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比较，作者比较
比较
“以比较传递理念、思想和智识”
诺奖得主乔治阿克洛夫日前回顾了过去60年宏观经济学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原文发表在《比较》第辑，本文为删节版，全文请参见财新网。
年，当我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读研究生时，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一个特定版本在经济学领域和更广泛的社会中方兴未艾。仅仅在三年后的年12月，《时代》杂志就将凯恩斯放在了封面，甚至加上了被认为是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背书:“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更准确地说，正如弗里德曼（）之后迅速抗议的那样，他只是提出了含糊其词的声明:“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在另一种意义上，没有人再是凯恩斯主义者。”］
《时代》杂志是当时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新闻杂志。它对凯恩斯的拥护尤其值得注意，因为该杂志一直强调支持“自由企业制度”，而凯恩斯及其追随者长期以来一直被指责有社会主义倾向。例如，在哈佛大学，阿尔文汉森（AlvinHansen）和他的凯恩斯主义同事就曾因所谓的共产主义遭到一个名叫“真理”的校友会的攻击。《时代》杂志以封面故事的形式支持凯恩斯，完全改变了对凯恩斯的态度，但在自由企业问题上仍然坚持其立场；既然总需求管理将经济从萧条中解放出来，那么自由企业就可以进一步大有作为，造就一个繁荣的新时代。凯恩斯主义者似乎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公共政策的主要教益就是我们现在知道了如何应对经济衰退，这是一场来之不易的斗争。这场斗争持续了几十年，事关一个利害攸关的问题，也即维持充分就业，而不是陷入大萧条。我刚开始读研究生的时候，在麻省理工学院保罗萨缪尔森的领导下，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又译坎布里奇）取代了英国的剑桥，成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中心。于是，22岁的我把传播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作为自己的人生使命，立下这一志业对我个人来说也具有重大意义。从那时到今天，已然过去了57年。
本文首先回顾了两种主要的教科书方法。这两种方法演化到20世纪60年代早期，已经融合了凯恩斯的思想：萨缪尔森（）的入门教科书中的凯恩斯交叉图和加德纳阿克利（GardnerAckley，）的高级宏观教科书中完整而充实的模型。这种凯恩斯新古典综合遵循了希克斯（）设定的模式，专注于凯恩斯的某些元素，而把其他的放在一边。在这些模型中，特定方法的潜在弱点在当时至少已被模糊地察觉到了。例如，希克斯至少隐约提到了对通货膨胀（以下简称通胀）预期的忽略。在另一些时候，模型遗漏了凯恩斯认为重要的那些主题，比如爆发金融危机的风险和工资谈判中社会规范的作用，以及这些主题隐含的关于宏观经济结果中多重均衡的潜在重要性。然而，20世纪60年代的凯恩斯新古典综合的可变通性激发了大量的研究。本文将表明，这些研究采取了一种被我称为“一次一偏离主义”的方式［one-deviation-at-a-timism，改编自Caballero（）的一个短语］。正如我将论证的那样，一次一偏离式约束对宏观经济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它们不仅导致人们对金融危机这一宏观主题缺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