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经济学家看来马克思“消灭分工”观点，能激起什么社会矛盾？本文将阐述自己的观点。
1.消灭分工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马克思“消灭分工”的观点深为学者们热议，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和探讨，在是否要消灭分工这一观点上，学者们基本持一致态度。分工是历史的，因此消灭分工具有必然性。那么，是消灭所有分工？还是消灭某一种分工？在这个问题上，学者们认为并不是消灭所有分工，而是消灭一种阻碍人的发展的分工。但是，这种分工具体是指何种分工，学者们各持不同的意见。
张新在《马克思主义历史与现实的理论探讨》一书中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指出只是要消灭引起私有制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引起阶级对立的社会分工，这种分工造成了社会冲突，引起社会矛盾，需要予以消灭。
林剑也充分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在《也论旧式分工及旧式分工的消灭》一文中对旧式分工进行了详细论述，他认为旧式分工是与私有制有关，并与商品交换和阶级存在有关，是一种需要被消灭或者需要改变其性质的分工，并指出分工具有历史性质，需要不断演变和向前发展。
关于旧式分工，秦庆武在《关于旧式分工和职业分工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明确指出旧式分工所具有的旧有性质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用职业分工来进行概括，因此，职业分工是将会被消灭的分工，它具有谋生的性质，分工的谋生性阻碍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秦庆武认为，具有谋生性、固定性、片面性、利益对抗性等性质的分工在以后的社会发展进程中会消失，职业分工不存在于一切世代之中，而只存在于某一历史阶段。
刘佑成也持着不一样的观点，其《社会分工论》一书中指出消灭分工就是消灭劳动者分工，而劳动分工将会一直存在，这是从主客体分工出发展开讨论，劳动者分工是劳动职能上的分配，劳动者分工的消灭意味着人可以自由全面发展。张一兵、王虎学以及王磊也持消灭劳动者分工这一观点。
《马克思“消灭分工”论断的内涵解读》一文中徐国民指出马克思要消灭的是旧式分工，这种旧式分工是私有制社会特有的分工，它的存在造成了人与人之间地位的不平等，是人不能自由全面发展的罪魁祸首。
2.分工的类型
清晰划分分工的类型有助于更准确地把握和理解各种各样的分工现象，分工的划分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存在着多种划分方式。目前，国内学者大致从三个角度出发对分工进行划分：一是从分工的主客体角度出发，分工可以划分为劳动者分工和劳动分工两种类型，劳动分工是指劳动本身的分化和独立，属于客体分工；劳动者分工是指劳动者在劳动职能上的分配，属于主体分工。我们所要消灭的是劳动者分工。
二是从人的发展角度出发，侧重于道德评价，这种划分方式是将分工划分为旧式分工和新式分工两种类型，旧式分工和新式分工其区别主要在于一个“旧”字和一个“新”字，“旧”是应该被抛弃的东西，“新”是所要追求的东西，所以，旧式分工是指导致人片面发展和畸形发展的分工，对人的发展起阻碍作用；而新式分工则相反，它是可供人们自由选择活动范围和活动方式的分工，在未来的社会形态中将会出现。
我们所要消灭的是旧式分工。三是从社会生产本身发展形式的角度来进行划分，分工可以划分为社会内部分工和生产机构内部分工，这一划分的主要目的是研究经济的发展，这两种分工是社会生产发展形式的典型。不论从哪个角度出发对分工进行划分，都有它充分的理由和意义。
3.分工与人的全面发展问题
马克思分工与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学者们研究的一个重点，并且主要探讨了分工对人的全面发展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学者们对此各抒己见。韩庆祥在《分工与人的全面发展》一文中通过弄清三个问题来诠释分工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分工因何对人的发展既有积极作用又有消极影响”，他用较大篇幅论述了分工的消极影响，不过这里的分工他指的是强制的、不可选择的固定分工，从而论述可自由选择的分工对人的发展的积极作用。
陈信泰、张武升在《马克思的分工理论与人的全面发展》中认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分工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为自由全面地发展自己的一切才能提供机会和条件”，这里肯定了社会主义分工对人的全面发展产生的积极作用。
刘旭雯在《人工智能视域下的分工与人的全面发展——对马克思分工理论的思考》一文中指出人工智能从物质生产领域使智能化工厂成为现实，这意味着人从此能够摆脱繁重的体力劳动，劳动不再是费时费力，也不再是困住人的枷锁，最重要的是，人也因此会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去从事自己想做的事情，人工智能为消灭旧式分工提供了现实基础，也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现实条件。
刘旭雯在这里肯定了人工智能时代下的新型分工形态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所产生的积极作用。乔虎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分工理论的价值向度》中指出：分工自我扬弃的过程实质上也就是人的解放过程，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分工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又反过来否定和革新旧的分工形态，即分工的自我扬弃和人的解放走的是同一条道路。乔虎同样也肯定了新科技革命下的分工助力人的全面发展。
4.分工在唯物史观中的地位
唯物史观的创立得益于马克思对分工的研究，这一观点受到国内学者的普遍认可。在研究马克思分工理论时，众多学者进一步论证了分工对唯物史观创立的积极意义，并表明分工在唯物史观中具有不可撼动的地位。韩庆祥在《马克思主义的分工理论与唯物史观的形成》一文中指出：“马克思对分工问题的研究，促进了唯物史观的创立”。
韩庆祥认为，马克思从“异化”到“分工”的转变，确立了新的出发点探索社会发展规律，也因此促进了唯物史观的形成。洪燕妮在《重思马克思“劳动分工”思想的源头》一文中指出，分工理论在马克思唯物主义的视角中，其内涵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充实。李永采、张志涛在《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及其影响》一文中指出马克思分工理论是唯物史观的精髓和灵*，认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第一次系统研究分工这个范畴时，就已经把分工作为阐述唯物史观的主心骨。
马克思分工理论与为唯物史观存在着密不可分割的联系，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看待问题，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笔者认为分工理论的地位如此之重要，对它进行不断深挖则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国外研究综述从整体上来看，国外学者对于马克思分工理论的重视程度不高。在研究此理论时，国外学者主要从经济学角度出发，致力于探索经济增长的原因，为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而对于此理论的哲学意义，未给予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