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在《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中，我指出了未来全球资本主义面临的三个主要威胁。[1]第一，在与自然的关系方面，资本主义面临气候变化、环境破坏和不断加速的生态退化。第二，资本主义始终保持着3%的复合增长(资本的无限积累)，其压力随着呈指数级增长的曲线的跳跃式上升而变得越来越大。第三，资本主义面临着普遍异化(universalalienation)。最后这种状况与前两种状况密切相关，通常会在国家体制之内和之间造成日益成问题的*治和地缘*治的不稳定。它最显著的表现是右翼民族主义**以及以土耳其的埃尔多安、印度的莫迪、埃及的塞西、匈牙利的欧尔班、美国的特朗普和俄罗斯的普京为代表的威权民粹主义的崛起。普遍异化也是酿成很多个人悲剧的始作俑者，例如，在美国许多“被遗忘的”地区发生的阿片类药物流行病肆虐以及因长期酗酒导致死亡(因此当地的预期寿命正在缩短)所带来的悲剧。普遍异化还反映在自杀的韩国稻农、印度农耕者、英国山农、深圳富士康工人以及希腊失业而又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屋主身上，这里只是以此为例。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普遍异化，它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在马克思的思想中，“普遍异化”作为一个概念有着即使并不特殊、但也是问题重重的历史。虽然异化在诸如《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样的马克思早期著作中引人注目，但在年代晚期马克思探索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时(例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却消失不见了，只是在《*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才重新作为一个核心概念再次出现。随后，它似乎退隐于《资本论》的背景之中，并在其后期的著作和笔记中几乎完全不复存在。
后来力图重新提出这一概念的大多数批判性尝试都聚焦马克思的早期著作，而对它在《*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根本性重构少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