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辉华，年生于江西，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曾在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系从事一年博士后研究（师从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OliverHart教授）。现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和博士生导师，曾任人大科研处副处长、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他主要研究*企关系、企业理论和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ReviewofEconomicsStatistics等国内外顶级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几十篇论文。他于年获得“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年入选中组部首批“青年拔尖人才计划”（国家“万人计划”），年入选第七批“北京市优秀青年人才”，年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项目。他向中央提交的反腐败、PPP（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僵尸企业和官员激励的多篇内参，多次获得*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批示。他多次接受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新华社、凤凰卫视以及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纽约时报、英国金融时报、日本经济新闻社等中外重要媒体的采访。
林佳妮，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硕博连读生。
1、很多人对您的传奇经历非常好奇，那么您当年是怎么选择了经济学研究之路呢？
聂辉华：我年出生于江西省抚州市崇仁县的一个贫困农村，在我之前全村没人考上大学。家里人口多，因此经常入不敷出。我小时候最深刻的记忆是食物匮乏。最痛苦的是初中阶段，经常一个星期只能吃一罐干巴巴的豆子或者一罐很咸的萝卜干，青菜都是稀缺品。幸运的是，父母一直支持我读书。我小学成绩名列前茅，初中有点贪玩，成绩中上，第一次中考时没有考取高中，那年全班只有三个人考上高中。初三复读，幡然醒悟，成绩再次名列前茅。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毕业考取中专或师范学校（“中师”）的话，毕业后国家分配工作。因此成绩最好的农村学生为了“铁饭碗”会报考中专，而上大学是遥不可及的事情。令人伤心的是，就在我第二次参加中考的年，国家规定复读生不能考中专，于是我的中专梦破碎了。更令人伤心的是，虽然我中考分数名列全乡第一，但是被分配到县二中。县一中是省重点中学，而县二中是普通中学，一个高三文科班只有一两个人考上大学（当时全国高考录取人数是80万左右）。幸运的是，当时一中刚退休的老校长周德清被聘为二中校长，二中又有希望了。高二时我选择了文科班，成绩可谓一骑绝尘，甚至有一个学期五门功课全部第一。我年参加高考时，江西省实行考后估分报志愿，周校长问我选什么学校。我说选了中国人民大学，这是最好的文科大学。校长建议我选人大法律专业，我说现在法制还不完善；校长又建议我选人大新闻专业，我说很多新闻太空洞。最后校长问我选了什么专业，我说“工业经济”。我当时的想法是，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前景肯定不会差。在正式填报志愿之前，我还选择了提前录取的中国青年*治学院。经过学校操场时，我碰到了校招生办主任。他说这个学校规模比较小，于是我删除了，这样就只剩下一个志愿了，我好像还选择了“不服从调剂”。
年8月，我以全县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被人大工商管理学院工业经济专业录取，这打破了过去十四年全县文理科状元被一中垄断的格局。但我一直坚信：聪明+勤奋+运气=成功。如果我考取了中专，如果没有周校长，如果招生办主任没有提醒我，如果抚州市其他排名前十的“高手”也删除了提前录取，我肯定不会被人大录取，那么人生将是另一个版本。老子说的好，“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没有谁的人生总是一帆风顺的，因此我们要在悲观中寻找转机，在绝望中寻找希望。
大学四年，我最自豪的事情是，除了大一那年拿了家里的钱，从此我都依靠自己的努力去赚取学费，并且每年还给家里寄几千块钱。我做过编辑，卖过教材，当过家教。烈日炎炎，风雨雷电，苦不堪言。最后悔的事情是，没有好好学习数学和英语，部分原因是课余时间都在打工挣钱。我后来考研和考博，分别因为数学和英语分数不高而破格录取，出国也受影响。最受益的事情是，听了樊纲、周国平、从维熙等很多名人的讲座，开拓了视野，解放了思想。在上大学之前，我是应试教育的标准模板，相信教科书上说的每一个字。
我最后之所以走上了经济学研究道路，是因为环境、兴趣和信心三个因素。一是穷则思变，希望通过经济学研究改变中国的贫困面貌。《经济学家茶座》上的文章《“北京赣籍经济学人”群体扫描》，指出很多知名经济学者都是江西人，例如人大的吴晓求，北大的姚洋和周黎安，我想这可能跟江西比较贫穷有关。二是大学期间听了很多经济学的讲座，看了一些经济学的启蒙书籍，比如茅于轼《生活中的经济学》，对经济学有浓厚的兴趣。三是我大二就在核心期刊《经济学家》上发表了一篇论文《需求不足，责任不在百姓》，增强了研究经济学的信心。
2、您早年是研究企业理论，后来研究矿难、腐败、僵尸企业和城市问题。请您谈谈你的研究进路、研究风格是如何形成的？基于您在国内外顶级期刊发表的多篇论文，您有哪些研究体会和心得？
聂辉华：我读本科时（-年），从西方引入的博弈论、企业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在国内风靡一时，那也是研究国企改革和制度变迁的*金时期。我因此对企业理论和制度经济学产生了浓厚兴趣。我的本科毕业论文试图在经典的产业组织理论框架SCP范式下引入产权，构建一个SOCP框架。年，经任课教师引荐，我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李海舰研究员门下。社科院的研究生课程不多，于是我们级硕士生组织了一个“青年读书会”，我是会长。我们每周讨论论文或著作，还辗转好几趟车去北大听课。一群人在一起奋斗，会使得“优秀成为一种习惯”。年春季，李老师带我去广东南海调研陶瓷产业。那是我第一次坐飞机，也是第一次调研。接待我们的乡镇*委书记说：“如果中国的企业都%纳税，那么一半的企业要死掉！”我当时被这句话震惊了，这成为我后来坚持实地调研的动因之一。由于破格录取需要缴纳昂贵的学费，于是我提前一年从社科院毕业了，并于年考入人大经济学院杨瑞龙教授门下攻读博士学位。我的硕士论文探讨了一个纯理论问题，把企业理解为“一种人力资本使用权交易的粘性组织”。企业之所以有粘性，是因为所有者掌握了具有稀缺性和专用性的资源，未必是物质资本。这个观点与我在管理咨询公司工作的经历有关，可见实践出“真知”。硕士论文的核心内容年刊登于国内最权威的经济学期刊《经济研究》，这成为我坚定地走上学术研究道路的重要动力之一。
进入博士阶段，我开始系统地学习契约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读博士期间，我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世界经济》和《经济学季刊》等期刊上发表（含接受）了七篇论文，这在今天仍然是一个难以超越的发表记录。其中引用次数最多的是我关于交易费用经济学和不完全契约理论的两篇综述文章，而影响最大的是我和李金波年发表于《经济学季刊》上的文章《*企合谋与经济发展》。我们在一个中央*府-地方*府-企业的三层代理框架中，从地方*府和企业合谋的角度解释了为什么会同时出现高增长和多事故。这个“*企合谋”分析框架可以广泛地解释矿难、土地违法、环境污染、偷税漏税和僵尸企业等现象。
博士毕业留校工作之后，我才开始自学计量经济学。从零开始，不懂就问，边做边学。迄今为止，我们团队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发表了十几篇经验文章。我们撰写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使用现状和潜在问题》（《世界经济》年第5期），成为使用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必读文献，在中国期刊网上引用次数超过0次。我们关于矿难的经验研究成果，先后发表于国际知名期刊《比较经济学杂志》（JCE）和国际顶级期刊《经济学与统计学评论》（REStat）。年，我们团队发布了第一份完整的中国僵尸企业报告，它成为研究僵尸企业的必读文献。我们早在中共十八大之前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