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要知道，所有核算方法都是不断发展的社会惯例，它们不是由物理定律或者明确“现实”定义的，却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思想、理论和意识形态。电子表格的构建方式本身就反映了价值观。有个很有趣的例子，说的是耶稣会。早在16世纪，新成立的耶稣会就设计了一个具有创新性的核算体系，将愿景与财务相结合。
为了使财务与其价值观一致，耶稣会成员规定只有两把钥匙能打开现金箱：一把由负责财务的人（地方财*官，今天的首席财务官）保管，另一把由负责这一策略的人（教区主持人，今天的CEO）保管。这个例子表明，核算不是中立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人们可以塑造它，直到符合组织目的，而这一过程也会影响组织的发展。同理，GDP这一现代核算概念也受到计算价值时用到的基本价值理论的影响。
它基于国民经济产业的“增值”，即国民经济行业生产的货币价值减去物质投入或“中间消费”成本——本质上即收入减去物质投入成本。会计师将中间投入称为“平衡”项，因为它们平衡了生产账户：成本加上增值等于生产价值。但是，增值是专门用于国民经济核算的数值，即资源方（输出）与使用方（消耗）之间的不同剩余（剩余）。我们把经济中所有行业的增值剩余相加得到“总增值”，它等于GDP，同时对税收有一些小的修正。
我们可以从生产方面，也可以从收入方面计算GDP。后者即将所有增值行业的收入，包括所有利润、租金、利息和版税，累加起来。我们接下来会看到，还有第三种计算GDP的方法，即将用于购买最终产品的支出（需求）累加起来。最终产品的价格等于整个生产链产生的增值之和。因此，我们可以从生产（生产的一切商品和服务）、收入（产生的一切收入）或需求（消费的或尚在库存中的一切商品和服务）三个方面来计算GDP。
那么哪些行业产生了增值呢？受边际主义思维影响，今天的国民经济核算将所有拥有市场价格的商品和服务都包括在GDP内，这也就是“综合边界”。我们在第二章中已经看到，根据边际主义理论，仅有的位于生产边界之外的经济部门是*府（靠生产部门支付的税收维持运行）和大多数靠税收资助的福利接受者。采用这一原则来计算GDP看似合乎逻辑，实际上却导致一些非常古怪的情况出现，让人不由质疑国民经济核算的严谨性，以及整个经济中价值的分配方式。
上述古怪情况包括：人们如何定位*府服务，如何衡量对研究与开发等未来能力的投资，如何看待金融等行业的高薪工作，以及如何处理没有价格（如看护）或者没有合法价格的重要服务（如黑市）。要想解释这些古怪情况是如何出现的，以及为什么这一系统看起来如此特殊，我们需要简要地回顾一下几个世纪以来国民经济核算和“增值”概念是如何发展的。国民账户简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价值理论一直是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
最重要的早期国民经济核算尝试发生在18世纪末期的法国，当时，不同思想家至少8次尝试根据魁奈的土地价值理论来估算法国国民产值。这是因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魁奈认为生产边界仅包含农业产出——其他所有人都是依靠农业资产的转让过活，制造业被置于非生产性一侧。在此过程中诸多不同意见都被忽视了，例如，萨伊采取的是宽泛的功利主义方法，认为生产性劳动就是指产生效用的劳动。如果某个产品有人买，即对他们有效用，则该产品就是具有生产性的。
对于魁奈思想的追随者来说，将制造业排除在国民产值之外是理所应当的。而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将所有有价格的事物都包括在国民产值之内也同样是理所应当的。法国最早对国民产值进行估算的人都是杰出人士，包括作家伏尔泰（—），现代化学奠基者拉瓦锡（—），以及拉瓦锡的朋友、数学家拉格朗日（—，他在力学和数学方面的成就更为人熟知，经济学家们至今还在沿用这些成果）。事实证明，魁奈的观点具有持久性：直到年，还有一项法国国民产值预算方法是基于他的理论。
亚当·斯密的价值生产理论同样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国民经济收入预算只定义了农业和工业劳动的生产和收入，这些劳动创造的是物质商品——真正的物品。而所有服务，无论是*府服务还是银行服务，都被排除在外。亚当·斯密的观点甚至还支撑起了法国大革命期间的首次国民产值核算。年，拿破仑任命斯密的门徒查尔斯·加尼耳（—）绘制了一幅最新的、准确的法国国民收入概况图。19世纪末期，边际效用理论开始占据主导地位。虽然与之前经济学家的思想截然不同，但它同样强调价值理论在国民经济核算中的重要性。
在其影响下，国民会计师越来越多地将用钱能买到的一切都计算在内：对他们来说，国民收入就是累加所有经济部门市场活动的收入总和。随着所得税统计变得越来越容易，根据收入数据构建经济评估框架并分析收入分配也变得更容易了。英国边际效用理论之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推动了收入数据在国民经济收入预算中的应用。他在著名的《经济学原理》中清楚地写明了国民产值的计算方式。早前他还与妻子玛丽·佩利·马歇尔（—）合写了一本书，题为《产业经济学》，其阐明了国民经济收入的效用基础：“国民经济收入包括一年中生产的所有物品、提供的所有服务，以及随之而来的所有新效用。”
与此同时，在评估国民经济收入时，劳动价值论备受争议，乃至渐渐被完全忽视。劳动价值论在马克思的推动下达到了顶峰，它认为生产力深深根植于剩余价值生产。到了20世纪初，它又与一个革命性计划有关，因此，在那些马克思主义者强烈抨击的国家，它自然难以与官方统计数据兼容。当然，在共产*执*的国家，情况又有所不同，先是年俄国革命后的苏联，然后是二战后的东欧。
除了上述社会主义国家，许多国家很快接受了国民经济收入核算应该基于所有收入的总和，从而形成了一个综合的生产边界的观点。20世纪上半叶，边际学派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并开始讨论是否要将非市场性活动纳入国民经济收入核算。英国经济学家阿瑟·塞西尔·庇古（—）是马歇尔的学生，同时也接替他在剑桥大学担任*治经济学教授。庇古认为，市场价格只显示了人们从交换中获得的满意度（效用），而国民收入应该更深入一些：它应该衡量福利。
庇古认为，福利是衡量金钱所带来的效用，也即物质生活水平的标准。在著名的《福利经济学》（）一书中，庇古进一步将研究范围明确为“仅限于可以直接或间接与金钱指标相关联的社会福利”。庇古一方面表示所有不能真正改善福利的活动，都应该被排除在国民收入之外，即使它们需要花钱；但另一方面他又强调，国民收入应该包括确实产生了福利的活动，即使它们是无偿的。
如此，他把免费或需要补贴的*府服务纳入了国民经济收入核算体系。庇古的得意门徒西蒙·库兹涅茨（—）首先对大萧条时期美国国民经济收入的下降情况进行了评估。库兹涅茨出生于白俄罗斯，是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凭借在国民账户方面的突出成就获得了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与庇古不同，库兹涅茨将所有没有立即为家庭提供大量商品或服务的*府活动，包括公共行*、国防、司法、国际关系、基础设施建设等，都排除在生产边界之外；他认为上述*府服务产生了支出，但没有增加最终经济产出。
他还认为，某些家庭支出并未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而只是为现代生活买单，特别是“城市文明的通胀成本”，例如必须要有银行账户，必须要缴纳工会会费或必须要成为某个俱乐部的会员。库兹涅茨认为大约有20%~30%的消费支出都是用于此类服务。然而，他确实认为无偿家务应该被包括在生产边界之内，因为它明显改善了经济福利。于是，库兹涅茨以是否能够提高物质生活水平为依据绘制了生产边界。
结语
如果是在和平时代，也许库兹涅茨的观点会有更大的吸引力。但是，二战迫使各国*府专注于战事，经济学家也走上了另一条道路：一味估算产出而忽略了福利。于是认为国民产值等于市场价格总和的经济学家成为学界主流。而人们在计算GDP时也都会用到产出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