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振宇
《金融与好的社会》，罗伯特·席勒著，束宇译，中信出版社年12月版(FinanceandGoodSociety，.3b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
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后，许多国家相继出现针对金融机构的抗议活动和批评言论，特别是年“占领华尔街”运动以来，民众对金融的厌恶情绪与日俱增，金融理论、实践及其从业人员面临众多质疑和严峻挑战。金融之于良序社会的价值何在，金融应向何处去，普通民众对金融应持有何种观念，金融从业人员的“光荣与梦想”是什么等问题，从未显得如此重要。罗伯特·席勒教授年出版的《金融与好的社会》，恰逢其时地试图解答如上问题。他怀着强烈的人文关怀，为面临挑战的金融理论、思想及实践注入了人性的温暖，他从金融理论、金融史、行为金融和社会心理学等跨学科视角雄辩地证明，尽管金融存在不完美之处，但在对金融体系不断进行更加深层次民主化、人性化和扩大化改造基础上，金融可以进一步实现民主化和财富的公平，为人类良序发展提供更好的服务。
在经济、金融研究日趋数理化、抽象化的时代，学术思想界也面临着王元化先生所说的“学术日益凸显而思想淡出”的困境，席勒教授以其跨学科的广阔视野，以及深邃和充满张力的思想，树立了“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之典范。他既是严谨的金融学者，擅长严密的数理计量，又对从人的心理和行为研究出发，“认清人的行为偏差、短视偏见、自满自大、蛮横盲从、非理性情绪对市场和世界可能带来的影响（陈志武语）”充满着浓厚的兴趣。充满分析的理性视野让他始终保持超度冷静，但同时又满怀着对人类幸福殷殷的关切之情，就如著名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对学术研究的期望所言：“我力求客观，但绝不冷漠”（Ihavetriedtobeobjective.Idonotclaimtobedetached.）。
罗伯特·希勒（-），耶鲁大学教授，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金融与好的社会》可谓是一本关于金融的“大书”。谓其“大”，并非谓其在学术专业本身有多少纵深的探究，而是谓其在关怀之博、视野之阔、思想之深对金融理论及实践的拓展。全书读罢，让人有光风霁月、心旷神怡之感。多读此类“大书”，对读者的价值，席勒教授在书中有一段话可以作为注脚，且录于此：“因为我相信，如果一本书针对一个话题所进行的讨论能尽量全面，那么读书将最终引导我们拓宽对任何事物的理解……我认为对人和人而言，即使是我的学术同行们也一样，多读完整的、可读性强的、话题综合而全面的书籍都是有益无害的，我们不能永远只埋头在专业的学术型著作之中。我认为综合性图书不是随大流者，反而此类图书能够充当知识的汇集者、创新的发源者、思维的触动者、理论的诱发者”。
一、内容简介
全书内容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角色与职责”详细分析了金融从业者的各类社会角色，从*策制定者、监管者到银行家、交易员，乃至教育者、游说者等。席勒教授以超度冷静的笔触详尽解读了社会存在的“傲慢与偏见”，直面每一个充满纷争的问题，处处闪烁着思想的光芒，如：首席执行官是否应该获得巨额奖金，交易员和做市商是否是“*徒”，为什么衍生品供应商成了声名狼藉的人，教育者是否是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等。席勒教授剖析了每个角色的核心价值和社会意义所在，又指出了角色与职责当前所存在的缺陷及未来发展的方向。关于金融从业者的职业价值及意义，席勒教授在文中说道：“我们也就可以考虑，在我们永远不可能体验到百分百幸福和满足的前提下，如何在金融体系支持的诸多职业中寻求到可以使自己的人生变得有意义的一个。我们能够改善这个体制，让它把生命的意义变得更真切。我们能够为一个更好的金融系统作贡献，也就是一个使我们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希望实现的任何长远目标都成为可能的新系统”。
第二部分在前文基础上对现代金融体系进行了系统的阐释和反思，席勒教授认为金融服务的是人类的欲望和潜能，设计金融制度的过程很艰难，它需要容纳无数人性的缺陷，尤其是宣泄本能的进犯性、观念的桎梏等。“允许人们通过复杂且有激励作用的交易推进自己目标的体系、允许我们的攻击性和对权力的渴求有施展空间的体系，它必须是一个能够将无可避免的人类冲突引导到可以控制的角斗场里的体系，而其创造的角斗场从实质上讲必须是和平且有建设性的”。金融既承载着“光荣与梦想”，也存在着“堕落与肮脏”，这就是人性的微妙和复杂性所在。我们借用丘吉尔对民主的论述，金融也许是个不好的制度，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是在改善人类生活方面，目前还没有发现比它更好的经济制度。我们能做的就是，从多学科视野中，不断加深对人类思维和行动的理解，不断创新、改进和完善金融体系。
二、回归人文关怀的传统
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是人类生活改善和文明进步的重要驱动力。金融作为伴随人类文明演化的制度安排，无疑为减少人类生活中的随机性和改善整体生活做出了重要贡献。但需要警惕和反思的是，由于现代社会的精细化分工和日益技术化倾向等因素，市场经济(包括金融体系)的道德基础不断在削弱，经济发展实质及其伦理价值已被人淡忘，并逐渐背离了古典*治经济学的人文传统。《金融与好的社会》一书，正是在金融发展陷入迷思和困境时，对金融理论及实践回归人类关怀传统的召唤，提醒着每一位金融从业人员，绝不能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为什么出发。
如果追溯到亚里士多德时代，经济学只是伦理学的分支，而现代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长期担任着格拉斯哥大学道德哲学教授。长久以来，经济学深切关怀指向了人类所追求的最终目的——幸福（wellbeing）。何谓“好”的（Good，在伦理学中通常译为善）？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开篇说：“善好乃万物之所向”。孟子说：“可欲之为善”（《孟子·尽心下》）。虽然诸位先哲对“善”的理解不尽相同，但“善”应是“万物之所向”、“可欲”，即一个好的制度就是应当给予和保障每个人追求幸福的自由和权利。
金融的发展史从来离不开人文关怀的约束，无论是中华文化中的义利之辨，还是西方文明中对高利贷在道义上的长久争论，可以说经济学的人文关怀传统直至19世纪仍是学界主流。近代经济学集大成者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认为“绝大多数经济学研究都源于一种良好的愿望，希望为人类整鞍备马，将之送上文明的坦途”。而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著名作家狄更斯更是直言不讳，“没有一点人性为其蔽体、充实其血肉。没有一点人性的勃勃生机和人性的温暖，*治经济学就只是一具骷髅”。
艾尔弗雷德?马歇尔（-），著名经济学家，新古典学派创始人，其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被经济学界公认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自20世纪初以降，满怀“人文关怀”的经济学家马歇尔将物理学的均衡思想引入经济学，使得以价格均衡理论为核心的现代经济学逐渐成长为一门“科学”。但是当经济学从“古典*治经济学”话语体系转向“新古典经济学”的话语体系之后，主流经济学发生了两大转向：一是尽量避开伦理判断，公开声言要保持“价值中立”；二是要使经济学成为一门像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那样的高度形式化的“精密科学”。以“理性经济人”为假设基础逐步演变成一套以数学语言表达的、逻辑自洽的公理体系。诚然，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极大推进了对人类各种社会经济现象的认识和理解，学术共同体的分工日益细化，也极大促进了知识的积累速度和研究的深度，乃至出现所谓的“经济学帝国主义”。但是，随着经济学在唯科学主义盛行的当代社会不断走向形式化、数理化和工具化，人文关怀和道德伦理在经济学研究、应用和教学中被不断被搁置或化约，也带来许多值得反思的问题。比如，将经济学中的“方法论”意义上的“理性经济人”当成“价值观”意义上的“个人主义”予以接受并实践，带来价值观、人生观的严重侵蚀。许多实证研究证明，受过新古典经济学训练的被试者比其他被试者表现得更加自私。更让人担忧的是，在西方社会尚有长久的宗教传统形成的道德基础和人文关怀作为缓释机制，而中国大陆由于传统道德断裂等诸多原因，道德失范的挑战更为艰巨。
以个人主义方法论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自诞生起就受到如米塞斯、哈耶克等奥地利经济学派经济学者的批评，而其“理性经济人”假设更是受到“囚徒困境”、“公地悲剧”、“最后通牒”等案例的严峻挑战。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以实验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神经经济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学科，从实证的视角出发对“理性经济人”假设进行了批判，进一步丰富了对人性复杂多面的理解。席勒教授本人长期开展行为金融领域的研究，他从动物精神、非理性情绪等视角对金融危机进行了深度的拓展研究。此外，基于大脑观察技术的实证研究表明，追求公平、正义和利他在内的人类亲社会行为与社会偏好，并非一种追求长远利益的、明智的或精致的利己主义，而是具备一定生理基础的“神经回路机制”。
上世纪中后期以来，以缪尔达尔、阿玛蒂亚·森等为代表的众多学者开始重视并挖掘经济学的人文关怀和道德伦理思想资源，不断呼吁对自由、公平、正义及对弱势群体关怀等重要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