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0月11日下午6点左右，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一半奖项被授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戴维·卡德（DavidCard），一半奖项被授予麻省理工学院福特经济学教授乔舒亚·安格里斯特（JoshuaD.Angrist）和斯坦福大学教授吉多·因本斯（GuidoW.Imbens）。其中，卡德因“对劳动经济学的实证贡献”而获奖，乔舒亚·安格里斯特和吉多·因本斯是“对因果关系分析的方法论贡献”而获奖。
评委会称今年三位得主的研究表明，自然实验（而不只是随机控制实验等设计出的实验）可以用来理解劳动力市场的重要问题，包括移民政策、最低工资政策等。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文章是IMF信息交流部高级官员彼得·J.沃克（PeterJ.Walker）年发表的一篇关于戴维·卡德的文章，题目是《挑战者》。文章称，通过对一系列由强大数据提供支撑的现实情况，即“自然实验”开展实证研究，戴维·卡德对最低工资、移民和教育等多个重要领域的传统经济学观念提出了挑战。
一张已经卷角的纸上写着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系教师的名字。众所周知，该校有很多著名的经济学家，但这份名单就这样用胶带随意地贴在墙上，体现了这些教师在其盛名之下的无比谦恭。戴维·卡德（DavidCard）便是该校诸多受人敬重而又非常谦逊的经济学家中的一位。
年，卡德荣获令人梦寐以求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JohnBatesClarkMedal），从此声名鹊起。该奖由美国经济协会（AEA）颁发给美国40岁以下最杰出经济学家，每两年颁发一次，是除诺贝尔经济学奖以外最为著名的经济学奖。通过对一系列由强大数据提供支撑的现实情况，即“自然实验”开展实证研究，卡德对多个重要领域的传统经济学观念提出了挑战。
戴维·卡德图/《金融与发展》挑战传统
卡德发现，与经典模型的研究结果所不同的是，提高最低工资不仅不会增加失业率，甚至可能降低失业率。通过超过15年的深入研究，最终他在年发表了一份具有重大影响的论文，并随后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艾伦·B.克鲁格（AlanB.Krueger，编者注：普林斯顿大学劳动经济学家，年3月去世，曾在美国民主党政府担任高级顾问）合著了一部专著，分析最低工资对美国新泽西州快餐业的影响。年4月，美国新泽西州将最低时薪从4.25美元提高至5.05美元，与此同时，与其毗邻的宾夕法尼亚州保持其最低时薪标准不变。这是一个理想的自然实验。卡德和克鲁格发现，与宾夕法尼亚州的快餐店相比，新泽西州快餐店的实际就业率增加了13%，证明了最低工资的增加并不会带来许多人所担心的负面影响。
该项研究引起了很大的争论，但最终还是得以通过。合著者克鲁格回忆道：“我们的自然实验差点流产。首先，（新泽西）州议会改变了看法，在提高最低工资法案生效前投票撤销了这一法案。不过，新泽西州州长否决了这一撤销决定，并赢得了刚好足够多的选票，避免了其否决被再次推翻的结局……在某种程度上说。”克鲁格指出：“这使得我们的对比研究更有吸引力，这是因为最低工资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有些出人意外，如果早知道这一点，雇主们就无需提前为此做出全面调整了。”
卡德的另一项研究也对传统的经济学观念提出了挑战。该项研究发现，接受更多的移民并不一定会夺走美国本国工人的工作机会，也不会降低他们的工资水平。年，卡德对“马列尔偷渡事件”（MarielBoatlift）开展研究，分析了—年期间美国迈阿密突然增加12.5万名古巴移民对当地劳动力市场所带来的影响。当时许多观察家认为，古巴移民的大量涌入（使迈阿密劳动力人口增加了7%）将对迈阿密市本地低技能工人的就业前景产生不利影响。不过卡德发现，“马列尔偷渡事件”实际上并未对本地的低技能工人的工资水平和失业率造成影响，甚至那些早期移居美国的古巴移民的工资和就业率也未因此受到很大的影响。
卡德的此类研究结果引发了轩然大波，对此部分人表示激动不已，也有许多人持怀疑态度。不过，如果卡德和他的批评者可以就一件事情达成一致意见的话，那就是：在当时看来，逆势而为——即便稍微有些过分——远非一个赢得主流认可的万全之策。
在一月份一个阴冷、潮湿的早上，卡德在他位于伯克利的办公室里对我们说，当得知自己获得克拉克奖时，他正和妻子在外度假：“他们在千方百计地联系我，告诉我获得了这一奖项。老实说，没人曾想到像我这样的人能够获得这一殊荣，当然我自己也从未想过这一点，”卡德谦虚地回忆道。事实上，他是一名富有开创精神的著名学者。
不过，与获奖时的惊喜之情相比，他所感受到的敌意更多。参加美国经济学会大会的许多经济学家对卡德的研究结果以及他对传统经济学观念的大胆质疑非常不满，反对授予他这一奖项，并组织了他们自己的研讨会来批驳他的研究工作。卡德说：“我认为，他们这样做的意图是为了使美国经济学会免于被指责为左派。”
若只是说卡德没有立刻得到整个经济学界的认可，可能有些轻描淡写。正如卡德此后在新泽西州发表的论文中如此辩解：“复现和再分析是经济学的重要工作，当新的研究结果与传统看法相反时尤其如此。”作为学者，受到质疑是一件正常和合理的事情，但在卡德看来，在这个特殊的情形下，一切很快就变成了对他的人身攻击。“在宴会时的对话会变得极度尴尬。当人们认为我疯了时，我的学生也会经常受到盘问。这种感觉特别不好。”
“半路出家”的经济学家
从某种意义上看，经济学总是与卡德的个人生活相关。卡德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农村地区长大。他的家庭经济状况“当时，包括现在都不是特别好”，他的朋友中也很少有上大学的。卡德在一个奶牛场生活（如今他年迈的父亲仍在经营这个奶牛场），他对有关奶牛护理的科学非常着迷，例如，如何照顾好奶牛，以便它们可以在最佳的时间内产出营养丰富的牛奶。
出于对科学的兴趣，卡德考入坐落于安大略省金斯敦市的加拿大皇后大学，主修物理，并曾在一家钢铁厂短暂工作过一段时间。
在上大学期间，一个偶然的机会，卡德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在帮助其当时的女友完成其经济学作业时，卡德读到课本中有关农业供需状况的章节。该章节指出，提高粮食或牛奶的产量将有助于降低整个农业行业的价格。基于他此前帮助自己家庭维持奶牛场顺利经营的经验，这一发现让卡德激动不已：“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重要发现。当我看到这个观点时，我当时就想，‘哇，这个观点真是太棒了！’在接下来的几周内，我又阅读了课本其余部分的内容，不过当时只是出于好玩的心理。”从此，他转向经济学的学习，并且再也没有退却过。
不过，由于他此前未参加过部分普通经济学课程的学习，卡德被迫学习这些他相对并不喜欢的课程，如收入分配和劳动力经济学等。卡德将“成为劳动力经济学家的原因”归功于这些课程。这些课程由两名年轻的教授执教，当时他们刚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并开展了实证研究。两名年轻教授被卡德的能力深为打动，并将其推荐给自己在普林斯顿大学的论文导师奥利·阿什菲尔特（OrleyAshenfelter），该导师又转而说服卡德到新泽西州攻读博士学位。
卡德在一系列自然实验领域——这些实验最终使得他荣获克拉克奖——开展了标志性的实证研究，从而在普林斯顿大学一炮走红。“卡德使实证研究更为可信，从而使之更有影响力，”阿什菲尔特在颁奖时表示：“很多荣获该奖项的人所写的论文，你可能从来没有读过。”
卡德和普林斯顿大学本来是“天作之合”，可惜这种关系注定不会维系太久。“当时我的夫人是哥伦比亚大学音乐系的助理教授，但她没有获得终身教职。因此，她很想脱离学术界，迁往加州，”卡德解释道。
于是，他们来到位于美国西部的加州。随后，卡德成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名教师。他们在临近的索诺玛买了房，并建造了一个木工车间，为他业余制造传教区风格（Missionstyle）的家具提供支持。在加拿大的中学，男孩必须参加拉丁语或木工课程的学习。卡德选择了后者，并且这成为他终身的爱好。“这种活要相当精准，有时可能令人感到沮丧，但我乐此不疲——这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实证研究工作。”
一门“迷雾丛生”的学科
卡德的实证研究工作总是带有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我们对经济学知识的基本了解程度远远低于你的想象，”卡德说。同时，他补充道：“非经济学家对经济学家感到生气的一点是，经济学家总是无比确信自己了解所谈论的东西，而事实上他们并不真正了解这些内容。”
卡德将这种不确定性描述为“迷雾”。当被问及有关劳动力经济学的一个维度—特别是工人、雇主和政府之间的相互信任在建立有效劳动力市场中所发挥的作用时，卡德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迷雾”理论：“这一点可能是对的，但要证明这个科学问题很难，因为我们不可能在同一个地方设置实验组和对照组。我还没有发现有人能够走出这个‘迷雾’。”
尽管劳动力经济学存在不确定性，卡德对最低工资的研究结果还是经常被政治活动家们所引用。这些政治活动家对提高最低工资的好处似乎相当肯定。这让卡德深感不安。“我并没有到处说应该提高最低工资——不过这些倡导者常常引用我的研究成果，说应该提高最低工资。这也是我不再开展这方面研究的原因之一，因为大家都认为我是主张提高最低工资的，我（在此方面）所做的一切都将导致我名誉扫地。”
“在移民这个问题上也是一样，”卡德继续说道。“我在移民问题上再写一篇论文已毫无意义，因为大家都认为我肯定是主张增加移民的。”
卡德的挫折感显而易见，他已厌倦了看到自己的研究成果被过度简单化和当作游说的材料，而他研究成果的所有附加说明往往被人视而不见。
例如，在此前提到的“马列尔偷渡事件”研究中，他强调说，这些观察结果不能推而广之。具体而言，迈阿密的劳动力市场在成功吸纳移民就业方面并不具有代表性，其原因主要是该市可给低技能工人提供众多就业机会，同时该市拥有大量的讲西班牙语的人口。
在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卡德指出，在传统的门户型城市（如洛杉矶），无特殊技能移民的大量增加可能事实上导致年轻的和受教育程度不高的本地人口的就业率减少1—3个百分点。
在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卡德甚至指出移民和工资不平等之间存在关联—尽管关联度很小，—年期间，由于移民因素而导致美国工资不平等的比例增加了5%。
最近，在分析个人对欧洲移民的看法时，卡德发现，人们对移民的担心主要并不是在就业方面，而是对文化冲突方面的担心。事实上，与对就业等经济因素的担忧相比，人们对移民的“综合影响（如语言和文化影响）所存在的担忧要高2—5倍。
不过，卡德急切希望指出的是，他的研究主题远远不只是最低工资和移民问题。在谈到其他领域时，他似乎更加激动和兴奋。
发现人才
例如，卡德曾在教育政策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年，他发现，学校教育质量对学校的未来收入造成了影响。现在大家可能认为这个研究结果毫无新意，但这在当时却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当时有人支持另外一种观点，即由于教学质量和标准化考试成绩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增加对公立学校的资助不会给学生带来太多的好处。然而，卡德发现，将学生/教师比中的学生人数减少5个，可使学校的回报率增加0.4个百分点。将教师的工资提高10%，可使学校的回报率提高0.1个百分点。
去年（年），卡德在教育领域做出了另外一项重大的贡献，他分析了普遍筛查法对“天才计划”中的低收入和少数族裔学生代表性的影响。卡德解释道，学校的天才计划“主要面向智商很高的孩子”。然而，智商并不能很好地代表天资，这是因为，与来自相对贫困家庭的孩子相比，来自相对富裕家庭的孩子更有可能在家中接受到良好的教育，因而其智商也相对较高。此外，是否参加天才计划也依赖于家长在一定程度上的推动—这种情况在相对富裕家庭中更有可能发生。这两方面都决定了来自低收入和少数族裔家庭的学生参加天才计划的可能性相对更小。
为了弥补这一差距，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学区决定对所有孩子进行筛查，并引入了非言语能力测试，以弥补标准化智商测试的不足。卡德的研究发现，由于这些创新措施的推出，天才计划中弱势学生的比重提高了%。尽管取得了这方面的成功，但普遍筛查法成本过高，在来自其他支出的压力下，该项措施被迫中止。
卡德最近开展的另外一个具有很大社会价值的创新自然实验是他对突然的情绪爆发和家庭暴力所进行的研究。尽管卡德及合著者戈登·达尔（GordonDahl）声称他们是“世界上对体育运动最一窍不通的两个人”，但他们还是研究了在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NFL）的某支球队“意外失利”（即一支先前被极其看好的球队意外输掉比赛）后家庭暴力增加的情况。该项研究的灵感源于他们对一个有关家庭暴力理论的不满。该理论认为，家庭暴力主要源于有预谋的控制和相互依赖性。“这个问题完全令人困惑，”卡德说。他补充道，“有时，我自己写的论文总是受到这一情绪的驱使——‘那个观点不可能是对的，我们来提出质疑吧’。”
于是，卡德和达尔对这一假设提出了质疑，并发现了令人信服的证据来支持他们的判断，即许多家庭暴力并非是有预谋的，而往往是突如其来的和不理性的。具体而言，他们发现，每当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的某支主场球队意外失利后，当地警局家暴报告数量就会增加8%，表明自发性的情绪爆发往往在家庭暴力事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回到卡德更为熟悉的研究领域并对未来进行展望时，卡德希望进一步探讨他最近有关工资不平等的研究结果。年，他发表了有关葡萄牙的一项研究成果。他发现，在葡萄牙，女性在同等情况下获得的工作薪酬仅相当于男性的90%。不仅女性在高薪企业中工作的可能性更低，同时即便她们在这些高薪企业中工作，其薪酬也远低于男性。“在薪酬谈判方面，女性应该尽量更加积极主动些——毫无疑问，这一点确实如此，”卡德指出，并补充道：“女性并未从在高薪企业工作中充分受益，这导致出现整体的性别不平等现象。”不过，卡德认为，工资差距不仅仅是性别方面的问题。他计划利用来自巴西的数据来分析工资不平等中的种族维度。
卡德的许多研究成果都对政府政策具有切实可行的影响。那么，他是否考虑过成为一名政策制定者呢？“不，”他首先回答道。“这个回答令人感到遗憾。不过，我真正喜欢的事情是启动一个全新的研究项目，并且围绕数据集展开研究。”他补充道，“此外，我对管理也不在行。”
不过，当天晚些时候，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具有很强感召力的经济学系主任夏查尔·卡里夫（ShacharKariv）却并不认为卡德的管理技能是其弱项，相反，他指出卡德只是缺乏对管理工作的强烈渴望而已。不过，管理“并非卡德的相对优势领域”，这一点可能正确无误。“有关那些非常聪明的人的一个‘魔咒’，是他们往往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聪明，”卡里夫用一个夸张的语气补充道：“但卡德并非如此——他深知自己的相对优势何在，并且善于利用这一点。”
卡里夫将卡德描述为一个“不仅可以在学术上，还可在其他许多领域引领经济学系的人。”他认为，卡德是一个“从不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他“在执教本科学生的本职工作之外，还做了许多其他的事情，”同时“还负责研究生的教学工作。”此外，他还“具有非常出色的领导能力。”
卡德还以经常工作至深夜而闻名。他的长期合作者克鲁格指出：“此前，作为一名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他（卡德）拥有一名奶农一样的工作品德—常常工作至深夜，一直到图书馆闭馆。那时我们总是一起加班，一边泡咖啡，一边讨论很多研究问题。”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卡里夫也知道卡德经常加班。“晚上10点，我总是想着卡德在办公室里和他的研究生在一起工作……这只是我的猜想，但我的猜想是基于实际数据得出来的，因为实际情况就是这样。”
随着我与卡里夫的对话进入尾声，卡里夫转移了话题，对旧金山海湾的全景赞不绝口——即便在这个阴沉沉、灰蒙蒙的阴天，金门大桥似乎也近在眼前。“不过，我们都能看到这一壮观的美景，”他耸了耸肩，“从卡德的办公室也可看到……哦，对了，由于他（卡德）的办公室的家具摆设方式，从他的办公室向外看不到这个景色，”卡里夫回忆起从卡德办公室窗户向外看到的令人沮丧的景色。“他必须重新布置他的办公室，这样就可看到整个海湾的全景，”卡里夫坚称。“如果你非要找卡德的弱点，这个应该就是吧——他不是一个很好的室内设计师；他必须好好研究一下风水。”（彼得·J.沃克）
来源：IMF《金融与发展》年3月号
实习编辑王伟
制作曹宇
责编肖东
审稿晖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