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量允许人们构建短期宏观模型和经济增长模型。以此为基础，人们得以对生产量的变动速率和社会用于生产的资产的变化进行判断。然而，不同于总量的前两个类型，这第三个总量不是直接看得见的。一瓶啤酒可以拿来饮用并被支付它的价格，但是按同质单位计量以便它能与同样计量的其他商品相加的啤酒则只能是猜想的。
本质上，这第三个总量是对商品的物质形式的一个模仿，但是它本身不能按人们通常单独给每一个商品计量的那些物质单位来计量。
几个伟大的经济学家多少成功地设法说明了这第三个总量的性质。李嘉图是最先系统地处理这个问题的，其目的是推导一个收入分配和长期积累的理论。就尝试解决“一个不变的价值测度”的问题而言，李嘉图可以说是最早的优秀的宏观经济学家。他的解答涉及用商品的劳动量来计量一个多种多样的商品的集合的产出，尽管他发现的不可逾越的理论困难使他在其分析的关键之处使用一个单一商品的模型。
评价问题的新古典分析不是没有它的欺骗性和复杂性，但是对短期模型来说要么无足轻重，要么不相干。评价问题是被单一商品的假设弄的，正如第二章中详细解释过的那样。
单一商品供给方面的构建用创造一个没有相对价格或相对成本的体系来忽视评价问题而不是面对它。新古典学派的理论提供的另一个关于评价问题的方法不是无足轻重的，但与总量分析无关。假设一个具有固定资源禀赋的两种商品体系。
遵循新古典主义的逻辑，人们可以说，如果资源并非完全利用（或在某种意义上没有完全地做到成本最小化），那么产出就没有最大化。在这个情形中，两个商品可以用那个给定的资源生产得更多。然而，最大产量不是唯一的：如果全部的资源都用于小麦、或都用于啤酒或都用于小麦和啤酒的无限可能的组合，产出都是最大的。
分析不必停止在这一点上。基于极端限制的假设，人们可以构造一个“社会效用图”（或“社会无差异曲线”），它显示了所有的小麦和啤酒组合，它们被全部的经济行为人一起发现是具有同样的满意度的（对每一条曲线，社会福利水平是常数）。于是，人们可以说，在小麦/啤酒生产转换曲线（或“生产可能性曲线”，被技术和给定的生产要素禀赋所固定）与最高的社会无差异曲线相切的点上，生产最大化了社会福利。
即使人们接受了这个极端可疑的和相当随性的加总个人偏好的想法，其结果也与宏观经济学没有什么关系。就小于充分就业与充分就业的比较而言，所有这些不过是说，资源的更完全的利用会导致产出的增加（虽然人们不能确定增加的数量除非生产保持同样的比例）。就充分就业的状况而言，所有产出的组合从经验上看是相似的，这是因为即使在原则上也没有办法知道社会是否在它的消费选择中处于均衡。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当新古典凯恩斯主义统治经济学界之时，存在一个建立一个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之间的划分（反凯恩斯主义者如弗里德曼十分正确地发现了理论的相容性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的趋势。经常伴随这个划分的是断言宏观经济学比微观经济学“更现实”和“更与现实世界相关”，这是因为后者似乎深陷于许多可疑的和非经验性的概念，比如效用、完全竞争和主观的最优化。
然而，看起来却似乎是，尽管人们或许在微观经济学中发现了所有的缺陷，但它一直比宏观经济学具有更强的理论基础。甚至在其早期的起源如货币理论部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从来没有解决总量分析的核心问题——评价问题。
这个缺陷没有被凯恩斯忽视，其目的不是提供一个凯恩斯的工作的一个一般的解释（这样的解释有很多）。相反，笔者要展示这个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所持有的关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基础构件的深刻的怀疑，这些怀疑与本书中提出的那些怀疑是十分相似的。
在一个相对不引人注意的注释中，凯恩斯告诉《通论》的读者，他的目标是提供一个货币理论和价值理论的整合，对这个任务，他感到他的“古典”的对手们没能完成或没有怎么尝试过。在一个层面上，他的反对理由是古典经济学由于实际变量和货币变量之间的二分法而没能把相对价格理论与货币理论整合起来。
对《通论》的详细阅读，尤其是那些被主流经济学极大地忽略了的部分，会发现凯恩斯有雄心做一些相当的更为基础的工作：提供一个基于对评价问题根本不同的解的货币经济的一般理论。这就是下面要讨论更富挑战性的任务。
在《通论》中最少阅读的部分是那些尽力解决同时用货币和价格中立项来评价总产出的问题的段落。对凯恩斯关于总量和评价问题的讨论缺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