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发展中国家出现不平等问题的原因之一是，国家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实现了更快的增长。那些进入工业领域和城市的人比没有进入的人赚得更多，因此收入不平等往往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加剧
但各国可以通过再分配政策减少收入不平等。如果没有社会福利体系，美国、英国和欧洲其他许多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将会高得多。发达国家的不平等问题源于另外一些原因。一个因素是，全球化压低了工资中值，而那些从国际贸易中获益的人（即技术工人和资本所有者）会赚得更多，但发达国家中那些技能水平中等或较低的人则深受损害。另一个因素是所谓的“偏重技能的技术变革”。
随着经济越发受到技术驱动，获得最大回报的还是技能最娴熟的工人。这两个因素当然具有相关性。托马斯·皮凯蒂认为，当资本回报率（r)超过经济增长率（g)时，不平等就会加剧。在这种情况下，资本（房地产、公司、股票等）持有者的收入增速将长期快于平均收入的增速。也有人持不同观点。
以法国和英国为例，20世纪70年代以来，私人资本的价值占收入的份额已经飙升至%以上，而美国的这一比例高达%.财富的传递加大了富人和其余人之间的差距，所以财富继承是造成不平等问题的另一个原因。保罗·克鲁格曼指出，美国最富有的10个人中，约有一半继承了大笔财富。劳动所得是不平等的另一个驱动因素。例如，美国大型上市公司（列入标准普尔指数）首席执行官的平均收入是同一公司普通员工的多倍，而在20世纪60年代只有20倍而已。
为什么会这样呢？美国前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认为，原因之一是工会的减少削弱了工人在工资问题上的议价能力。所有这些观点可能都有一定的道理。导致不平等加剧的因素有很多，它们可以通过不同的政策方案解决。例如，累进税对富人征收的税率高于穷人，这有助于缩小部分工资差距。如果技术变革加剧了不平等，那么可以利用财政体系进行再分配。
这就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杰森·弗曼称其采取的措施。但包括贝恩资本创始人爱德华·科纳德在内的其他人则认为，通过增税减少不平等不是一个长期解决方案，并且可能会损害企业的发展。那么，在政府控制之外的全球力量如何发挥作用呢？皮凯蒂提出了一个更为激进的解决方案：对财富征收国际协调税。但发达经济体的智库－经合组织的秘书长安吉尔·古里亚不同意这种观点。
他表示，不平等问题需要通过国家的而不是全球的劳动力市场和税收政策解决。具体来说，应该通过减税鼓励就业，还可以提高包括绿色税在内的某些税收以作弥补。14主张通过税收体系进行再分配的人和反对政府干预的人之间出现了分歧。那些支持政府采取更多行动的人也支持提高工资的政策，包括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以及创造更多的高薪、中等技能的工作。
另一些人倾向的政策可能是每个人都有同样的谋生机会，并且通过市场力量减轻不平等程度，而不是事后征税和重新分配。他们担心，再分配政策会对成功人士增加征税以补贴穷人，从而产生错误的激励效应，使富人和穷人都丧失了工作的积极性。这的确是一场难分难解的争论。马歇尔这位“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之父”将如何看待不平等的加剧呢？
不平等问题已经如此严重，以至有人对催生该问题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马歇尔关于不平等问题的观点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认为，国家在解决不平等方面的作用应考虑以下方面：姑且认为财富的较为平均的分配是适当的，那么，这一点就可证明改变财产制度或是限制自由企业是合理的，即使财富的总数因而会减少也在所不顾，究竞合理到怎样程度？
换句话说，我们如果以增加穷人的收入和减少他们的工作为目的，即使这样会减少国家的物质财富也在所不顾，则应当以怎样的程度达到这个目的？如果不会不产生公平，也不会使进步的领导者松懈，那么这样做究竟能达到怎样程度？赋税的负担应当如何分配于社会上不同阶级的人？这是争论的核心。马歇尔看到了较为平均地分配收入的政策和这些政策对于工作积极性的抑制作用之间的权衡。
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的主要危险不在于它倾向于较为平均地分配收入，因为我看不出这有什么害处，而在于它对那些逐渐使世界从野蛮状态中解放出来的精神活动所产生的抑制作用。马歇尔和约翰·穆勒都对生产和再分配进行了区分。穆勒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提出，关于生产的经济规律不容易改变，而再分配政策是由政府制定的，是可以改变的。
但马歇尔最初并不支持通过税收进行“财政”再分配。他认为所得税会抑制工作积极性，进而影响工作效率。但在年引入累进遗产税（对较大的房地产征收更高的税率）之后，人们的工作意愿并没有受到抑制，而累进遗产税就是遗产税的前身。这使马歇尔改变了想法，他以前曾经表示鼓励慈善事业不足以减少不平等。因此，在一战期间和之后，马歇尔开始相信累进税率是有益的。
他逐渐接受了财政再分配的做法，但他不支持通过广泛的再分配措施平衡收入，认为这充其量只能取得非常有限的成果。从长期来看，如果人们失去工作的动力，这些政策就会损害经济的增长，而这意味着用于再分配的资金将会减少。如今的再分配方案并不是平均所有人的收入，这符合马歇尔所持的观点。累进税是目前用来重新分配收入的标准工具之一，但再分配的程度因国家而异。
例如，美国的再分配程度就不及欧洲等福利国家。不过，样样都管的大政府与马歇尔并不合拍。马歇尔认为，政府的角色更像是监管者，而不是商品和服务的提供者。政府应当确保企业的行为合法、产品符合质量标准并且价格合理，同时不应该有太多官僚作风：“政府的职能就是尽量少管事情，但不是尽量少做事情。”马歇尔还赞成权力下放。他看到了实验和本地竞争的益处。
不过，他强烈反对地方政府成为中央政府的授权管理者。他认为，教育和城市规划是地方政府可以最大化发挥能动性的两个领域。而对于比较大型的任务，例如水、电和煤气的供应，如果私营部门不能有效地接手，就要由政府承担起来。马歇尔认为政府可以通过提高穷人的技能使他们在市场上更具竞争力，从而减少贫困。
如前所述，他提倡通过教育减少非熟练劳动力，从而获得更好的回报。他还提议控制移民，以限制竞争。和其他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一样，马歇尔强调任何旨在减少给困和不平等的政策都会对一个人的性格产生影响。他担心人们各对慈善产生依赖，因而更加强调自助与互助，这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观点。
但马歇尔认识到，就业不稳定、失业、疾病和年老等因素在穷人中很常见，这些人并非“活该”受穷。马歇尔的学生、继任者、遗稿保管人，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阿瑟·塞西尔·庇古认为，马歇尔会赞同政府在二战后为进一步促进收入平等所做的努力。除了对储蓄课以重税表示忧虑外，马歇尔不是那么担心税收对工作动力的抑制作用。因此，他更愿意接受社会主义式的政策，只要这些政策对经济无害。
尽管如此，马歇尔还是担心“官僚主义做法的负面影响”会对生产率产生不良作用。例如，马歇尔原则上反对国有化，但自然垄断除外，因为公用事业等行业在由一家企业经营时会更加高效。另外，他认为政府参与进来的前提是其能够更有效地执行任务。这符合他曾经提出的观点，即经济繁荣取决于竞争的力量。
因此，他不会支持社会主义化的生产实验，但会接受旨在减轻贫困的财政政策。就此而言，国家参与收入再分配的做法是可以接受的。因此，我们可以推测，马歇尔会在任何旨在减少不平等的税收政策与其产生的抑制效果之间进行仔细权衡。经合组织提出的减税以鼓励就业的建议符合马歇尔的观点。鉴于他比较注重实证，那些对二战后福利国家建立以来所采用的财政再分配政策的研究，可能会对他产生影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适度的再分配性税收和政策进行了调研，认为这些税收、政策不会造成损害，而且可能会减轻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关于什么程度的不平等是可以接受的，马歇尔会将其视作一个政治决策问题，而经济学只是在决策过程中提供分析工具，以确定哪些利益和成本需要考虑在内。
结语
但过去几十年美国不平等程度的急剧上升表明，美国的做法中存在一些问题。欧洲则面临着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福利国家（其中只有某些国家需要采取再分配政策）日益负担不起其巨额的财政支出，例如，由于社会日趋老龄化，所以养老金的支出一直在增加。因此，重新审视如何解决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不平等问题，已成为许多国家面临的紧迫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