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鸿一般短暂，像夏花一样绚烂……”当朴树的音乐响起，那就是每年的高考季，就像这个6月，这片大地的夏天。
上午9点多，地铁很繁忙，里面人挤人，都带着口罩，看不到表情。此时正是上班高峰期，参加完高考的学生应该在享受难得的轻松时光。
窗外蝉鸣声越来越响。宗良在办公室通过座机接受了《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专访，声音洋溢着热情。
今年高考季，每日经济新闻每经商学院推出重磅策划——致未来“经”英。这次采访宗良的话题就是高考后即将迈入大学校门的学生如何把握大学学习机会、如何把握成长方向。
宗良是中国银行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金融、银行，他还在北京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对外经贸大学等高校兼任教授、研究生导师。上世纪90年代读博期间，他就开始参与重要的部委课题，比较早的有《我国高科技创业投融资体制研究》等。目前已主持重大课题20余项，发表相关论文余篇。
“我想说的是什么，因为刚刚进大学，容易产生一些宏大的想法。我特别想提的是，一定要在踏实做好自己相关工作的基础上，再想着去展宏图。”宗良叮嘱，一定要重视专业学习，不管选的是哪个专业。这是第一位的。
宗良受访者供图
亲身经历贯穿不同思维模式训练
宗良对未来大学生的忠告，是结合自身长期学术经验而提出的。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20世纪80年代，这个口号如雷贯耳。带着梦想和憧憬，宗良在高中时代特别希望将来成为一名科学家，偶像阵营里是牛顿、麦克斯韦、爱因斯坦、华罗庚等，这坚定了他走求学之路的决心。
宗良高考后报的就是武汉大学物理系。“在武大物理系，是一段美好和快乐的学习时光。”毕业后，他去西安当了大学老师。
随后，他又报考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硕士，从这里开始，他的专业从物理学转向了新的领域——经济金融。
当时，在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有一个福特班（中美经济学培训班），他作为人大学生，在复旦大学参加了福特班学习。
硕士毕业后，宗良进入中国银行，期间又考入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现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读博士。
“每一个学校都给自己留下了特别的记忆。”多年后的今天，宗良说起校园时光，仍别有一番感触和留恋。
他的求学经历，贯穿着东西方不同思维模式的训练。20世纪80年代，他在武汉大学读本科时，李政道和杨振宁发起的CUSPEA风靡一时，宗良接受了训练、参加了考试。“虽未能考取，但当时那种训练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宗良体会到，中西方教学风格明显不同。
以普通物理学为例，中国出的题目、条件都是解答中需要用的，不多不少，而CUSPEA题目中，给出的条件不一定全部用上，也可能不够，需要结合常识判断。此外，CUSPEA题目可能打破常规，提出假设基础条件发生了变化，会出现怎样的结果？
宗良举例，比如对于氢原子模型，公式和逻辑都有了，那么假如原子核和外面的电子所带电荷分别是原来的多少倍，结果会是怎样？估算一下，如果将海洋中的核聚变原料全部转换成能源，可供全球使用多少年?他体会到这有利于培养创造性思维。“普通物理真是太不普通了！”他感叹。
在复旦大学读福特班期间，宗良体会到，东西方经济金融教育的结合非常有意义。福特班既有大量外教承担经济金融专业课，也有东方著名教授如高鸿业、张培刚等举办讲座。
宗良印象最深的外教是来自杜克大学的教授华莱士先生，他讲授计量经济学，其中用到大量数学。时至今日，宗良依然受益于这段时期的学术训练。
回顾一路求学，宗良深感到，家长应给孩子创造一个宽松和信息全面的决策环境，尊重孩子的选择，而不是局限于以父母的思路去规划孩子的未来，因为时代已经变了。这不是纸上谈兵，而是经验之谈，宗良从事经济金融研究，而他的孩子选择的是计算机专业。
宗良提出了一条当代青年走向成功的典型路径：这是一个特殊的时代，会给你带来重大机遇，如果你有一定的聪明才智，对某方面感兴趣、有热情，再加上持之以恒，未来很大程度上将取得较大成功。
学术感悟坚持问题导向
宗良从事经济金融研究已达30年之久，学术感悟良多。他提出：
第一，要做时代需要的课题。
当前我们身处第4次工业革命时代，科技的重要性在提升，但经济金融仍然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好的专业。
经过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功，背后一定有深刻的经济或金融逻辑，若把这一成功实践升华为理论，将是中国对经济金融理论的重大贡献。这是一个巨大的理论研究宝库，目前这方面仍较为欠缺，这方面的重大成果无疑应成为未来产生诺贝尔奖的重要源泉。
宗良衷心期待：未来的青年才俊们能够在这一领域做出重大成果，不辜负这个伟大的时代。
第二，坚持问题导向。
假如对一个领域尚无法找到清晰的目标和路径，那么就坚持问题导向，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把握问题的实质，走在全面解决问题的道路上。
像这次应对疫情过程中，我们一开始并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坚持问题导向，比如看有哪些症状，包括发烧、呼吸困难等等，针对这些，我们找到相应的中药来控制和缓解，在控制症状的过程中，对病毒及其流行特征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就把问题的解决推进了一步。尽管仍不能把这个问题完全解决掉，但是一次次坚持问题导向，就愈加接近目标。
对于中国经济金融发展中一些重大课题，比如绿色金融、“一带一路”、数字经济、金融科技等等，这些实践中的课题，其实都是在坚持问题导向中一步步推进。当然，如果有些问题能够做到顶层设计，目标引领，那是非常理想的。
第三，创造条件，寻求突破与升华，不可始终按部就班。
一些声音指出，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经济研究水平差距仍大，特别是诺贝尔经济学奖主要集中在西方发达国家。这确实是现实，毕竟过去一二百年间，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崛起，各项规则、理论，都是基于西方发达经济发展衍生出来，一系列成果及其评价标准也是以此为基础。
中国经济学家的主要基调是跟随，自然而然地，西方经济学家走在前面。但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独具特色的中国经济取得了成功，中国的扶贫实践也举世瞩目，这本身就孕育着理论的重大突破。
中国经济学家对这些过程最为熟悉，因此要主动寻求突破。如果把这一规律探索清楚，经济学理论将出现重大进展，相应的评价标准也随之发生变化，未来成果值得期待。
第四，重视团队与共赢。
即便是学术研究，也要承认个人能力有限，不管是在大集体还是小分队，甚至日常生活，都要把自己放在整体和团队中来面对。不同的人发挥不同的作用，最终事情才容易成功。在团队中，只有共赢才有可能长久。“只想着自己得利，长久不了。”宗良说，在国际上，中国和谐共赢的理念也正得到越来越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