历史,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则强调了今后的正常发展。中日双方确认前者是基础,后者是在前者的原则基础上为发展两国和平友好关系而缔结的。


以中国人的眼光看,大平正芳是二战后对华最友好、给予中国经济建设最大帮助的日本首相之一。


大平是一个在理念、思想、信念体系的支配下,理智而又热情地推动中日友好事业的。1972年9月,大平作为外相,协助田中首相于中国领导人一道成就了中日复交这一历史性伟业。而大平对中日关系的第二大贡献,就是在任首相期间于1979年12月决定对华提供*府开发援助(ODA)。


1972年中日复交后,两国关系的焦点从*治领域转向经济领域。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进程极其艰难。日本*府为对华贸易中提供商业信用的任何举措,都因遭到美国的压力、台湾当局的牵制以及其国内反华势力的反对而搁浅。中日复交后,这类问题迎刃而解。但随着中日贸易的扩大,尤其是1978年底中国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之后,中国对日本设备的更大需求与外汇短缺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1979年9月1日,古牧副总理访日,正式要求日方对8个建设项目提供相当于86亿元的日元贷款。9月3日,大平首相对来访的古牧副总理表示,将带着日元贷款决定访华,并提出对华经济合作三原则:第一,与欧美各国保持协调;第二,与亚洲尤其是东盟各国保持平衡;第三,不对*事领域提供合作。


在中国人心目中,大平是恢复中日邦交的大功臣。邓小平曾经盛赞大平是日本屈指可数的可以信赖的*治家,非常看重与大平首相共同建立的中日相互信赖关系。


1982年11月26日,中曾根康弘终于如愿以偿在自民*举行的总裁选举中获胜。中曾根上台后,表现出了由其自身进行*策立案、决策、实施的较强能力,而且惯于在媒体、国际舞台表现自己,因而被称为“总统型首相”。


1982年12月8日,中曾根就不久出现的“教科书问题”说到:“国际上都说有过侵略,这是事实。鉴于这种情况必须使那样的事情不再发生。”这是二战后历届日本首相中第一次公开承认日本对中国的战争是侵略战争。


在1983年11月,胡耀邦总书记对日本进行了为期六天的访问。在首脑会谈中,中曾根建议在“和平友好、平等互利、长期稳定”等中日三项原则的基础上再增加“互相信赖”原则,得到胡耀邦的赞同。


并且中曾根内阁决定在1984~1990年期间提供总额为4700亿日元的第二次对华日元贷款,并在中曾根首相访华时予以公布。


中日关系,对日本、对中国都是极为重要的双边关系,对亚洲及世界的和平与安全至关重要。由佐藤内阁到田中内阁在对华*策上的变化,有力地说明了外交是内*的延伸,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对外*策是国内*治的延伸。战后以来的中日关系史充分表明,日本的对华*策是紧密地与其国内*治联系在一起的。


本文采用*治学与历史学相结合的方法,从外交决策的视角出发,通过二战结束后的七八十年代数个重要的日本首相的对华*策,对中日复交的*治过程进行了分析与研究。其目的在于明确日本主要*治行为主体在中日复交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


参考文献:


[1]*大慧.“日本对华*策与国内*治――中日复交*治过程分析”.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


[2]金熙德.“日本外交30年――从福田纠夫到福田康夫”.青岛出版社.2008.


[3]翟新.“战后日本的对外观”.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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