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投入产出表的数据来看，年世界总产出是同年世界增加值的1.97倍；到年底，生产总值与增加值之比提高到2.18。这说明中间投入的产出越来越多，全球供应链的重要性正在提升。本文研究了全球供应链对最优货币*策设计的影响。
通过梳理大量文献发现，多阶段生产和经济开放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对货币*策设计的影响还没有得到太多的探索。例如，当一个经济体变得更加开放时，相对于最后阶段的通货膨胀，上游部门通货膨胀的最优权重是上升还是下降？关税上升等贸易摩擦是否会影响货币*策的设计？
文章建立了一个新的凯恩斯主义模型，它同时具有多阶段生产和开放的特点。均衡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每个生产阶段都有单独的菲利普斯曲线关系，它将某一阶段的生产者价格通胀，与预期的下一阶段通胀以及该阶段实际边际成本对稳态的偏差对数联系起来。每个生产阶段的实际边际成本是实际汇率变化(由于经济的开放性)和生产阶段之间相对价格差距(由于生产的多个阶段)的函数。
文章研究发现，上游部门通胀与最后阶段通胀的最优权重并不与部门销售额或增加值成比例。随着一个经济体变得更加开放(以出口在销售中的比重来衡量)，上游部门通胀的最佳相对权重也将上升。另外，随着中间产品在生产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上游部门通胀的最佳相对权重也会上升。在这两种情况下，与最优规则相比，只以CPI通胀为目标的经典泰勒规则的福利损失将越来越大。随着生产链变长，上游部门通胀或PPI通胀*策规则中的最优权重也随之增加。
贸易摩擦可以被认为是对一个经济体开放程度的冲击。随着关税的提高，货币*策规则中各种条件的最佳权重将不得不改变。重要的是，即使中央银行再优化，更高的关税也会直接降低福利水平。特别是，高关税的负面效应不可能完全由实际汇率的变化来抵消。
如果只在简单的货币*策规则中考虑总价格指数，那么在福利损失较小的情况下，以总PPI通胀(以及产出缺口)为目标要优于仅以CPI通胀为目标。加上实际汇率目标效果会更好。尽管如此，没有哪个简单规则的福利损失，比包括生产缺口、实际汇率、滞后利率以及在每个生产阶段分别计入每个生产者价格通胀的规则所造成的福利损失更小。
在不同生产阶段分别获取生产者价格通胀，在实践中是可行的。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官方统计机构已经收集了这类数据，例如美国劳工统计局的生产者价格指数体系具有四个阶段的垂直生产链。
讽刺的是，央行仅在有助于预测CPI通胀的情况下，才会使用PPI通胀信息。当PPI和CPI出现分歧时，央行就会忽视PPI，这是最近几个时期经常发生的事情。然而，文中理论表明，产生更小福利损失的货币*策规则会直接将生产者价格通胀包括在内，而当PPI和CPI通胀率出现分歧时，这样做就变得更加重要。
原文题目为“MonetaryPolicyinanEraofGlobalSupplyChains”，作者是魏尚进和谢寅玺。魏尚进是哥伦比亚商学院终身讲席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国际贸易与投资、货币经济学等。本文于年1月刊于NE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