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经济高速增长引发的资源过度消耗、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等问题日益突出，严重地降低了城市居民的幸福感和生活福利水平，从而威胁着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年5月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提出，加大力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因此，在追求京津冀地区城市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应将发展目标从提高经济福利水平转移到提高生态福利水平。如何在生态环境的资源约束下，持续地提高城市居民的福利水平和生态福利绩效水平，推动京津冀高质量协同发展，已成为一个亟待研究和解决的现实命题。
一、文献综述作为经济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有效度量和管理手段，生态福利绩效已成为国内外经济学者研究的热点话题。目前国内外学者主要从生态绩效水平的测度、影响因素、评价等方面展开研究。Daly最早提出以单位自然消耗带来的福利水平提升可持续发展的状况[1-2]。在如何测量生态福利绩效水平问题上，目前主要有两类方法。一类方法是采用单一指标比值算法，即福利水平与自然消耗的比值。采用单位生态资源消耗的社会福利水平来构建生态福利绩效指标的有Presott、Marks等、Common、Yew、Jorgenson等、何林等、臧漫丹等、诸大建等、刘国平等、冯吉芳等[3-5]。另一类方法是以建立生态福利绩效指标为基础的研究。如Dietz等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来构建生态福利绩效指数[6]，Knight和Rosa则采用方程（生活满意度为因变量、生态足迹为自变量）回归结果中的非标准化残差项作为各国生态福利绩效的指标。国内学者如诸大建、何芳、霍佳震、刘国平、龙亮*等等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来计算相对于生态投入（全要素投入）的福利产出的福利绩效，以评估可持续发展水平。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因素分析主要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策支持、城市绿化等方面进行研究[7]。如Knight基于个国家的数据测算气候、*策、社会经济等因素对生态福利强度的影响程度，Jorgenson等基于45个国家的数据研究生态福利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论是经济增长没有减少福利生态强度[8]。诸大建研究生态福利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认为经济绩效和经济产出的福利绩效是制约生态福利绩效不断提升的重要因素。
综上所述，学者在生态福利绩效的内涵、测度、影响因素等方面成果丰硕，为提升城市的生态绩效福利水平提供了现实指导，但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国家级或省级层面的生态福利绩效，研究视角大多停留在截面数据的比较分析，较少从空间角度、时空联合等方面进行研究。基于此，本文以京津冀地区城市生态福利绩效为研究对象，分析城市生态绩效福利水平的时空演变规律，并深入分析对生态福利绩效分布特征的影响因素。
二、研究区域、数据来源、研究方法及研究指标体系（一）研究区域及数据来源京津冀地区包括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的石家庄、唐山、保定、衡水、邯郸、邢台、沧州、承德、廊坊、张家口、秦皇岛11个地级市。京津冀区域作为我国北方经济的重要核心区，已经成为环渤海经济区和北方经济中心的重要战略基地和增长引擎。随着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京津冀区域社会经济实现高速发展，京津冀三地GDP从年的.55亿元提升到年的8.5万亿元。京津冀在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资源相对不足、环境承载力变弱、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日益突出，严重降低了城市居民的幸福感和生活水平，从而威胁着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此，本文以京津冀地区的13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时间跨度为—年，所用数据来源于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以及京津冀各城市的环境质量公报和水源公报，此外还有中国环境监测官方网站以及地方网站。
（二）研究方法首先，运用Super-SBM模型测算京津冀城市的生态福利绩效水平，探索城市生态福利绩效时空演变过程，运用面板Tobit模型分析影响城市生态福利绩效的因素。
1.Super-SBM模型
数据包络分析法（DataEnvelopmentAnalysis，DEA）是针对要素投入与产出之间测度相对比较效率的非参数技术效率分析法。此方法不需要对系统中的要素投入与产出之间进行函数形式的假定，从径向和角度两方面测算系统中输入与输出的效率值，但此方法未考虑到投入与产出的松弛性，无法对多投入、多产出的决策单元进行有效的排序，从而导致无法准确测度投入、产出的效率值。为了弥补DEA方法的缺陷。Tone构建松弛度量模型（Slack-BasedMeasure，SBM）主要解决模型中变量的松弛性问题，但SBM模型中会出现多个决策单元均为1的情况，无法准确地对决策单元进行评价与排序。在此基础上，Tone又进一步构建SBM超效率模型，即基于松弛变量的Super-SBM模型，此模型把松弛度量模型SBM与超效率模型进行有机地结合，从而更准确地对投入与产出的效率进行测度与评价，该模型的数学表达式为：
其中，ρSE为相对效率值，x、y分别为输入变量和输出变量，P、S分别为投入、产出指标的个数分别为投入（生态资源消耗、环境污染）、产出（生态福利绩效）的松弛变量，λj为权重向量。
当ρSE≥1，说明决策单元是有效的；当ρSE＜1，说明决策单元是相对无效的，需要对系统中的投入、产出进行修正与改进。
2.Tobit回归模型
Tobit回归模型是著名经济学家JamesTobin在分析家庭耐用消费品支出情况时对probit进行回归时提出的，此模型属于因变量受限的回归模型。生态福利绩效值虽然在正值上大致连续分布，但在数字0上却相当集中，生态福利绩效属于受限的因变量，因此本文运用Tobit回归模型对京津冀地区城市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识别影响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关键因素。
Tobit回归模型的数学表达式为：
其中，i=1，2，…为受限因变量，yi为效率值，xi为解释变量，βi为未知参数，εi为随机扰动项，εi～N（0，σ2）。具体到本文的Tobit回归分析中，因变量是各城市的生态福利绩效值，解释变量是指影响生态福利绩效的各种因素。
（三）研究指标体系本文将社会福利水平作为生态系统的产出指标，参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对人类发展指数的定义，以经济发展水平、教育发展水平、健康医疗水平三个维度作为社会福利水平的量化指标[9]。在生态系统投入指标方面，本文将生态消耗作为投入指标，其中又包括城市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两方面。城市资源消耗主要包括城市能源消耗、城市水资源消耗、城市土地资源消耗等。城市环境污染主要包括城市废气、废水和固体废弃物的排放。考虑到研究指标体系构建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本文城市生态福利绩效投入产出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表1城市生态福利绩效的投入产出指标体系
注：为体现数据的真实性并消除城市规模大小对指标的影响，各指标的实际水平均按城市常住人口数作人均处理。由于我国煤炭资源消耗占能源消耗的比例约为60%，故用人均消耗标准煤炭反映能源消耗水平
三、京津冀地区城市生态福利绩效的总体特征及时空演变本文利用非径向的考虑松弛变量的Super-SBM模型，运用DEASOLVER5.0软件测算—年京津冀地区城市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具体测算结果如表2所示，比较分析京津冀地区城市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总体特征与不同城市间生态福利绩效的差异性。
表2京津冀地区城市生态福利绩效水平测算结果
（一）京津冀地区城市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总体特征京津冀地区不同城市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演变趋势存在区域差异，但三地区的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发展趋势总体上具有相似性，呈现相似的波动趋势。同时，城市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空间布局与京津冀三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具有一定的一致性，呈现出北京、天津、河北依次递减的特征，具体如图1所示。京津冀地区城市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变动存在明显的差异，可根据变动趋势分为五种类型：1）上升型，包括北京、承德、张家口；2）下降型，包括邢台、衡水；3）平稳型，包括天津、保定、沧州；4）上升-下降型，包括廊坊、唐山；5）下降-上升型，包括邯郸、邢台、石家庄、秦皇岛。从总体来看，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如北京），或者经济发展水平并不是很高但旅游资源较为丰富或者生态环境较为良好的地区（如承德、张家口）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维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这些地级市的资源消耗、生态环境与社会福利水平较为协调。
图1京津冀地区城市生态福利绩效总体特征
（二）京津冀地区城市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时空演化分析—年京津冀三地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呈小幅度波动稳中上升的变动趋势且存在明显差异。具体如图2所示，—年，京津冀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相对稳定，基本上没有变化，—年区域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稳中上升。在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和非首都功能转移的国家宏观经济*策的支持下，北京市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呈持续上升趋势。—年北京市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在1的范围内呈小幅度波动，年北京市为举办绿色奥运进行工业布局规划和能源产业转移，年以后北京市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呈大幅度上升趋势。
图2京津冀地区城市生态福利绩效时序演化趋势
研究期内，天津市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变动幅度不大，但呈略微下降趋势，尤其是年之前天津市生态福利绩效水平与北京市基本持平，—年，天津市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则低于北京市，主要原因在于天津市的发展模式主要以消耗自然资源促进经济发展，天津市急需改进发展模式，减少资源消耗，缓解生态福利绩效水平不断下降的压力[10]。
河北省各城市生态福利绩效水平波动幅度较大，且一直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其原因有多种因素，如河北省不同城市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分布不均衡，且整体受绿色创新技术水平的制约。长期以来，河北省资源要素结构配置不合理，高能源消耗、低产出的发展模式与产业结构不合理，且难以在短期内进行优化与调整，致使河北省生态福利绩效水平远远低于京津地区。河北省各城市生态福利绩效水平总体呈现先上升再下降再上升的“N”型趋势，年之后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加快致使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而年之后国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战略的实施，促进单位资源消耗中社会福利水平的上升。石家庄、唐山、沧州、邯郸的生态福利绩效变动趋势呈“U”型特征，其中唐山、邯郸的拐点在年，承接北京钢铁、水泥等非首都功能产业之后，石家庄、沧州拐点在年，生态文明建设和产业结构调整战略实施后，生态福利绩效水平有所改善，廊坊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变动呈倒“U”型趋势，拐点在年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呈下降趋势。
总体来看，京津冀三地城市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分布不均衡且演变趋势存在显著差异。相对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较高的技术创新水平为北京市生态资源消耗高效率的产出和经济高质量的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而河北省作为承接非首都功能产业转移的大省，由于技术创新水平的限制、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不合理等原因，经济发展高度依赖资源消耗，尤其是高污染、高耗能等产业，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相对较低，与京津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
四、京津冀地区城市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因素分析（一）生态福利绩效影响因素的选取与计算为探究京津冀地区城市生态福利绩效时空演变的根本原因，有必要进一步分析影响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因素。在分析京津冀13个城市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差异性和时空演变特征的基础上，本文运用面板Tobit回归模型分析影响城市生态福利绩效的因素。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11]，本文选取影响城市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因素如下：
经济发展水平（PGDP），用人均GDP表示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
产业结构（Ind），用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城市GDP的比重来表示；
人口密度（PD），用城市每平方公里常住人口数量来表示；
技术水平（TP），用每万人的发明专利授权量来表示；
城市绿化水平（UG），用各城市人均绿化公园面积反映城市绿化水平；
对外开放程度（FDI），用外商企业投资总额占城市GDP的比重来反映该城市的对外开放程度。
以上变量作为自变量，将第一阶段通过Super-SBM模型计算各城市的生态福利绩效值（STFL）作为因变量构建Tobit回归模型如下：
STFL=β0+β1PGDP+β2Ind+β3PD+β4TP+β5UG+β6FDI+μ
其中，β0为常数项，β1、β2、β3、β4、β5、β6为回归模型中估计的参数，μ为随机误差项。
根据前面计算各城市生态福利绩效以及影响因素指标，运用EViews6.0软件对上述的Tobit回归模型进行分析，找出影响城市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关键因素，结果如表3所示。
表3京津冀地区城市生态福利绩效影响因素的Tobit回归分析结果
注：为了便于数据的计算与分析，人口密度指标取自然对数处理
根据表Tobit回归结果可知，产业结构和人口密度与城市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呈负相关，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绿化水平、技术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与城市生态福利绩效呈正相关。对外开放程度和城市人口密度对城市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二）Tobit回归结果及分析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生态福利绩效呈正相关关系，且通过显著性统计检验。城市人均GDP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城市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则提高1.个百分点，在一定程度上人均GDP的提高在一定范围内可以有效改善物质生活条件，提升生态福利绩效水平。这说明，在当前经济发展仍然是第一要务，只有经济保持合理的增长，才能增进城市居民的社会福利水平。但并不是经济发展越快生态福利绩效越高，由于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等问题凸显，降低了城市居民的社会福利水平，说明追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时必须重视生态效益，使得三种效益同步增长，从而有助于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态福利绩效[12]。
产业结构与城市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呈负相关，且通过显著性检验。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城市GDP的比重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会使城市生态福利绩效下降4.33个百分点，与其他影响因素相比，产业结构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较大。可以看出，京津冀城市化发展进程中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提升不利于城市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提升。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主要是以能源消耗量大、环境污染严重的工业为主，影响到城市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提升，因此京津冀区域产业结构优化需要不断降低第二产业比重，提升第三产业比重，实现区域产业绿色转型发展，不断提升城市的生态福利绩效水平。
城市人口密度与京津冀地区城市生态福利绩效呈负相关，但是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目前京津冀城市人口密度的增加不利于城市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提升，但影响不显著。我们仍需提防由于城市人口过于集中引起的大城市病[13]。随着京津冀城市化和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人口密度过高，人口畸形集中，出现交通拥堵、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大城市病，这严重影响到城市居民的生活幸福感。因此，在推进京津冀城市化发展过程中，要科学规划城市空间布局，科学引导要素资源的合理流动，避免城市人口过度集中。
技术化水平与城市生态福利绩效呈正相关，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这反映出技术水平对生态福利绩效有明显的驱动作用，对比生态福利绩效的正回归系数可以看出，技术水平的回归系数明显高于其他因素的回归系数，在提升生态福利绩效时，重点在于加大对技术创新的支持，提高技术水平，实现京津冀产业有效转移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从而在生态环境的资源约束下，通过技术创新和改进，实现区域产业向绿色经济转型，持续地提高城市居民的福利水平和生态福利绩效水平，推动京津冀高质量协同发展。
城市绿化水平与城市生态福利绩效呈显著正相关，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城市人均绿化公园面积越大，绿化水平越高，城市空气质量和生态环境质量就越高，越有利于城市居民身心健康发展，从而有利于提升城市生态福利绩效水平。从理论上分析，城市绿化建设是实现城市居民生态福利的基础和保障，人们生活在绿化水平较高的城市中，缓解现代快节奏的工作与生活的紧张压力，能够提高城市居民的社会福利水平。因此，在追求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建设与保护城市绿地，通过提高城市绿化水平，优化与改善城市居民的生活环境。
对外开放程度与城市生态福利绩效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每提高外资依存度一个百分点，可以提高京津冀城市生态福利绩效水平1.7个百分点，这从侧面反映出外商投资在京津冀地区不存在“污染避难所效应”或者“污染的天堂”，相反，外商投资可以引进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和雄厚的资金，增强技术创新活动和生产效率的改进，这不仅可以对京津冀地区相关企业产生技术外溢效应，刺激企业进行相关的技术创新，增强企业技术竞争力，而且对落后产能产生替代效应，通过技术改进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升级[14]。
五、结论及建议（一）结论以京津冀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不平衡的现实困扰为切入点，运用Super-SBM模型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对城市生态绩效福利水平的差异性和时空演变特征进行分析，并运用面板Tobit回归模型分析经济规模、产业结构、人口密度、技术水平、绿化程度、对外开放程度等因素对生态福利绩效分布特征的作用机理和影响程度，找出影响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关键因素。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从时间角度分析，—年京津冀三地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呈小幅度波动稳中上升的变动趋势且存在明显差异。—年，京津冀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相对稳定，基本上没有变化，—年区域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稳中上升。这些变化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等相关*策的引导是分不开的。
第二，从空间角度分析，北京、天津城市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相对较高，这与国家*策的倾斜和较高的技术创新水平有关，而河北省作为承接非首都功能产业转移的大省，由于技术创新水平的限制、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不合理等原因，经济发展高度依赖资源消耗，尤其是高污染、高耗能等产业，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相对较低，与京津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均值的差距越来越大。
第三，产业结构和人口密度与城市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呈负相关，城市经济发展、绿化水平、技术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与城市生态福利绩效呈正相关。对外开放程度和城市人口密度对城市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城市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提升应在生态环境的资源约束下，通过技术创新和引进，提高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改善和优化城市生态环境，不断提高城市居民的福利水平和生态福利绩效水平，进一步推动京津冀高质量协同发展。
（二）对策建议为推进京津冀地区生态文明建设迈向新台阶，提高京津冀地区城市生态福利绩效水平，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第一，加强京津冀地区城市间合作，协同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目前，京津冀三地城市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分布不均衡且演变趋势存在显著差异，尤其是河北省各城市生态福利绩效水平明显低于北京市和天津市，存在提升的空间。因此，加强京津冀跨地区城市间合作，建立城市协调发展机制，推进跨区域互联互通和区域环境联防联控联治，建立区域性的生态协调体系与协调机构，实现京津冀三地城市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提升，从而推进京津冀生态文明协同发展。
第二，坚持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同发展，提高城市发展水平。工业化进程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也产生了难以弥补的生态创伤，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经济发展方式严重制约了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在京津冀地区城市发展过程中，要在维护和保障生态环境安全的同时，通过生态科技创新驱动资源利用效率，快速有效地发展自身经济，优化和完善城市生活环境，提升城市的绿化水平和城市适宜度，实现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协同发展，提高城市发展水平，从而提升城市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和城市居民的生活幸福指数。
第三，优化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培育城市产业发展新动能。*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对照高质量发展指标，京津冀亟需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的内在驱动力应由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的投入转变为技术创新的投入，优化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与创新发展。产业的发展要依靠产业的内在动力，发挥京津冀三地区域优势，增强产业技术创新，理顺产业链条，形成区域间产业合理分工和上下游联动机制，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步伐，培育城市产业发展新动能。
第四，推进*府和市场协同治理生态环境，构筑京津冀生态环境共同体。在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府要在财*、税收、金融体制做好支撑，在*策、监督、激励、法律、补偿机制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建立良好的市场经济运行环境，市场机制要在要素资源配置、产业结构调整、科技创新等方面发挥引导作用，城市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提升需要*府引导和市场作用协同发力，京津冀三地*府要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消除“行*边界”阻隔，构筑京津冀生态环境共同体，协同推进京津冀生态文明建设迈向新台阶。
参考文献：
［1］DalyHE.TheWorldDynamicsofEconomicGrowth：TheEconomicsoftheSteadyState［J］.AmericanEconomicReview，（2）：15-23.［2］DalyHE.EconomicsinAFullWorld［J］.ScientificAmerican，（3）：-.［3］诸大建，张帅.生态福利绩效与深化可持续发展的研究［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5）：-.［4］龙亮*.基于两阶段Super-NSBM模型的城市生态福利绩效评价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7）：1-10.［5］冯吉芳，袁健红.中国区域生态福利绩效及其影响因素［J］.中国科技论坛，（3）：-.［6］DietzT，RosaEA.EnvironmentallyEfficientWell-being:IsThereaKuznetsCurve?［J］.AppliedGeography，，32（1）：21-28.［7］郭炳南，卜亚.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福利绩效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以长江经济带个城市为例［J］.企业经济，（8）：30-37.［8］TobinJ.EstimationofRelationshipsforLimitedDependentVariables［J］.Econometric，（26）：24-36.［9］CommonM.MeasuringNationalEconomicPerformanceWithoutUsingPrices［J］.EcologicalEconomics，（1）：92-.［10］王圣云.中国省域生态福利绩效评估及其驱动效应分解［J］.资源科学，（5）：-.［11］SolowRM.TheEconomicsofResourcesortheResourcesofEconomics［J］.TheAmericanEconomicReview，，64（2）：1-14.［12］YorkR，RosaEA.KeyChallengestoEcologicalModernizationTheoryInstitutionalEfficacy，CaseStudyEvidence，UnitsofAnalysis，andthePaceofEco-efficiency［J］.OrganizationandEnvironment，，16（3）：-.［13］李成宇.中国省际生态福利绩效测算及影响因素研究［J］.地理科学，（12）：-.［14］杜慧彬.中国省级生态福利绩效区域差异性分解和收敛性研究［J］.生态经济，（3）：-.基金项目：河北省教育厅课题“京津冀地区城市韧性时空演化机理及提升对策研究”（SQ99）
作者简介：刘玲（－），女，河北保定人，河北金融学院，讲师，管理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区域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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