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师讲坛?系列
编者按：继昨天推送的《程恩富：我的马克思主义定义观、整体观、中国化观、*策观以及国际化观》，本期继续讲述作者学术生涯中逐渐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制度观、分清观、创新观、学派观、学问观。文章娓娓道来，不仅阐述了清晰的学术脉络，也道出了对科研工作者的期许，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学界的同仁。本文节选自程恩富老师的自传《在学术生涯中形成十大马克思主义观》（原载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年第5期）。
前文回顾：
程恩富：我的学术生涯
程恩富：我的马克思主义定义观、整体观、中国化观、*策观以及国际化观
十大马克思主义观扫描
六
马克思主义的制度观
本人关于“社会主义三阶段论”（单指经济制度——笔者注）的形成与完善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年10月，*的十三大第一次系统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在大会闭幕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我就刊文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经济特征“既不同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特征，也有别于社会主义中级或高级阶段的特征”；[11]我在《复旦学报》（年第1期）刊文，正式从经济制度角度阐述“社会主义三阶段论”；年出版专著《社会主义三阶段论》，年论文《社会主义发展三阶段新论》、年论文《重构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形态》、年论文《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年论文《学好用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经济学明确国企改革方向》和《改革开放以来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的若干理论创新》等相继发表，这方面研究由此逐步完善。
我针对“以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为标志”“以现代化的实现和相应的生活水平为标志”“以生产关系和生产资料所有制为标志”“以社会经济运行机制为标志”等观点，认为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形态和发展阶段的一般理论，无论是划分历史上的不同社会经济形态，还是划分同一社会经济形态中的不同发展阶段，都既要看到生产力的终极作用和间接或终极标志，又要看到生产关系的直接作用、直接标志，并认为由生产力引起的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的部分质变形成社会主义三个阶段（这与主要直接从GDP和生活水平来划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观点可以并存——笔者注），即初级阶段经济制度=多种公有制主体（私有制辅体）＋市场型按劳分配主体（按资分配辅体）＋国家（计划）主导型市场经济；中级阶段=多种公有制＋多种商品型按劳分配＋国家主体型计划经济（市场调节辅体）；高级阶段=单一全民公有制＋产品型按劳分配＋完全计划经济；共产主义=单一全民公有制＋产品型按需分配主体（个别供不应求的新消费品按劳分配）＋完全计划经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私有制为主体＋按资分配主体＋国家指导型市场经济。这一新理论客观界定了不同社会及其发展阶段，有益于理论自洽地揭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共产主义远大制度目标的本质联系，说明初级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初级形态。
七
马克思主义的分清观
在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十年之际，年7月19日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强调要回答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要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于是，我与余斌研究员立即撰写《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整体性研究——围绕“四个哪些”的阐述》，发表于年第11期的《学术研究》上，既是从上述“四个哪些”视角和若干理论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整体性，也是对中央提出的“四个哪些”的科学解答和响应。由于文章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精神，联系理论界的某些争议难题，作了批评性和创新性相结合的阐述，因而被引用和下载次数较多。
我认为，既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有科学性、长期性和有效性的特征，那就必须持久坚持，而不存在无须长久坚持的任何基本原理。不必长期坚持的只是根据这些基本原理所做出的因一时一地之特殊情况而得出的具体论断。针对有论著认为马克思主义原理不能创新而只能应用的观点，我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可以随实践发展或理论认识的深化而得到丰富性和扩展性发展与创新的，例如，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再生产理论等，发展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理论等，创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等。当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往往导致修正主义、教条主义或实用主义等不良倾向，因而在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中必须破除教条式理解。例如，对于“两个决不会”的教条式理解，便会否定或贬低“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和“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两个必然”，甚至认为已经革命成功的中国和苏联等都属于革命的“早产儿”。
我一贯强调，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和整体性研究，离不开澄清一些有关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如以为马克思的“重建个人所有制”是重建生产资料或劳动力的个人所有制，股份制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是其实现形式；以为马克思的*治经济学比以前和同时代的经济学论著缺少数学和定量分析；以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是经济哲学而非经济学作品；以为马克思的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原理过时了；以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不能与市场经济体制高效结合；以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无法实行按劳分配，等等。诸如此类的错误观点，在中外理论界比较流行，必须一一加以廓清。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中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曾形象地说道：“我们的眼力不够，应该借助于望远镜和显微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治上和*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12]如果扩展毛泽东的比喻，我认为在理论和实践的分析上，马克思主义是望远镜，可以看清事物的发展趋势；马克思主义是显微镜，可以看清事物关键细节；马克思主义是夜光镜，可以看清黑暗中的光明与希望；马克思主义是潜水镜，可以看清深层次的事物；马克思主义是透视镜，可以通过表象透视事物的本质；马克思主义是放大镜，可以看清模糊的事物；马克思主义是反光镜，可以看清事物或事情背后的真像或真相；马克思主义是多面镜，可以看清事物的多样性和对立统一性；马克思主义是渐进镜，可以多焦点地看清远近事物；马克思主义是照妖镜，可以火眼金睛地看清错误。概言之，借助于马克思主义这十面镜子或者说具有十面性的多变镜子，便可以与歪曲事物本质的各种哈哈镜理论相反，真正完全分清复杂的事物和事情。
八
马克思主义的创新观
年初，我在《21世纪：重建中国经济学》[7]这一短文中曾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阶段和前景做了总体判断，并引起连锁反响。年，我提出“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年撰文提出推进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基本方针和原则，并认为总体上适合整个哲学社会科学，即“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世情为鉴、国情为据，综合创新”。其中，“马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对中国清朝末年洋务派官僚张之洞的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种表述在形式上的借用和内容上的创新。
“马学”是指中外马克思主义知识体系。经济学的“马学”，指的是中外马克思主义经济知识体系。它是在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指导下形成的内容极为丰富的中外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包含19世纪中期以来马克思创作的《资本论》及其继承、丰富和拓展的经济学方法和理论。“体”，在中国古代哲学语言中具有“根本的、内在的”含义。强调中国经济学现代化必须坚持“马学为体”，就是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中国现代经济学的根本和主导。
强调“马学为体”，便意味着不宜以“西学为体”。“西学”是指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外的知识体系。经济学的西学，指的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外的经济知识体系，主要指阐述西方主流经济思想的西方经济学。但是，不能使用“西学为体”，不等于不要“西学为用”。我们所说的“西学为用”，当然不是“西学为体”意义上的“为用”，而是在“马学为体”前提下对“西学”有扬有弃的借鉴和利用。我们在坚持“马学”“体用”一致的同时，有必要提出“西学为用”，这与毛泽东提出的“洋为中用”的精神是一致的，是批判地借鉴和利用的意思，而非“体用一致”意义上的“用”。
广义的“国学”是指中国古近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体系；较狭义的“国学”是单指中国古近代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或单指中国古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体系。经济学的国学，指中国古近代知识体系中的经济思想。“国学为根”，就是要在中国经济学现代化过程中，重视中国古近代经济思想中的精华，并以此为根基。正如毛泽东曾强调“古为今用”，认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2](pp.-)这对于形成中国特点、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经济学现代体系，具有不可低估的思想价值。
“世情为鉴”的“世情”有多样和深邃的含义，从经济的角度是指世界各国和世界总体经济的历史、现状和趋势。经济“世情”的来龙去脉和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对于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实践来源。
“国情为据”，创造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科学现代经济学，只能依据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社会形态、文化传统、自然环境等复杂因素构成的国情，其中又包含各种“色层”的省情、市情、县情和城乡差别实情等；中国人民的当代社会经济实践是在这种现实的国情下展开的，也只有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实践才具有鲜活性和深刻性，才有可能将经济国情的多样性和层次性显示出来。因此，只有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实践，才能做到“国情为据”，这是中国经济学现代化进程中实现科学创新的主要现实源泉。
上述阐发的“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世情为鉴”“国情为据”，最终都要贯彻和落脚到中国经济学现代化进程中的“综合创新”上。在唯物史观看来，中国经济学现代化进程中的“综合创新”，也就是运用唯物辩证法，对古今中外的经济实践、对“马学”“西学”和“国学”三大知识体系所提供的经济事实和思想材料进行分析与综合的过程。“综合创新”，意味着积极吸收和正确处理三大知识体系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理论上的分析综合与实践检验之间的关系。
九
马克思主义的学派观
依我所见，社会主义国家只有真正实行“双百”方针，允许马克思主义内部各个学派大发展，才能出现马克思主义类型的社会科学大师。学术真正繁荣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形成众多学派。
年，我和一些学者在上海组织召开“首届中国海派经济论坛”，先后在全国多个高校和社科院共召开20多届；年成立的上海财经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年改名为海派经济学研究院），属于校级重点科研基地；年创办的《海派经济学》季刊，早已被选列为南京大学的核心集刊，并因为该刊学术影响力较大，年上半年已被国家批准创办《*治经济学研究》新期刊。
海派经济学是什么？一般人的确容易误解，以为海派经济学是研究上海或者上海所有的学者都共同赞成的经济学。其实，海派经济学是以地域来称呼的一个学派，学术史上有不少类似的做法，主要是为了简便。但学派是开放的，其人员并不以地域为限，只是该学派的领衔者原来主要是上海学者。现在全国有不少学者自愿加入海派经济学的研究和发展（年以李炳炎教授和何干强教授领衔成立的“海派经济学南京研究所”曾在十多年内召开过约20次研讨会）。
若从理论内涵角度来描述，海派经济学就是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年广西民族大学已成立“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研究中心”），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学界内的一个经济学派。它的理论特征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基点，综合古今中外合理思想，包括综合、借鉴、运用各种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在此基础上综合创新，构建既超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又超越西方经济学的新范式。其学术风格是海纳百川、推陈出新、探求真理。该学派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比如，关于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我们提出二者之间的“正反同向交促互补变动论”。再如，“四主型”的市场经济改革观，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公式是“四主型”的：公有主体型的多种类产权改革观，劳动主体型的多要素分配改革观，国家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改革观，自力主导型的多方位开放改革观。其他的原创性观点还有“新的活劳动价值一元论”“市场型公有高绩效论”“一府两系三层分类的国有资产管理新体系论”“社会主义三阶段论”“当代全球基本经济矛盾论”等。海派经济学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理论体系，也就是系统的经济学方法、基本假设、基本原理和*策主张，这样，也就受到广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