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成长理论始终与时代的科学进步相联系，早期的企业成长理论以古典经济学、古典制度经济学等为代表，受限于早期科学研究成果，学者将企业视为生产函数，并将企业成长归因于规模经济、市场均衡，是一种无意识的被动行为；随后以彭罗斯为代表的学者建立了资源理论和能力理论，开始研究企业内部因素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并认为企业的成长是资源、能力的组合和演化。
分工和规模经济是古典经济学企业成长理论解释企业成长的主要工具，其主导思想是分工会导致企业产生并导致企业数量的增多，规模经济会引起企业规模的扩大。代表人物有亚当斯密、马歇尔、斯蒂格勒等。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最早提出“社会分工”的概念，认为企业是一种分工组织，其存在的目的是为了获取规模经济利益。
分工促进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分工程度与单个企业的成长呈正相关；雇佣人数和分工程度可以度量企业成长程度，但他并没有考虑社会一般分工和企业特殊分工间的关系，同时忽略环境的影响气之后，马歇尔又将外部经济、企业家寿命有限性与垄断企业避免竞争的困难性三因素引入：外部经济为企业成长的提供市场空间。
新古典经济学企业成长理论批判与继承了古典经济学企业成长理论，用最优决策理论研究人的经济行为，边际均衡分析和规模经济是其主要分析工具，因此又称为企业规模调整理论。企业成长的动力和原因在于对规模经济的追求。在经纪人、利润最大化假设等前提下，企业被视为同质的“黑箱”，即一个生产函数，企业成长的最终目的是利用边际替代的原则对生产要素进行最优组合、确定最优生产规模并组织生产，最终实现利润最大化。
新古典经济学假设企业具有的自生能力隐含企业在开放、竞争市场中在正常管理的条件下会自动达到市场上可接受的正常利润率，但转型中的国家的企业并不具备，进一步说明新古典经济学分析的机械性。从上述观点中可知，新古典经济学学者们都赞同企业成长因素都是外生因素，企业的规模扩大是企业被动的一种行为，企业是市场的被动接受者，自身的决策并不会影响企业规模。
随着企业成长理论的发展与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性继承，新制度经济学企业成长理论应运而生。新制度经济学将制度被引入对企业成长的评价之中，在资源的稀缺性和竞争性的假设下由于无法掌握完全市场信息，人们以结构性交易为目的对彼此的行为都产生限制作用。在这样的市场中，交易成本就具有了重要的意义。新制度经济学企业成长理论视企业为契约集合以及市场的替代机制，将企业成长定义为边界扩大，即研究企业成长就是分析决定企业边界的因素。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创立者科斯分析了企业存在的原因和企业规模的决定因素两个问题：市场运行具有成本，企业通过将多个短契约合并会降低市场成本，即契约费用，从而企业广泛出现；交易费用减少的同时也会导致内部管理成本的增加，两者共同决定了企业规模的大小，当两者相等时企业达到最优规模。
同时他批判性地认为完全竞争市场中向上倾斜成本曲线并不像部分学者认为的会限制企业的规模。对此进行了补充，若交易效率提高的利益大于交易费用的增加，市场与企业就可以达到共同成长的目标。科斯对企业存在和扩张现象给出了更合理的解释，但仍是一种静态或比较静态分析，缺乏对企业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的考虑，企业的出现具有机械式的决定性等，这仍是线性思维下的企业发展理论。
从企业核心技术角度提出企业“有效边界”的概念，他认为不同生产流程之间相互联系，导致企业需签订一系列合约，而合约的不完全性则会导致企业专用性资产投资不足，而企业纵向一体化可解决这一问题，即将原来属于市场交易的环节纳入到企业内部，这就表现为企业的成长气由此，资产专用性可以用来衡量企业的最优规模。此外，威廉姆森指出，企业可以更好地保证契约的连续性和完整性。
无论是古典经济学用分工与规模经济解释企业成长，还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企业规模调整理论，或者是新制度经济学开始打开企业“黑匣子”，运用交易费用理论分析企业成长因素，这仍旧主要从企业外部研究企业成长。直至彭罗斯以单个企业为对象揭开了从企业内部研究企业成长的序幕。之后得到该理论得到很好地继承与发展，逐渐形成了基于资源观与能力观的企业内生成长理论。
企业是一个基于管理框架的一系列资源的集合体，这些资源主要包括金融、物质、人力和组织四类，是企业成长的基础，在获得竞争优势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彭罗斯认为企业所拥有的资源状况是决定企业能力的基础，而企业能力决定了企业成长的速度、方式和界限，因此企业成长主要取决于企业自身是否能够高效利用现有资源与挖掘资源潜力。同时她认为企业的扩张的原因在于内部资源和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指出企业的资源的存量和性质约束着企业发展的方向和程度。
从能力观到核心能力观理论，学者们从本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认识和分析企业。这对于企业的持续成长和健康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但核心能力理论更多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