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从经济角度看经典霸权理论是什么？经济学者对此有哪些研究？本文将阐述自己的观点。霸权兴衰问题是学术界经久不衰、成果丰富的一个研究领域。大量的既有研究与理论观点，为本文认识国家信用与霸权兴衰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与数据资料。既有研究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比较缺乏从债务尤其是其背后的国家信用逻辑阐释霸权兴衰的专门研究。
1.经典霸权理论
最早对霸权兴衰问题进行理论化尝试的当属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他将斯巴达和雅典之间的大国争霸归因于“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雅典与斯巴达的霸权冲突模式被国际政治学家格雷厄姆·艾利森归结为“修昔底德陷阱”，即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种僵局使得大国间的战争会不可避免地爆发。这个简明扼要的理论解释了驱动霸权冲突的第一现实动因，即大国对权力的渴求。
20世纪20年代，前苏联经济学家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在对长期经济景气变化进行研究后，提出了经济发展的长周期理论。该理论把一个经济长周期分为繁荣-衰退-恐慌-回复四个阶段。乔治·莫德尔斯基借助康德拉季耶夫的经济发展长周期理论和社会学理论的体系分析法，将世界近现代以来的霸权兴衰历史高度理论化，提出国际政治发展的长周期理论：世界霸权也以周期的形式更迭，一个周期内共分为全球性战争、世界性强国出现、合法性丧失和权力分散四个阶段，战争是世界霸权国必经的考验。
查尔斯·金德尔伯格更加强调国家经济实力对于霸权兴衰的意义。他将国家经济实力的发展变化定义为“国家生命周期”，这个概念既包括了评价经济实力的一般客观性指标如资源、商业、工业、金融、技术及航运等，还包括了部分社会性指标如教育、移民、价值观念等。金德尔伯格以“国家生命周期”为线索重新叙述了自意大利城邦至美方的大国兴衰历史，在他的论述中霸权兴衰是国家经济实力受各种因素综合影响下此消彼长的自然结果。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为破除西方学术界盛行的“欧洲中心论”，以“世界体系”的概念重述年以来资本主义文明的扩张。沃氏所界定的“世界体系”不是单纯的国家集合，他试图将世界的经济结构、政治框架、文化环境等诸多层面视之为联系紧密的整体考察。在叙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发展的历史时，他提出了大国兴衰的“中心-边缘”理论。
简而言之，“中心”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在向外扩展的过程中会形成控制技术，垄断商品、贸易，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核心区；而被迫融入只能提供初级产品和劳动力的外围地区不断“边缘化”。体系的每一次扩张积累看似是一个分散化、分权的过程，但实际上权力会再度集中，形成新的中心。中心的转移伴随着旧霸权的衰落与新霸权的崛起，这一过程通常表现为“全球性战争”。
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年的经济变革与军事冲突》一书中提出了两个主要观点：第一，经济与技术的发展带来了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军事力量以及国际关系等方面的世界性变革，其中最重要的变革是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第二，受经济格局的影响，国家间相对军事力量和战略地位随之发生了决定性改变，大国间争夺霸权战争的结果往往同经济实力的对比相一致，胜利的皆是具有经济优势的一方。更为重要的是，肯尼迪认识到国家想要将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力量，财政乃至金融体系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他看来，西班牙争霸失败的原因是无法在军事竞争和经济资源间找到合理的平衡，英方依靠当时欧陆国家中最为高效的财政体系打赢了18-19世纪的争霸战争，最终脱颖而出成为欧洲乃至世界的霸主。既然霸权国家地位由战争决出，战争胜负又与经济优势密切相关，那么霸权国的经济优势来源于何处？道格拉斯·诺斯和罗伯特·托马斯的合著中强调了制度创新对西方经济发展的根本性作用。
通过对英方和荷兰经济发展阶段的考察，他们的结论是，西方产业革命的发生和经济的迅速增长得益于一系列的制度创新，而正是产权保护制度的确立对西欧有效率经济组织的出现和发展形成了有效地刺激，极大地提高了社会收益率，这即是英方和荷兰兴起的原因所在。杰夫·马德里克从市场规模的角度解释了荷兰、英方和美方的经济增长。他认为，市场规模是决定一国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荷兰、英方以及美方之所以可以成为同时代经济繁荣的典范，是因为它们都拥有一个相较于其他国家最强有力和最具效率的国内市场。
按照杰夫·马德里克的理论，荷兰、英方及至美方相继崛起的根源是技术、贸易发展促进下三国市场规模不断扩张与深化的结果。布罗代尔是较早将金融视为影响大国兴衰重要因素的学者。他对资本主义发展的研究得出一个结论：欧洲经济能够在与世界其他经济区的发展竞争中脱颖而出，其主要因素是欧洲所拥有的工具和建制方面的优势，即拥有证券交易和各种形式的信贷。
具体到霸权兴衰层面，他认为金融扩张期的到来宣告了霸权体系内资本积累过程的成熟，是霸权发展至“秋天的迹象”。乔万尼·阿瑞吉在布罗代尔的认识基础上，结合马克思关于资本的一般公式，重新定义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扩张的生命周期为“体系积累周期”。
每个“体系积累周期”都有货币资本不断向商品转移的物质扩张阶段和越来越多的货币资本从商品形式中抽离出来的金融扩张阶段。据此，阿瑞吉将资本主义出现以来的历史划分出四个“体系积累周期”，即：第一，从15世纪到17世纪初的热那亚体系积累周期；第二，从16世纪末开始，经过整个17世纪，并贯穿18世纪大部分时间的荷兰体系积累周期；第三，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经过整个19世纪，直到20世纪初的英方体系积累周期；第四，从19世纪末开始，一直延续到现阶段的美方体系积累周期。四个体系积累周期之间都存在着前一个周期的金融扩张阶段和后一个周期的物质扩张阶段相互重叠，这也是旧霸权衰落和新霸权崛起的过渡阶段。
阿瑞吉同时指出，下一个周期较前一个周期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荷兰周期相较于热那亚周期实现了保护成本内部化，英方周期相较于荷兰周期实现了生产成本内部化，美方周期相较于英方周期则实现了交易成本内部化。既有的霸权兴衰研究，主要以军事、经济、制度、技术、资源等因素为视角。这类研究只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霸权兴衰的必要性条件，对霸权兴衰次序背后更深的必然性与继承性问题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
比如，为什么继旧霸权国崛起的都是旧霸权国曾经的伙伴国，而挑战国均以失败告终？资源、规模更占优的西班牙、法国等国为何总是挑战霸权失败？债务融资与国家信用的视角似乎可以更好地对此问题做出解释，荷兰、英方以及美方在自身实力的基础上，通过制度创新与变革，借助金融市场的深度与广度确立了强大的国家信用，方能持续、低成本地借助债务筹集资金，解决战争经费的来源问题，成为了打赢争霸战争的关键。荷兰、英方、美方三个国家的霸权兴衰序列体现出的“伙伴国”意涵，正是国家债务融资体系类型与国家信用发展的继承性与延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