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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向阳博士
来源：华营管理私塾（hyglssh）
这是一篇近年少见的极有见地的管理学研究文章，对当下的中国企业管理、国家经济管理有重要的启示。
图片：pixabay
一、为什么由我来讲这个主题？
我从来不做单纯的从文献到文献的研究，我要求自己的每一个研究必须扎根在自己的生命体验之中。
年大学毕业不久，我曾经在SONY公司工作过两年。年，当我辞职的时候，日本经理极力挽留我，请我在亮马河大厦的萨拉伯尔餐厅吃韩国烧烤。席间，他诚恳地对我说，“赵向阳，我觉得你像一个日本人”。
年到年期间，我又花了不到三年的时间，在德国拿到博士。我的导师MichaelFrese教授和德国同事经常开玩笑地把我叫“GermanZhao”。
所以，多多少少，我对这两个国家有一些具体感性的认知，我比较认同他们的文化和价值观。
二、我们从英美所学到的经验和教训，以及转型的必要性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的历史，到目前为止可以简单地分为两个阶段：
◆从年到年，我们以苏联为师，全面实行计划经济，国有企业一统天下，奠定了基本的工业基础，但是，人民生活水平落后；
◆从年到年，以英美为师，全面学习和建立市场经济，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引进消化吸收外国一切先进技术的基础上，中国建立了全世界上门类最全的工业体系，成为了“世界工厂”。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同时也学会了创新，建立起了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保护。
但是，在过去二十年里，尤其是年之后，四万亿刺激经济计划出台之后，中国逐渐也走上了与美国类似的道路，经济上脱实入虚，主要依靠房地产、金融业、互联网和服务业等发展。制造业在赚快钱、赚轻松钱、一切向钱看的压力下，日益变成了非常苦逼的行业。最近几年，国家重提振兴制造业，可谓非常明智。
在美国出现了二十年的产业断代现象（请参考曹德旺9月15日在CCTV《对话》节目），在中国还没有大面积出现。
英美模式最大的弊端是什么呢？就是政府-企业-社会非常不平衡，社会贫富分化过于严重。特别是美国的大科技公司和大金融公司利用技术和金钱的结盟，几乎完全绑架了社会的发展。他们枉顾金字塔底部的60%人的利益，把制造业外包到全球成本最低的地方（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当然是一大福音），造成了国内制造业的空心化，使得中产阶层收入停滞、底层失业率飙升，白人的自杀率飙升到很高的水平，社会族群和民意撕裂，这也是中美贸易战的大背景。
▲-年美国人累计财富增长分布
管理学大师亨利·明兹伯格认为，“年当东欧的共产主义政权开始崩溃时，西方的政论家门开始宣告：“资本主义已经胜利！”其实他们错了，大错特错。相对来讲，其实是“平衡”在年取得胜利。当东欧国家过于将权力集中于公共部门，而严重偏离平衡的时候，西方一些成功的国家却在公共、私营和社群部分之间维持了足够的平衡。但是，现在这些国家也不受限制地滑向了非平衡”（《社会再平衡》，明兹伯格，东方出版社，）。特别是美国，年之后，从市场经济变成了一个公司化的世界。
不仅仅宏观的“公共-企业-社会领域”大三角发生倾斜，而且微观的企业经营中的核心利益相关者小三角“股东-客户-员工”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严重失调。从年开始，美国公司把弗里德曼的“股东利益至上”奉为金科玉律，造成了股东和经理层与员工和工会之间严重的对立和撕裂。
中美贸易战开始之后，西方的工商企业界开始了集体反思和觉醒。最典型的风向标就是年8月19日，由名首席执行官或者相关负责人所参加的美国企业家圆桌会议BRT发出了全新的声明，并历史性地将企业的宗旨重新定义为“为客户提供价值；投资员工；为股东创造长期价值；服务于所有的美国人”。但是，利益捆绑和路径依赖，必然使得再平衡之路困难重重，任重道远。
▲年8月19日，美国商业圆桌论坛
在此情境下，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明白了，因为政治制度、国家文化、发展阶段、发展路径等之间的巨大差异，英美模式越来越不适合作为中国学习的“好榜样”。而以强大的制造业为基础，社会发展更加平衡的德日才是中国的同路人。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里，我们应该坚定地转向与德日同行，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强国。
为什么要转向与德日同行？我需要首先从逻辑上证明这一点。
简单地讲，是因为中国和德日之间有更多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使得学习和借鉴更容易获得成功（具体相似性，请参考下面的详细论述）。
为什么相似性就能从大概率上保证变革成功，而非相似性就不能呢？
研究跨文化管理的人都知道，文化就像一个正态分布，一个社会或者组织的主流文化价值观分布在正态分布的一个标准差之内。而当引入一种异质的新文化时，希望触发某种社会变革或者组织变革的时候，如果新文化与传统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是匹配的，也就是落在正态分布的主体范围内时，一般来说，变革会比较顺利，效果会比较好。
而当新文化与传统文化不匹配的时候，又可能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产生严重冲突，变革陷入困境甚至倒退（正态分布的左边）；第二种情况是，变革一开始产生了比较严重地冲突，但是，逐渐地吸收了两者的优势，很快地形成了一种复合型的新文化，最后变革成功，产生了超乎寻常的好结果（正态分布的右边）。全盘抄袭英美模式，在中国绝无可能，而借鉴德日模式，则有很大的空间。通过借鉴德日模式，最后找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我认为这是一个无法绕过去的历史阶段。
▲新文化与旧文化之间的匹配关系影响变革效果
三、德国和日本的历史相似性
德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之间存在许多惊人的历史相似性。相比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和英国等，德国和日本都是后发国家，和中国一样是后发国家。
年，普法战争结束，德国统一，德意志帝国在法国的凡尔赛宫诞生。在此之前，今日德国这片土地上有神圣罗马帝国多个邦联，一盘散沙。诗人歌德曾经苦苦地追问，“德意志，你在哪里？”。由于德国位于中欧走廊，所以，这片土地上经常是大英帝国、沙皇俄国、法兰西帝国和奥匈帝国交战的地方。德国人对统一的渴望，一直是18和19世纪德国历史中最重大的主旋律。
年，美国海军将领马修·佩里，带领四艘黑船抵达日本横滨，以炮舰相逼日本开国通商，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史称“黑船事件”。十年以后，闭关锁国的幕府时代结束。年明治维新开始，日本开始走上了变法图强之路。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年，日本派出了规格非常高的岩仓使节团，一百多个政府高官周游世界列国一年多时间，考察西方发达国家的崛起之路，为日本寻找国富民强的良药。当他们来到刚刚统一的德国时，发现德国工商业非常繁荣，因此，认定自己找到了后发国家强大起来的秘密，那就是依靠国家的力量来发展工商业，而不是依靠亚当·斯密所推崇的“看不见的手”。所以，不同于英美所代表的自由市场经济，德国和日本一开始就选择了一条不同于英美的发展模式，他们特别强调政府和国家的作用，特别强调秩序自由（注意这个词，秩序自由！）、规划、合作、共识、妥协、团结等。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对沟通理性的强调，不是因为单纯的哲学思辨，而是因为德国的社会实践的需要。
德国把从俾斯麦以来的发展模式叫做“社会市场经济”（SocialMarket）、“社团主义市场经济”等，虽然这个发展模式在一百多年的历史里几经调整，尤其是在第三帝国时期曾被中断，但是，总体上来说，一直延续到现在（《德国战后经济史》，阿贝尔斯豪塞，）。
而在日本，官员（包括自民党、在野党等）-政府机构（公务员）-财经界-（工会）构成一个相当稳定的“铁三角”，这被认为是日本成功的重要秘密（《战后日本经济的成败启示》，石原享一，）。所以，大家大可不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心存疑虑。既然资本主义有多重模式，中国就应该有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
几乎是因为同样的历史原因，19世纪末的世界留给这两个后发国家没有多少殖民地了，所以，他们选择了战争，希望从当时的守成大国那里抢得一杯羹，这就是当时西方列强中盛行的“普世的强权逻辑”，也就造成了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注定一战》，格雷厄姆·艾利森，），因此有了后来的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等。年时，这两个国家都变成了断垣残壁，经济和社会完全崩溃，通货膨胀高企。
但是，奇迹般地，经过三十年的修复和发展，到了年时，他们又成为了世界性的大国，GDP分别高居世界第二和第三。尤其是日本的经营管理模式对美国公司造成巨大心理影响，成为《管理学》教科书里，唯一对英美管理模式构成挑战的新知识和新方法。
“花无百日红”。很不幸，从年前后开始，这两个国家几乎同时陷入了长期的衰退和停滞之中。最直接的原因是，德国因为两德统一所带来的巨大负担和整合困难，而日本则是因为股市和房地产的泡沫经济破灭。事实上，还有全球化的大背景，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开始了市场化改革，廉价劳动力和巨大的市场吸引跨国公司和产业外包。年的时候，《经济学人》曾经发表文章把德国称为“ThesickmanofEurope”（欧洲病夫）,而日本人则忧伤地感叹“失去的二十年”（参考池田信夫同名著作，）。
因此，德国和日本几乎完全错过了年左右起，从美国发端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也就是信息技术革命。所以，在互联网领域，今天美国有FAANG（Facebook,Apple,Amazon,Netflix,Google等）等,而中国有华为、BAT、京东、美团、拼多多、小米、今日头条等。但是，德国和日本在互联网领域几乎没有任何特别著名的大公司。先是美国，后来是中国，成为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和全球化浪潮的最大赢家。
令人惊奇是，大约从年左右开始，也就是当美国深陷金融危机的时候，德国和日本缓慢地复苏了，他们在这个动荡的全球化的时代，依靠自己的高端工业制造，展现出了惊人的韧性，在诸多领域，例如，新能源、新材料、生命科学、精密加工等领域领先世界（《德国的七个秘密》，，莱曼，奥德兹）。
举几个例子加以佐证，华为高端手机P30Pro里有53.2%的零部件来自日本（日本经济新闻，）；而美国设计的波音客机基本上是准日本制造；今天的丰田公司已经不仅仅是全世界最大的、效益最高的汽车厂商（年的利润为亿美金，相当于中国五大汽车制造厂家利润总和亿美金的一倍左右），而且已经成功地转型成了氢能源制造商和服务商。
谈到德国，我们以前对德国的印象是一个相当保守的国家，创业活跃率很低（请参考GEM全球创业观察的历史数据）。但是，曾经“贫穷而性感”的柏林（前柏林市长语），现在已经变成了创业和创新的热土，吸引了来自全球各地的创意人士和企业。更不要提德国在精密机床和豪华汽车方面的出口，德国制造和日本制造在全世界享有很高的品牌溢价。
特别是，截止目前，只有德国、日本、中国和美国提出了要抢占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浪潮。年4月，德国率先提出“工业4.0战略”；年2月，德国正式发布《国家工业战略》；年12月，日本发布工业价值链参考框架IVRA（IndustrialValueChainReferenceArchitecture）；年5月，中国政府提出《中国制造》。年10月，姗姗来迟的美国提出了《美国先进制造领先战略》。错过了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的德国和日本，决心发挥自己的优势，不再错过第四次工业革命。
四、中国与德日之间的相似性使得学习和借鉴成为可能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KishoreMahbubani）认为，年尼克松访华后，“美国改变了中国”。虽然这种观点非常偏激，但是，在过去的四十年里，我们的确从英美学到了很多。仅举一个例子，从年改革开放以来，截止年，中国大约有万人留学海外，其中万左右学成回国，其中70%左右都曾经留学英美，而其他的30%左右，分别留学其他12个发达国家或地区，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日本、法国、意大利、荷兰、瑞典、瑞士、西班牙、新加坡、中国香港等。类似我这样留学德国或者日本的人，从来不是主流。
这就导致我们对英美发展模式了解很多，一蜂窝地复制粘贴英美模式，包括把美国人搞的那一套管理研究的实证方法全套照搬到中国来，根本不管是否真的有用。而对德国和日本的发展模式，我们了解地相对少很多。从学者、官员到企业家等，我们大多数人的灵魂深处都非常迷信亚当·斯密所强调的个人自由和“看不见的手”，而对“看得见的手”则是采用一种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态度，能用就用，大用特用；如果自己不能用，就在道义和修辞上大加鞭挞。中国人的灵魂和肉体完全割裂，并没有在文化心理上深刻地认同在某种情况下那只“看得见的手”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以及在某些极端情况下，那只“看不见的手”不仅看不见，而且可能就不存在的事实（《全球化逆潮》，斯蒂格利兹，）。
事实上，因为巨大的制度差异、文化差异（例如，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发展阶段和历史发展路径不同，英美不是中国学习的最好榜样，德国和日本才是。因为中国与德国和日本在文化和制度方面的巨大相似性，使得这种学习和借鉴成为可能。其中的逻辑前面已经简单说明过了。
中国与日本在文化上的相似性，是显而易见的。这里单说一下德国。年，清华大学的经济学家李稻葵曾经与德国罗兰贝格咨询公司的创始人合作，完成了一项针对德国的研究《中国经济的未来之路：德国模式的中国借鉴》，他认为，“相对于包括美国和英国在内的其他民族与社会，德国的社会价值观以及基础性机制与中国最为相似”。
例如，“德国民众在社会秩序和个人自由之间的选择问题上，比之于美国、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更加接近中国。在德国，百姓比较崇尚社会秩序，愿意接受各种各样的社会经济政治的制度安排，维系社会长期的和谐和稳定”。“德国的法律框架与中国有一定的相似性。在德国，法律是由国家制定的，不像英国和美国，法律条文是由各个分散的法院通过成功的判案演变而来的”。“德国与中国的社会民众有比较强烈的改革意愿。而在美国，民众普遍有一种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优越感，美国的精英和百姓普遍性地认为美国制度是最好的制度，美国的国父们是圣人，美国的经济问题（包括金融危机和财政问题）不能追溯到美国的基本政治和社会制度上去，要改只能在经济政策以及局部的立法层面上进行修补，而不能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制度的改良”。
在中美贸易战的大背景下，在美国极力想与中国脱钩的情况下，我们需要深刻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政治制度，深刻理解年来大国兴衰的规律，应该从以英美为师，转向与德日同行。
五、德日的哪些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可学的经验（和教训）实在太多，无法一一列举。最重要的是商业伦理、价值观和人才观。“价值观指导企业和利益相关者关系（包括企业与金融系统、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企业与员工等），人才观指导教育体系和财富分配。德日相较美国最大的区别在于国民教育平等，普遍素质高，还有教育为企业服务。”（程颖，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