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总有许多显而易见的事实被忽略。
比如汉高祖刘邦出生于公元前年，秦始皇出生于公元前年。也就是说，刘邦只比秦始皇小3岁。而从秦灭六国到汉定天下，不过20年。也就是说，生活在秦汉之交的人，只要中寿，就可能经历战国、秦、西汉3个朝代。
我们的史官常常会因为这样的巧合而感慨。
然而，社会上的老百姓，只关心纳税会不会多？生活会不会有改善？正如孟子在《梁惠王章句上》的词句：居者有其屋！病者有其医！勤者有其业！劳者有其得！
俗称：不折腾。
汉高祖刘邦立国后，坐在始皇的龙椅上，思考着自己的王朝如何延续，于是开始了“休养生息”的经济*策，此后，经历了文景之治，韬光养晦，国库充盈。可是，随后的汉武帝却按奈不住“大而全，多而快”的思路。经济上进行国有垄断经营，税收上大肆向民企征税。最终的结果是，国家富了，民众穷了。武帝虽然后来颁布罪己诏，但是对于那个时期赚不到钱、生活不易的人来讲，可能真的就是洗洗睡了。
而给武帝背后出计策的人，便是经济专家桑弘羊。历史上经典的桑弘羊之问就是出自于这个时期。用白话来讲，这个问题就是：
1、帝国运转需要巨额的财*开支，光靠农业税根本不够，如果不执行国有专营制度，请问钱从哪里来？
2、一旦遇到战争、灾荒等急需用钱，国库却空空如也，怎么办？
3、如果中央不把重要财源掌控在手中，形成压倒性的力量，一旦地方势力膨胀起兵造反，怎么办？
换做今天来看，这三句话可以这么翻译：
1、今天运转整个国家需要大量资金，当前税收根本不够，请问儒生，你们说这些钱从哪里来？
2、任何时候，都需要资金储备，以备不时之需，现在国家没钱，请问儒生，你们说这些钱从哪里来？
3、如果国家没钱，不掌握经济命脉，万一诸侯起义，请问儒生，你们说这些该怎么办？这就是大*府与小*府，中央与地方，重商与抑商，国有与民营的经典矛盾。
市场vs.*府
历史的循环显而易见，许多今天热议的话题，不过是久远的回响，过去的沉珂换了个面孔又来嘲讽世人。也因此，许多今天我们争论的问题，在过去就已经能够看出结果。
帝国时代的内阁争吵，一方面希望追求“文治武功”，一方面又希望“与民休息”，建立千年王朝。但无论是谁，都打破不了帝国自身结构的桎梏，武功会功高震主，引来杀头之祸，改革触人利益，大多又悻悻而归。历史的车轮就这样，一代代更替和变化。
文人心怀天下治理国家，无奈大染缸颜色太浑浊，最终他们很容易迷失方向。
今天呢？讨论*府该怎样干预经济，征税还是不征税？对外援助还是不援助？如果干预经济，又怎样干预呢？就像在年，曾经有过一次大热的关于产业*策争论。
这场争论的主角是张维迎和林毅夫，两人公开约战辩论。而后林毅夫教授又给东北振兴开了一剂药方，又引起了大量争论。可是，这些争论，追溯历史的话，其实是杨小凯和林毅夫的经济理论之争。
可是，林教授的一些观点，却是与整个学界批判产业*策的态度为敌，与*治家的想法常常不谋而合。比如：指出吉林应该“扬长补短”，转变重工业赶超战略思维，弥补轻工业短板，发展轻纺、家电和电子产业。
林教授的人生的转折点在年。年5月之前，他受命驻守金门。而在5月16日晚，他跳入台湾海峡，毅然决然游到厦门。从此，林毅夫教授开始进入大陆的经济学体系。
同年，31岁的杨小凯刚刚从监狱里出来。文革期间，年轻气盛的杨小凯因为一篇《中国向何处去？》被点名批判，判刑十年。出狱后，杨小凯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随后，因为杨小凯的经济学观点受到了经济学家邹至庄的赏识推荐，杨小凯远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学习，并获得博士学位。
杨小凯与林毅夫的思维争论，可以粗略的归结为“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争论。当时，大多数的经济学家都认为发展中国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就可以达到现代化，这种“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说法听起来十分耳熟。
杨小凯却提出了“后发劣势”。
发展中国家虽然能够快速模仿新技术，短期内能够带来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在制度不改革的前提下，只会让*府利用官办特权，与民争利，最终蚕食国家整体的活力。
可是，拉美国家一直在利用先进科技成果，但却普遍衰败；中国晚清的洋务运动，以官办、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的模式，通过模仿西方技术，建立了一批优秀且先进的近代企业，结果却也只是甲午海战等一系列的失败，最终也还是没有挽回晚清的覆灭。为什么？
因为，国家如若转型，学习制度应当先于学习“技术”。没有一个良好的根基，技术再好也是空中楼阁，底盘不稳。”
可惜，他们的争论还来不及有结果。杨小凯就被诊断出肺癌，于年逝世，享年57岁。杨小凯之后，又有张维迎与林毅夫论战。
张维迎师从经济学家茅于轼，年少成名，25岁时参与“莫干山会议”，首次提出“价格双轨制”的改革思路。他视自己为杨小凯的私塾弟子，对杨小凯的“后发劣势”深为认可。他一直操着浓重的陕北口音，用通俗的比喻，向普通人讲述他知道的古典经济学的“常识”。有时候，我们不仅缺逻辑，还缺“常识”。
张维迎与林毅夫的辩论发生在年，杨小凯逝世10周年之后。在张维迎看来，*府的权力应该被限制，而不是扩张。在他眼中，*府不仅不能治理市场失灵，恰恰是市场失灵的原因。
在自由市场中，企业家受到利润的推动，运用自己的判断，把资源引向最需要的领域，推动产业的创新，企业家精神+竞争机制是市场运作机制。而产业*策由*府主导，在寻找行业风口方面，*府官员不会比企业家更精明。
另外，*府在选择要扶植的“种子选手”时，常常会因为权力寻租而产生偏差。这也是为什么*策通常一支持，很多产业反而就挂掉了。市场空间本来就这么大，被*策支持以后，就会有大量的企业一窝蜂地蜂拥而上，进而形成恶意竞争，打价格战，有高利润的行业变成了低利润，低利润的行业变成了没利润。然后，市场重新洗牌，行业再次起步，从头开始。”
可是，在林毅夫老师看来，他认为*府有自己的KPI，为了升迁，他们要为自己的GDP负责，轻易不会受到寻租因素的影响，而是相信*府会做出最合理的判断。这句话，*治正确。
关于*府在市场中作用的争论，或许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凯恩斯和哈耶克的争论。
凯恩斯主张*府应当在市场中发挥作用，哈耶克则与之相反。凯恩斯预设了一个“勤勉为公”的“好人*府”。他的主义在美国大萧条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可是，随后的几十年，运用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大多没有什么好果子吃。这就是因为，*府也是由人组成的，而一旦有了“真实的人”，而非“理性的人”，它的行为就遵循人性，而非理性。
我们知道发展要一步一步来，但总会有那么一些好大喜功的领导。我们知道*策的初衷都是好的，但层层实施下去的过程中，总不乏“过度”解读的人。可就像许小年教授说的那样，“当消防队员奋战在火海之中时，谁愿追究他放火的责任呢?”
发展，快与慢
中央集权*府向来以决策快，能集中力量办大事而著称。不像有些国家和地区，一个小小的决议，都要在议会里吵半天，扔鞋子，吐唾沫，甚至大打出手。但问题可能是，他们并不是不想快速决策，而是比起决策快慢这件事，决策失误的成本更高。更何况，决策失败的成本，最终还是由百姓来承担。
当然，*府也有*府的苦衷。既当裁判员，也当运动员，其实也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如果能在短期内提升GDP，对某些领导人来说就是好手段，毕竟那些遗留下来的问题，最后也可以留给别人。
快有快的好处，慢也有慢的道理。
快虽好，短期内发展爆棚，但是，任何想尝试超越某个阶段的尝试，最终都会一点一滴的偿还回来。
为什么发展中国家要学习西方，要最先学习技术，这就是因为相对于制度，技术见效最快。而相对于独立研发，去外面买又更快。如果能用套路能够解决问题，为什么还要真诚？
短平快，大跃进的后果就是，后劲必然不足。
张维迎四处兜售他的“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常识，但听起来却总像是谈自己的信仰。林毅夫站在“中国奇迹”之上，提出的所谓“新结构经济学”，听起来更有说服力，可是事实呢？执果找因，接住自己抛出去的球总是更容易。
人口太多，形势太复杂，国情特殊……改革开放四十年，看起来不短，但放眼历史长河，我们需要一个大历史的思路。
大道至简，大象无形。
经济经济，经世济国，不为一时之名利，不求一时之短长。
是个多事之秋。3月2日，央视出品了一套纪录片《厉害了，我的国》，好评如潮。20天后，贸易战开打。中芯被制裁，后发劣势已经逐渐凸显，杨小凯的寓言部分实现。滴滴案、疫苗事件、P2P爆雷……
我们已然站在十字路口，历史的车轮前，我们的未来又会被如何选择？
参考文献：
[1]杨小凯文集
[2]杨小凯《中国向何处去》
[3]杨小凯《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
延伸阅读：纪念杨小凯：先知和他的世纪追问
来源：千字文华
作者：那兰
14年前，曾经深爱这片土地的世界级华人经济学家、被两度提名诺贝尔奖的杨小凯，因病在澳大利亚溘然长逝，享年56岁。
杨小凯是一个传奇。他生于内战时期，长于癫狂的岁月，“在监狱里念完大学”。然而，就连象牙塔里的人士，也不敢轻视他的思想。他对世界造成的影响，靠的是一本本扎实的鸿篇巨著，一篇篇“开拓人类新领域”的天才论文。
杨小凯的出现，使国际社会开始重新评价华人经济学者的分量：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客座教授；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得主亲自写信，推荐他担任讲座教授。就连以自负著称的张五常，也不得不由衷感叹：“如果小凯没有坐牢10年，老早就有我那样的求学际遇，那么他会有怎样的成就呢？只有上帝知道。拿个诺贝尔奖，不是什么难事。”
就在杨小凯去世前的两年，布坎南还连续两次为他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杨小凯的英年早逝，是人类的损失，尤其是中国的巨大损失：世界失去了一位诺奖得主，中国失去的，则是一位深切洞见中国前途的先知。
19岁少年爆文《中国向何处去》，惊动中央，被判10年
年，一篇名字叫《中国向何处去？》的大字报火爆湖南，最后传到了湖南省革委会的省级干部手里，很快，文章被报送到了中央文革。
康生看了《中国向何处去？》一文，说是“反革命的‘战马悲呜’”，康还断言：我有一个感觉，他的理论，绝不是中学生，甚至不是大学生写的，他的背后有反革命黑手！而江青说得更直接：那个什么‘夺*权战斗队’，让它见*去吧！
写这篇爆款10万+文章的作者，19岁，名字叫杨曦光，是一名革命小将，属于当时的一个造反派组织“夺*权战斗队”。而那篇爆款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原因是文章主张中国实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体。
随后，高中生，19岁的杨曦光被“钦点”抓进监狱，关在长沙市公安局左家塘看守所。关押了一年多，从拘留转为正式逮捕，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押送到岳阳洞庭湖边的建新劳改农场进行劳动改造。
杨曦光，年10月6日出生于吉林，成长于湖南长沙，家有兄妹4人，排行第2。杨曦光的祖父是地主，在乡下开办学堂，受过严格的儒家教育，清末的兴洋学运动中，他还进过洋学堂，杨曦光的父辈从小也受过儒学教育。
杨曦光的父母都于年参加革命，解放后，杨父是湖南省委的高级干部，在年因支持彭德怀的观点，反对大跃进、公共食堂，就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年平反，承认他年的观点没有错误。
康生在年1月24日指示中说：《中国向何处去？》不是中学生写得出来的，也不是大学生写得出来的，后面一定有黑手操纵，要揪出这些学生后面摇鹅毛扇子的陈老师。
碰巧杨曦光的母亲也姓陈，在康生的指示传到长沙后，杨母被多次批斗，手被用墨汁涂黑并被强迫跪着示众。涂黑的手象征着“黑手”。她受尽屈辱而悬梁自缢。
杨母被逼自杀后，杨曦光的两个妹妹就没了家，杨父被关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一个妹妹下放到湖南西部的山区，另一个妹妹跑到山西去投靠亲戚，哥哥也被开除公职赶到乡下。
杨小凯的母亲陈素（前左一）
他后来回忆道：“经历过革命的骚动，被剥夺了社会地位，受尽了屈辱和辛酸，这之后恢复的秩序和理性，对我就像是雨后的阳光。我像之前参加过革命的旧贵族一样，在之后的岁月里，感到深深的歉疚——为我曾经的革命狂热。”
风华正茂的19岁年轻人被扔进监狱，似乎在那个革命形式一片大好的年代，就意味着彻底完蛋。
那个时代的监狱，关押的所谓“坏人”，其实很多都是知识分子，有教授、工程师、学者、革命前辈....
而杨曦光和其他的犯人不同之处在于，求知欲望非常强烈，爱学习，喜欢思考，否则19岁的学生也不可能写出惊动中央的文章。
在监狱里，遇到的这些各个领域的大师学者们，让杨曦光欣喜若狂，于是疯狂的拜师学艺。
找老师学英文，找电机工程师学电机，找机械工程师学机械制图；还读了《世界通史》，马克思的《资本论》。
在读完《资本论》第一、二卷后，杨曦光发现劳动价值论忽略了决定价值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使用价值。就在这个时候，杨曦光突然期望未来成为一个经济学家。笔者以为，也许是因为当时的*治环境和他接触的理论书籍有限。
在狱中，杨曦光还自己推导出了戈森第二定律、层级理论、纳什议价模型以及劳动分工理论，做了五六十本读书笔记，还有一个电影文学剧本。
在高考取消的10年，在大学都在闹革命的10年，外面的同龄人正在浪费着宝贵无比的大好青春，而杨曦光却扎扎实实学习了10年，而且涉及多个领域和学科。
尽管10年之后出狱时，他发现自己推导出的那些理论，有的在一个世纪前就已经有人提出了。但他看得很开：“别人想过的东西我也能想出来，这就是所谓的英雄所见略同，我也是英雄之一！”
年，杨曦光刑满释放，却无法找到工作。无奈之下，他改用小时候用过的乳名杨小凯，在印刷厂做了一名工人。
年，杨小凯报考社科院硕士生，但由于历史问题，无法参加考试，于是他在湖南大学数学系旁听了一年。年他再次报考，在副院长于光远的帮助下，终于获得参加考试的机会。
杨小凯一考即中，于是在中国社科院做了两年的实习研究员。在这段时间，他已经完成《经济控制论初步》和《数理经济学基础》两部著作。据那个时代过来的经济学家们回忆，他们当时了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最重要的窗口，就是杨小凯的这两本书。
年，杨小凯被聘为武汉大学讲师。当时，普林斯顿大学的邹至庄教授正在武汉大学访问，杨小凯引起了他的注意。经邹教授推荐，杨小凯于年前往普林斯顿大学攻读经济博士。
临出国时，又遇到了麻烦——杨小凯还没被平反，无法通过*审。邹教授只好写信给中央，才把手续办下来。
从大字报到普林斯顿，杨小凯花了整整17年，终于进入了世界一流的思想殿堂。在与顶尖学者切磋的过程中，他对自己的思想体系越发有了信心。拿到博士学位后，他又去耶鲁念了一年博士后，随后受聘于澳大利亚八大名校之一：莫纳什大学。
杨小凯的经济学上的成就，令全球学术界侧目。年时，他的博士论文就被多方评价为“真正的开创性研究”，“一篇具有改变经济学所有基本定律的潜力的论文”。他在澳大利亚任教期间，诺奖得主詹姆斯·布坎南说：“我认为现在全世界最重要的经济研究就在莫纳什大学，就是杨小凯所做的。”
，Monash大学，与家人
年，杨小凯经济学思想的集大成之作《经济学原理》一经出版，便被公认为自马歇尔、萨谬尔森以来最重要的第三代经济学教科书。该书的匿名审稿人评价：“这一研究激动人心，令人屏息以视。杨是世上少有几个可以思考这类问题的人之一，他更是世界少有的能解决这类问题的人之一。这一工作具有原创性和新颖性。他正在迅速建立起作为理论经济学家先驱的国际名声。”
早期的学术生涯中，杨小凯主要致力于开拓新经济理论。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杨小凯将注意力转移到落后国家转型，尤其是中国的转型问题上。
令人遗憾的是，尽管杨小凯生前身后都蜚声海外，却在国内备受冷遇。除了经济学家的圈子，很少有人听过这个名字，更别说了解他的思想。
年前后，茅yu轼先生曾竭力向社科院推荐，希望邀请杨小凯回国讲学，但这些建议都如石沉大海。杨小凯逝去10余年后，林毅夫与张维迎“产业*策”的大辩论引发全社会热议，却很少有人记得：这场辩论，不过是杨小凯在去世前，与林毅夫“后发优势还是后发劣势”辩论的延续。
林毅夫、张维迎，在“杨小凯逝世10周年纪念会”上爆发论战
当时，绝大多数经济学都相信“后发优势”理论：落后国家即便不改革*治制度，单纯依靠学习先进科技，也可以达到现代化。但杨小凯发现，所谓“后发优势”理论，根本无法解释很多现象：拉美国家在独立后，一直在借用最先进的科技成果，为什么经济却普遍走向衰败？如果“后发优势”真的成立，为何洋务运动无法挽回清王朝的崩溃？
杨小凯抛开主流观点，借用沃森“对后发者的诅咒”，重新分析了落后国家的转型历史。为什么叫“诅咒”？因为落后国家模仿先进国家的空间很大，他们往往先选择更容易模仿的技术，而制度改革因为触犯既得利益，所以十分艰难。这种做法或许在短期内会带来经济快速增长，但也必然埋下重大隐患。
以晚清的洋务运动为例。洋务运动以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模式，通过模仿西方技术，建立了一批先进企业。这种模式当时的确曾让中国成为亚洲强国，但最后为什么失败了？
杨小凯在台湾、美国等地考察大量晚清企业史档案后，得出结论：在不改革制度的前提下，技术带来的经济发展，只会助长*府的机会主义；*府和官办企业利用特权，与民争利，损害社会利益。最后，非但私人企业无法发展、*府和官办企业贪污腐败横行，国家的整体活力也必然被蚕食！在这种制度下，官办企业效率越高，越不利于长期的经济发展。
杨小凯进一步指出：一个国家，只有*府的权力被限制住之后，经济才可能真正地健康发展，英国及日本都是典型的正面案例。二战后，美*为日本起草了一部限*主义宪法，其中，“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以及“专利保护”的原则，成为日本成功的秩序基石。（参阅《现代日本史》）
他说：“中日两国的不同命运说明，要获得后发优势，一定要先做个学习成功制度的好学生，在考试未及格前，一个坏学生是没有资格讲‘制度创新’的。”
然而时至今日，这些振聋发聩的忠告，有多少人还记得，又有多少人真正重视！？
一篇《中国向何处去》，让他坐了10年监狱，却获得了满堂喝彩；这篇《百年经济史笔记》令他彪炳史册，却在当代中国备受唾骂——生前的最后几年，杨小凯似乎又回到了他出发的地方。
作为经济学大师，杨小凯后半生几乎都是在国外度过的，但他似乎从未真正抛下自己的故土，抛下19岁那年的追问——经济学，只是他回答这个问题所选择的另一种方式。作为基督徒，在自知时日无多之时，他将最终的关怀，给予了那些受苦的生灵、孱弱的灵*。
与妻子吴小娟
如今，杨小凯已经远去14年，但今天的中国，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一切，都在他的预言中。回头再看，杨小凯“后发劣势”的观点，岂不正是解决当下的“转型困境”最亟需的思想资源？
世间再无杨小凯，但转型之路依然漫长。惟愿他的思想遗产，和他的忠告，不再继续被埋没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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