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非常规的经济和社会*策
改革开放之前三十年的发展，这三十年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由“非常规的经济和社会*策”主导。
之所以称之为非常规，因为常规的经济和社会*策是沿着比较优势量力而行，即资本存量比较少、人均收入较低的时候，选择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也是如此。但与之相反，新中国在前三十年采用了非常规的经济和社会*策。
在经济方面，我们实施了以重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一模式成绩突出，但问题也巨大。成绩在于快速积累了很多资本，积累率非常高。数据显示，这一时期国民储蓄率超过30%，最低的时候也在20%以上。在当时我们还非常贫穷的时候，这是非常高的积累。同时，它也积累了很多人力资源和一些技术，培养了很多技术人员和工人。问题当然是补贴过多，尤其是对重工业的大量补贴，造成资本积累浪费。同时，这一模式也忽视了轻工业的发展，严重压低了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
在社会方面，通过一系列措施，快速提高了人类发展指数，特别是普及教育和提高公共卫生水平。年人均GDP中国比印度低1/4，但是成年人识字率中国比印度高1/3。高等教育粗入学率比印度低，主要是当时中国高等教育刚刚恢复，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重视基础教育，印度更重视高等教育、精英教育。我国大学生在校人数超过印度是在年左右实施扩招*策之后。除此之外，中国在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例、制造业就业比例等指标上也好于印度。所以，从人类发展指数来说，我们比印度进步很多，从工业发展来看，也比印度好得多。
改革开放后的四十年：灵活实践新古典增长理论
中国比较灵活地应用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策建议。这些*策建议最核心的内容包含三个方面：
一、动员劳动力。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早期都没有被充分利用，如果能动员劳动力，经济增长就会快一些。
二、资本积累。改革开放之前，我们资本积累已经比较快；改革开放之后，我们的资本积累速度不仅没有降下来，反而还在加速。
三、技术进步。这里指的是广义的技术进步，用新古典增长理论来讲，就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国经济增长并没有秘密，但是，为什么中国能够比较灵活地采纳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策建议，而很多国家就不成功，这仍然值得深入研究。这是一个*治经济学问题。
先看劳动力。一个国家的劳动人口占比越高，劳动力资源就越多。在年以前，我国劳动力人口占比保持在55%上下，比较低。计划生育开始后，年代劳动力占比提高了10%，恰好改革开放也开始。改革开放和我国人口红利增加完全是巧合，并非计划安排，但是踩对了点。年代，劳动人口增速下降，但是到年之后又冲上一个高峰，占比接近75%，非常高。年之后，劳动人口比例开始下降，好在年-年这段时间中国又加入了世贸组织，经济增长再一次突飞猛进。当全球金融危机暴发时，中国不得不告别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人口红利也在消失，我们的经济增速也逐步下降。当然，这并非两个因素之间的简单因果，但可以说明的是，改革开放的成就有一个偶然因素就是人口红利的助力。
再看资本积累，即储蓄和资本形成。这里主要看年-年国民储蓄和资本形成占GDP比例。国民储蓄包括居民储蓄、*府储蓄、企业储蓄，中国这三大部门都有储蓄，特别是*府储蓄率，并不低于居民储蓄率，企业利润也基本百分之百是储蓄。所以，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前，我们的国民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均在上升，但是上升速度比较缓慢，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到年这段时间，增速突飞猛进，从低于40%到超过50%。当然，这一过程的反面是消费占GDP比例在这十年里急剧下降。年之后，我们的国民储蓄率、资本形成占GDP比例双双下降。国民储蓄率超过50%很少见，世界上其他国家大概只有新加坡曾经达到过。对此，有两个解释比较靠谱。
一个解释是储蓄的“生命周期假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生命周期假说”的提出者弗兰科·莫迪利安尼指出，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中国的储蓄率都可以用“生命周期假说”来解释。该假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是：一个国家的储蓄率与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成正比，经济增长率高，储蓄率就上升，经济增长率下降，储蓄率就下降。这很好地解释了中国以年为界的储蓄率变化，因为在年之前，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在提升，储蓄率也提高，年之后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储蓄率也下降了。
另一个比较令人信服的解释是GDP结构的变化，即我国“去工业化”和服务业兴起。这里讲的“去工业化”，是指工业增加值所占GDP比例和工业就业占全部就业的比例下降。从年开始，我国工业占比就在下降，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或轻视工业，而是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经济增长从规律上都会出现服务业占比的不断提高。当然，工业资本回报的占比较高，因为工业资本含量比较高，这样一来，资本拥有者随着工业增长拥有的财富就会增加，但是收入越高的人储蓄率也越高，所有国家都这样。所以，在工业化阶段储蓄率上升，去工业化的时候服务业占主导，服务业劳动力报酬比较高，但是服务业劳动者的储蓄率比资本拥有者低，于是带来储蓄率的下降。
最后看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只贡献了中国经济增长的20%，发达国家的这一比例基本是40%-50%，很多人因此认定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很差，我认为这种度量有很大的问题，在全要素生产率中，比如资本存量、嵌入式技术进步、人力资本这些单要素生产率应该怎么度量？度量的方法不同，结果会相差很大。如果通过工资和资本回报率的变动率来度量全要素生产率，中国年-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GDP增长率的贡献达到41%，与发达国家的最低比例吻合。
展望未来30年：现代化经济强国的挑战与可能性
到年，中国的目标是变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中国：走向世界经济强国》这本书中，我们问了两个问题：
一、未来三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还有多大？
二、中国经济增长将面临什么新的挑战？如果一切正常，我们能不能实现预设目标？
我们为中国现代化强国预设的经济指标，是中国人均收入超过美国人均收入的50%。有人可能觉得这个目标太低，但我们要知道目前世界上人均收入（扣除物价等因素的可比收入）超过美国50%的国家只有40个左右，超过美国50%基本上就进入了发达国家的俱乐部，或者说跨过了经合组织国家的门坎，成为现代化的、高收入的国家。
现在中国人均收入是美国的27%，将目标定在超过美国人均收入50%是合理的，这相当于我们在未来三十年间人均收入相对于美国要翻一番，即按不变价格计算，中国只要平均比美国快2.4个百分点就可以了。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就开始追赶美国，从年-年的中美经济增长数据可以看到追赶进度在改革开放之后明显加速。未来如何呢？
我们在研究中采用了“收敛理论”，也是新古典增长理论非常重要的一个结论，即给定增长（收敛）条件，收入水平较低国家的人均收入增速，要高于收入水平较高国家的人均收入增速。也就是说，给定增长条件的情况下，越穷的国家人均收入增长越快，最终，两个国家的增长速度会趋同。
我们研究了三个收敛条件，即城市化率、教育水平、劳动人口比例。城市化率提高意味着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增加，生产率会提高。教育水平提高意味着技术水平、人力资本水平会提高。劳动人口比例看起来对中国是一个减分项，因为我们的劳动人口比例近年来在持续下降。
基于这三个收敛条件，我们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进行预测，并得出高、中、低三种经济增速对应的情景。总体而言，年之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会持续下降，特别是在年和年，增长速度下降更快。一方面这符合“收敛理论”所言最终经济增长速度会下降，中国的速度也会向美国趋同。但即使如此，未来三十年我国的平均增长速度也可以达到4.7%。假定美国的人均收入增长速度维持在2%，那么我国人均收入相对于美国翻番所需要的增长速度为4.4%。
即使是按照低增速的情景来预测，到年我们的经济总量也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要说明的是，这是按照目前的价格来计算的，如果考虑通货膨胀因素，时间可能会提前。另外，美国今年因为疫情负增长比较多，中国至少能保持不衰退，时间可能还会再提前一些。
按照人均收入来讲，以人口高增长的水平预测，也就人均收入增长最慢的情景来分析，中国到年的人均收入也能达到美国的60%，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应该问题不大。
最后总结一下，过去四十年乃至过去七十年，中国经济增长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就，尤其是后面四十年，在很大程度上符合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当然，我们也不能忘记改革开放之前的三十年奠定的基础。展望未来三十年，中国经济增长还要尽可能继续遵循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考虑到劳动人口减少这一不利因素，我们要在资本积累，特别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方面再多下功夫，同时在城市化和教育水平上多做工作，把这两个收敛因素用足，以最大努力去追求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实现。来源：北大国发院
姚洋，北京大学国发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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