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理论从本世纪50年代由哈罗德、多马首先提出后，曾引起许多经济学家的注意，一时成为当时最热门的话题。该理论的核心概念是认为经济增长取决于投资率（由储蓄转换而来）和资本的产出率。经过了大约20年的繁荣，增长理论的研究归于沉寂，一直到年才重新引起注意。此时的研究被称为“新增长理论”。
“新增长理论”
罗默于年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递增报酬和长期增长》的开创性文章，提出了新的经济增长模式理论。论述人均产出有可能随时间以单调递增比率无限地增长，知识的边际产品有可能递增，投资率和资本报酬率有可能随资本存量的增加而提高。
80年代中期以来，在罗默的开创性论文之后，卢卡斯（RobertLucas)、斯多基（NanveyStolcey)、阿温·杨（AlwynYoung)等人运用数学化、微观化的新方法，结合当前国际经济增长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趋势，在对传统古典和新古典增长模式批判和修正的基础上，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论文，提出了许多具有外在收益递增和知识外溢效应的内生型经济增长模式，逐步形成了目前的新增长理论。其主要理论模式有：罗默的“收益递增经济增长模式”；卢卡斯的“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增长模式”；鲍依德的“动态联合体资本增长模式”；杨小凯-博兰德的“劳动分工演进模式”；阿温·杨的“创新与有限度的边干边学模式”等。
新增长理论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总体来研究和比较，取得了一些重大理论突破，对各国经济增长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政策建议。
新增长理论将知识和人力资本因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式，认为专业化的知识和人力资本积累可以产生递增的收益，并使其他要素投入收益，从而总的规模收益递增。这就说明了它是经济增长持续和永久的源泉与动力。
新增长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它的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水平。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水平高的国家其经济增长率和收入水平就高，反之则不然。由此可见，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中各国的经济增长率和人均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各国在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积累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进一步，由于知识和人力资本积累可以产生递增收益，因而资本丰裕的国家的资本利润率不是呈递减趋势而是保持不变或有所提高。这就不仅吸引了大量发达国家已输出资本回流，而且吸引了大量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从而引起国际资本的倒流。
新增长理论认为对外开放和国际贸易可以产生一种“赶超效应”，他们指出国际贸易的新原则应当从“比较成本”或“资源优势”原理转变为“人力资本优势”原则。强调国与国之间发展贸易不仅可以增加世界贸易的总量，而且可以加速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在世界范围的传递，使参加贸易的各国的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水平得到提高，产生一种特殊的“赶超效应”。
尤其重要的是，新增长理论确认了制度与政策对增长的重要影响，其理论和实证研究总结出一套维护长期增长的政策：支持教育；刺激对物质资本的投资；保护知识产权；支持研究和开发工作；实行有利于新思想形成并在世界范围内传递的国际贸易政策；避免政府在市场上大的扭曲等。
经济增长与分工演进
经济学在经历了从古典主义向形式主义的发展后，又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回到古典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也表现在经济增长理论中，古典经济学研究的重点或主题是专业化、分工与生产力的关系。杨小凯等人近年来从对“分工演进与交易”这样经典问题的分析入手，放弃总量生产函数分析方法，尝试建立以微观生产过程为基础的经济增长模型来对经济的长期增长进行解释。
杨小凯首先指出了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先天性弱点，即将社会的产业结构或分工状态当做固定不变的因素，然后研究各种资源在其中的最优配置。
由于收益递减的普遍规律，资源最优配置发生于边际产出相等的条件下。这样的研究固然回答了给定分工与产业结构下的资源优化配置的问题，但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一一分工的了解，却毫无建树。分工或产业结构是某人或某企业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的问题。
新古典微观经济理论的几个基本假定是：社会由纯粹的消费者与纯粹的生产者组成；纯消费者喜欢多样化的消费；生产中没有内生的规模经济时，外在的规模经济还可能存在。
这些基本假定对经济学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首先，它使得经济学的研究重点从专业化和经济组织问题转到了给定组织结构下的资源分配问题。进而使得经济学无法回答经济由自给自足到专业化逐渐演进，以及市场、企业出现的原因等问题。其次，一旦有了纯消费者与企业的绝对分离，专业化经济概念就无意义了。教科书常常以规模经济代替专业化经济，专业化和企业规模是相关但不尽相同的两个概念。专业化的增加与活动种类的增减有关而并不一定意味着企业规模的增加。所以专业化经济与小而全、大而全的不经济有关，而不同于规模经济。第三，局限于这种理论框架，许多发展和经济现象无法由新古典微观经济理论解决。
杨小凯等人从废除前述新古典假定入手构建了分工演进模型。他们的模型用劳动分工的演进来解释经济增长。
按照他们的理论，当人们经验不多时，生产率低，所以付不起交易费用，他们会选择自给自足。通过在实践中学习，生产率提高，能够付交易费用，因而选择高一点的分工和专业化水平，而这会通过专业化学习而加速学习速度，因而能够进一步支付更高的交易费用，这个正反馈（或称良性循环）将使劳动分工自发地演进。在演进的初级阶段，经济增长率低，当分工演进到一定水平，经济会起飞，增长率增加，当分工的潜力被耗尽时，增长率又会下降。
分工之所以能提高生产力正是因为专业化造成了某种信息不对称，每个人作为卖者对自己的产品，知之很多，而作为买者对他人的生产技术知之很少。正因为人们精力集中在自己的专业上，所以现代社会掌握的知识比一个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多得多。在那个古代的自给自足的社会中，每个人生产的东西与其他人差不多，他们的知识也差不多，由于这种非专业化和信息对称，结果整个社会掌握的知识反而少。
杨小凯等人还进一步用他们的模型对刘易斯和库兹涅茨、钱纳里的理论以至整个增长理论提出批评，按照杨小凯的理论，是分工与交易效率，而不是人口是经济增长率的决定因素。
过去的发展经济学把经济发展归功于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而事实证明，分工与交易及其促进与保护分工交易的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更为根本。劳动剩余对经济发展既不是必要的，也不是充分的，劳动分工的演进才决定发展，而交易效率决定分工演进的速度。由于经济自由政策提高交易效率，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减少交易的风险和费用，所以这些政策和制度会促进经济的发展。
库兹涅茨和钱纳里用人均收入的增长解释经济结构的变化，而杨小凯等人认为，人均收入的增长、贸易依存度的增长、市场的扩大、内生比较利益的增加、专业贸易部门的扩大和其他结构变化都是由分工演进决定的。通过不同侧面，说明人均收入增加不应该是解释变量，而是被解释变量。
杨小凯等人的分工演进模型至少可以提供以下两点启示。第一，促进分工与交易以及知识传播对经济增长，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第二，一国的制度创新，应当朝着促进分工、降低交易费用、提高交易效率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