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规律及历史命运的过程中，马克思开辟了一条独特的理论创新道路，霍克海默后来称之为“哲学与社会科学的联盟”。在当代西方，法兰克福学派、“英国马克思主义”以及20世纪后期的西方主流社会理论家，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继承或者借鉴马克思的理论创新道路，将之与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的实际、具体民族国家的思想文化传统有效结合，使之获得生机勃勃的当代转化，产生出丰硕而影响深远的创新成果。对马克思的理论创新道路及其当代西方效应进行深入分析，有助于我们探索建立符合果。对马克思的理论创新道路及其当代西方效应进行深入分析，有助于我们探索建立符合时代中国国情的理论创新道路。
关键词：马克思；理论创新；“哲学与社会科学的联盟”
理论创新是当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亟待完成的一项历史使命。怎样才能创作出不负时代要求和人民期待的理论创新成果?新世纪初以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们围绕这个课题上下求索，付出很多努力，但取得的成效却并不如人意。这表明我们的创新道路选择或许存在问题。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个理论创新的典型，对其创新活动进行深入分析，将有利于我们破解当前面临的创新困局。在这个方面，马克思无疑是我们的最佳选择之一。一方面，这是因为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以及“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页)使我们对整个人类历史特别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理解成为可能;另一方面，这是因为在20世纪西方，许多理论家———既有马克思主义者也有非马克思主义者———以不同的方式“拜”马克思为“师”，像马克思那样进行理论创新，在各自领域内取得了巨大成功，深刻影响了当代西方理论的基本面貌。因此，探寻马克思的理论创新道路，解析当代西方理论家以马克思为“师”的借鉴方式，对我们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创新道路大有裨益。
一
马克思的理论创新道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
历史已经证明，马克思最伟大的理论创新就在于发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科学揭示了它的运动规律及历史命运。基于对资本主义认识史的严肃反思，当代西方主流学术界承认:“对于任何试图理解18世纪以来横扫整个世界的大规模变迁的人来说，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仍然是一个必要的核心。”(吉登斯，年，第1页)那么，马克思是如何发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难以察觉的实体”，进而科学地揭示了它的运动规律及历史命运的呢?
首先，马克思直面现实，发现了无产阶级的历史解放这个“时代的迫切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页)。发现真正的问题是理论创新的前提。问题越重大，理论创新成果的价值就越高，影响也就越广泛、越深远。一般说来，重大的问题往往存在于人类社会新旧发展阶段、历史时代、社会形态的转折时期。在这种转折时期，答案已经开始孕育，而问题也将被提出。问题的存在是必然的，但是，它们被何人、以何种方式提出，则是偶然的。这种偶然性对理论创新本身具有直接的影响。19世纪40年代初，马克思以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身份走上德国思想舞台，期待通过哲学批判推进资产阶级*治理想的实现，因为他坚信，“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哲学的实现同时也就是它的丧失，哲学在外部所反对的东西就是它自己内在的缺点，正是在斗争中它本身陷入了它所反对的缺陷之中，而且只有当它陷入这些缺陷之中时，它才能消除这些缺陷。”(同上，第76页)与一味强调自我意识的鲍威尔不同，马克思不仅尊重现实的权威，而且渴望通过实际的行动去改变现实，因为“在自身中变得自由的理论精神成为实践力量，作为意志走出阿门塞斯冥国，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尘世的现实，———这是一条心理学规律”。(同上，第75页)在这种观念的内在作用下，马克思迅速意识到自己与鲍威尔的理论分歧，与之疏远并最终决裂，转而投身《莱茵报》，开始直接接触现实。《莱茵报》时期，马克思“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在与统治集团的论战中认识了严酷的社会现实，了解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的存在，终在被迫“退回书房”后，开始基于现实清算自己原有的哲学思想和*治理想。(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1－32页)马克思提出德国的当务之急是无产阶级的历史解放:“彻底的德国不从根本上进行革命，就不可能完成革命。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当年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的历史解放这个命题时，德国的工人阶级正处于萌芽状态。在鲍威尔等人看来，德国工人阶级连自我意识都尚未达到，何谈其历史使命?但马克思却于无声处听惊雷，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哲学地提出并论证了无产阶级的历史解放是“时代的迫切问题”。尽管马克思当时的哲学论证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但他却通过提出这个问题，推动了同时代人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和解答，从而对当时正在展开的现代世界历史进程发挥了微妙的然而却又是实实在在的影响。
其次，马克思发动哲学革命，确立了科学地、批判地认识社会历史的方法指南，使生产方式这种“难以察觉的实体”及其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清晰地呈现出来。生产方式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存在，无论是否被意识到，都客观地存在着并客观地发挥着自己的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它之所以“难以察觉”，一方面因为它存在于社会历史的深处，通过复杂的中介环节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因为人们长期受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影响，无法科学地认识它。工业革命之后，资本主义生产获得了巨大发展，生产方式及其对社会历史进程的归根结底的决定作用也由此展现在人们眼前。尽管古典*治经济学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束缚，但他们率先在理论上描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及其运动，其认识达到了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在转向共产主义后，研究、批判维护私有制的*治经济学成为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内在需要。年初至年春，马克思对*治经济学进行了第一次系统的学习、研究和批判。(参见张一兵，特别是第一至第四章)他对*治经济学的理解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第一，*治经济学不是脱离现实的想象，而是关于现实的实证科学研究，它的形成与发展“是同社会的现实运动联系在一起的，或者仅仅是这种运动在理论上的表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页)，只有通过并超越*治经济学，才可能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获得更高水平的科学认识;第二，“市民社会”或资产阶级社会是*治经济学的“实际出发点”、“实际学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页)因此，它无法理解、构想超越现存工业社会制度的、非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这是它所有幻象和谎言的根源;第三，德国的哲学、法国的*治学、英国的*治经济学殊途同归，或起源于谎言，或终结于谎言，这是因为它们既是民族的，更是世界的，即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资产阶级社会的时代精神，就此而言，从哪一点出发，都可以构成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颠覆。基于上述认识，马克思迅即发动哲学革命，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是哥白尼式的革命，让人们得以观察并认识到生产方式这种“难以察觉的实体”及其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0页)从而为人们科学地、批判地认识社会历史提供了一种方法指南，为历史资料的整理及其中规律的发现提供了“某些方便”(同上，第74页)。
最后，马克思开辟“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联盟”的创新道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进行*治经济学批判，令人信服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及历史命运。在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之初，马克思就已经在哲学上证明:“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同上，第87页)但是，作为旨在“改变世界”的新哲学家，马克思还期待自己的学说能让尽可能多的人掌握:“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同上，第9页)对于共产主义而言，这个根本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及历史命运。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之后，马克思很快就意识到，“亚当·斯密和李嘉图这样的经济学家是这一时代的历史学家”(同上，第页)，他们已经以非批判的方式把握到了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不过是“看作永恒的规律，而不是看作历史性的规律———只是适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一定的生产力发展阶段的规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页)，因此，只有以*治经济学的方式超越古典*治经济学，共产主义的“根本”才能确立起来。所以，19世纪50、60年代，马克思致力于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进行*治经济学研究，走出了*治经济学批判这一条新的创新道路，最终超越李嘉图这个古典*治经济学“不可逾越的界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16页)，创作出《资本论》第一卷，以“官方的经济学家甚至不敢去试图驳倒”(《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页)的方式，证明西方社会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全新的社会形态，同时第一次科学地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本质及其历史发展趋势，使共产主义真正成为一门科学。
二
法兰克福学派对马克思理论创新道路的当代继承
法兰克福学派是20世纪西方影响最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流派。20世纪30、40年代，该学派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兼容并蓄同时代西方各种思想文化资源及其成果，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开展批判的跨学科研究，创立“批判理论”，从而使得人们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性质、文化特征、精神特质等的系统深刻的批判性认识成为可能。50年代初，流亡多年的法兰克福学派重返德国。时过境迁，该学派实际上并不希望世人知道“批判理论”，但真正的创新成果是无法被压制的。“批判理论”最终从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上锁的地下室破门而出，迅速走向欧美左派理论界，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进而溢出马克思主义的边界，对欧美当代理论的发展也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年，在谈及“批判理论”时，福柯曾非常感慨地说:“如果能早些读到这些马克思的理论创新道路及其当代效应著作，我就能节约很多宝贵时间。想来，有些东西我就不会写，有些错误我也就不会犯了。”(Foucault，p.)历史地看，“批判理论”已经确立了自己在20世纪西方思想史上的经典地位，成为当代理论家建构现代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时一座无法绕越的“纪念碑”。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创新何以可能?说到底，就在于霍克海默领导下的法兰克福学派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的理论创新道路，(参见张亮，年)沿着马克思开辟的创新道路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成果丰硕的创造性探索。
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开展学术研究，是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创新的思想前提。19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恩格斯亲自指导创立的第二国际在*治上获得巨大发展，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普及方面也取得很大成绩，但其理论成就明显成色不足: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西方现代社会科学大发展大繁荣的*金时代，除了列宁、罗莎·卢森堡等极个别理论家外，第二国际主流根本没有能够创造出可以超越马克思主义阵营、对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具有持久影响力的理论成果。割断了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血脉联系，沦为资产阶级新兴实证主义哲学意识形态的盲目追随者，是第二国际在理论创新上乏善可陈、*治路线上最终背离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根本原因。柯尔施尖锐地指出:“无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资产阶级理论在所有其他方面有着多大的矛盾，这两个极端在这一点上却有着明显的一致之处。资产阶级的哲学教授们一再互相担保，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它自己的哲学内容，并认为他们说的是很重要的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一再互相担保，马克思主义从其本性上来讲与哲学没有任何关系，并认为他们说的是很重要的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柯尔施，第4页)既然在最根本的哲学路线上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亦步亦趋，那第二国际又怎么可能超越资产阶级学术界进行真正的理论创新呢?与第二国际主流不同，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本雅明等法兰克福学派早期核心成员都出身当时德国资产阶级哲学主流。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他们先后在卢卡奇和柯尔施的开创性工作影响下，克服第二国际的思想束缚，重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血脉联系，随后，他们在霍克海默的领导下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完成对资产阶级学术研究的哲学基础———实证主义———的批判超越。通过这种双重批判超越，他们得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倾听变化了的时代声音，在把握到新的时代精神的同时，让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获得了新的理论形态。就这样，他们在哲学上超越同时代的资产阶级学术界，来到时代的最前沿。
以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发现并提出新的“时代的迫切问题”，是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创新的现实起点。与法兰克福学派同时代的西欧活跃着相当数量的共产*理论家。他们不仅同样坚决反对第二国际的错误认识，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及其重要性，而且从苏联马克思主义那里接受了非常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但也没有完成有重要影响的创新成果。根本原因在于:他们不是像马克思恩格斯所要求的那样，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引下研究变化了的现实，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永恒不变的教条并一味强调对这种教条的固守。然而，任何“用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页)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做法恰恰都是背离其本性的!法兰克福学派则不然。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任务就是要去探寻变化了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本质，用霍克海默非常学院化、非常隐晦的表述方式来说，就是探索“社会经济生活、个人的心理发展以及狭义的文化领域的变迁之间的联系”(Horkheimer，，p.11)。霍克海默出任社会研究所所长之后发起的第一个集体攻关项目是“权威和家庭研究”，这是因为他们希望接着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继续深入，探索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革命性衰弱的社会－心理机制。为什么随后会转向国家社会主义研究呢?这是因为纳粹上台后，国家社会主义取得了极为惊人的暂时胜利并引发巨大的认识混乱和争论，迫使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本质、起源和命运给出自己的回答。纳粹为什么能够非常有效地实现对工人阶级等中下阶层民众的社会动员，广播、电影等新兴大众传媒在此过程中发挥了何种作用，其作用机制又是如何?这些又推动法兰克福学派去研究大众文化问题。总之，直面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以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倾听变化了的时代声音，抓住社会突出矛盾、提出“时代的迫切问题”，是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创新的现实起点。
坚定地以“哲学与社会科学的联盟”为原则开展跨学科研究，是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创新的基本路径。正在形成中的法兰克福学派必须走“哲学与社会科学的联盟”之路，这是霍克海默出任所长时就确定的方针。他说:“当前的问题是把当代哲学问题所提出的那些研究系统地整合起来。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以及精神分析学家们因为这些哲学问题而集合为一个永远的合作团队，共同着手解决这些问题。”(Horkheimer，，p.9)对于法兰克福学派来说，“哲学与社会科学的联盟”，首先意味着坚定不移地推进跨学科协同攻关，以开放的心态对待新兴社会科学。从权威研究到大众文化研究，法兰克福学派早期那些影响巨大的创新成果都是以跨学科集体协同攻关方式取得的。在组织跨学科研究的过程中，法兰克福学派始终以开放的心态对待精神分析学、实证社会学研究等一些新兴社科学派，努力探索它们能为马克思主义所用的可能方式和界限。(cf.Jay，pp.86－)其次，意味着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领导地位，反对单一社会科学的僭越。法兰克福学派大力推进跨学科研究有一个底线，即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领导地位，防范、反对单一社会科学凌驾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上的僭越企图。30年代末40年代初，弗洛姆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把文化、社会心理学化的倾向，甚至达到挑战、取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原本大力支持弗洛姆的霍克海默断然出手，先是限制弗洛姆在学派中的影响，最终断绝与弗洛姆的学术联系，并发动学派核心成员对他进行批判。(ibid.，pp.－)最后，意味着始终重视*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奠基作用。人们通常会为“批判理论”辉煌的创新成果赞叹不已，却没有发觉“批判理论”“是以马克思的*治经济学批判为基础”(Horkheimer，，p.)的。事实上，法兰克福学派始终把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治经济学批判作为跨学科研究的基础，亨里克·格罗斯曼(HenrykGrossman)和弗雷德里希·波洛克(FriedrichPollock)两位经济学家先后为“批判理论”的创新成果提供了关键而坚实的经济学理论支撑。(参见张亮，年)
创新话语体系是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创新的重要经验。法兰克福学派的话语体系一开始就别具一格，既不同于苏联马克思主义，也有别于第二国际传统。这是因为法兰克福学派寄生于资产阶级学院主流，一方面要尽可能降低资产阶级学院对马克思主义的排斥、敌视，另一方面还要努力适应、融入资产阶级学院体制。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用社会哲学来指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就非常具有代表性。3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法兰克福学派日益察觉既有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不足以准确表达其理论创新，从而开始进行自觉的话语体系创新。以年“批判理论”概念的提出为起点，法兰克福学派陆续推出一系列新术语、新表达，后在以《启蒙辩证法》为代表的40年代早中期系列著作中集中使用，结果大获成功，不仅使马克思主义成功地进入资产阶级学院体制，在现代人文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记，而且逐渐走进西方社会，对日常大众话语也产生了影响。
三
“英国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创新道路的本土化继承
20世纪70年代以后，经典意义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趋于终结。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解体的基础上，多元多样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新流派次第涌现、杂然纷呈。若以在西方主流学术界的思想影响计，“英国马克思主义”毫无疑问是其中影响最广泛、最深入因而也最成功的一个流派。年新左派运动兴起后，主要出身于历史学、文学、*治学等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的两代英国左派知识分子，在着力解决英国本土问题的过程中，批判苏联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反思继承英国本马克思的理论创新道路及其当代效应土以及欧洲大陆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各种马克思主义资源，创立“英国马克思主义”，形成了一批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学术著作，极大提升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世界学术界的理论声誉和影响力，同时也深刻改变了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图景，使英国一跃成为可以和德国法国相抗衡的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输出地。那么，“英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是何以实现的呢?仔细分析，我们发现，“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走的依旧是马克思开辟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联盟”道路，要害在于他们成功地将这一道路运用于英国问题的解决，使之充分英国本土化了。
自觉寻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的思想指引，是“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真正“秘密”。与法兰克福学派迥然不同，雷蒙·威廉斯(RaymondWilliams)、爱德华·汤普森(EdwardThompson)、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Hobsbawm)、斯图亚特·霍尔(StuartHall)、佩里·安德森(PerryAnderson)等有重要影响的“英国马克思主义”者都出身非哲学，他们的著作具有极强的英国在地性，通常显得非常具体实证，“理论”性不强。但令人惊讶的是，这些看似非“理论”的著作却超越英国乃至英语世界的边界，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学术影响和理论效应，其“秘密”就在于这些“英国马克思主义”者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为指引研究实证的具体问题，反过来又用成功的实证研究成果验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受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第一代英国新左派实际上都肯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证社会科学研究需遵循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正因为如此，“共产*历史学家小组”(—)才会在专业的历史学研讨之余组织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哲学著作的研读研讨。在随后反思批判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第一代新左派更是聚焦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学说进行再阐释，(参见张亮，年)为他们后来的学术创新和理论创新提供了必须的哲学基础。相比较而言，第二代英国新左派更加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指引。70年代初，霍尔积极推动马克思《—年经济学手稿》的英译和研究，完成并发表《马克思论方法:读年〈导言〉》一文，对《—年经济学手稿》的《导言》进行创造性的解读，他的这种解读为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随后的理论井喷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方法论支撑。安德森明确指出，作为其历史学家奠基之作的《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两书所讨论的“主要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领域之内的”(安德森，第3页)，两者力图基于史实对生产方式的决定作用进行更辩证的阐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的类似深入思考，在特里·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厄尼斯特·拉克劳(ErnestoLaclau)、鲍勃·雅索普(BobJessop)等的论著中都有清晰的呈现。
发现、凝练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英国问题，是“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致胜要诀”。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完成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国家，英国近现代历史与现实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在英国，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仿佛具有一种不证自明性。“英国马克思主义”者深知这一点，努力发现、解决真正的英国问题。随着这些真正英国问题的提出和创新解决，他们的著作自然具有了世界历史意义，从而迅速传播到英国之外的国家和地区并产生理论影响。20世纪50年代，在英国是否具有社会主义未来这个重大现实争论中，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Hoggart)、威廉斯、汤普森敏锐地察觉到，英国工人阶级是否具有主体性已经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于是，他们不约而同地转向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文化研究，努力从历史的灰烬中扇出未来的革命火焰，以不同的方式证明英国工人阶级不仅有文化主体性，而且有能力通过这种主体性自己创造自己。(参见汤普森，第1页)他们———尤其是汤普森———发现并解决的这个英国问题是如此具有世界历史的普遍性，以至于连反对者都不得不指出，“《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为整整一代工人运动史学家设定了议程”。(Sewell，p.50)在这个方面，“英国马克思主义”最著名的范例当属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开创。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后，霍尔领导下的伯明翰学派聚焦与当代英国工人阶级息息相关的大众文化现象，努力发现其中的资本权力运行机制、工人阶级抵抗的可能性及其机制，在传播批判理论、青年亚文化、学校教育的意识形态机制、性别问题等领域提出全新的问题并给出创新性的解答，创立独具英国特色的“文化研究”。客观地讲，“文化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具有高度的在地性，非英国本土的学者往往会被那些底层英国民众的生活细节、日常习语乃至方言、“黑话”搞得云里雾里，但这绝没有影响到它们的世界历史价值:8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由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英语国家而至日本、韩国、中国，获得极为广泛的传播，最终成为一门世界性的“显学”。
驾轻就熟地开展跨学科研究，是“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看家本领”。与同时代其他欧美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流派相比，“英国马克思主义”几乎很少受凝固化的学科壁垒观念束缚，能够自由而熟练地根据研究主题需要开展跨学科研究。这主要因为大多数“英国马克思主义”者都继承了19世纪英国社会主义介入现实的传统，积极参与各种社会运动，不追求象牙塔中的所谓“纯学术”，而是崇尚学以致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即便是后来陆续回归学院体系，他们也没有被学院体制困住手脚，成为某一“学科规范”的囚徒，而是根据研究主题的需要自由地开展跨学科研究:50年代末期以后，霍布斯鲍姆、汤普森、安德森等历史学家在阶级和社会形态研究中自觉向社会学、*治学、民族学渗透，推动了历史社会学这一新兴交叉学科在英国的大发展;英国“文化研究”说到底就是文学与社会学、传播学、符号学、民族学乃至*治经济学等不断交叉融合的创新产物;70年代末期以后，霍尔、雅索普等人从“文化研究”出发批判“撒切尔主义”，继续与社会学、*治学、经济学等深度融合，促进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发展……就此而言，跨学科研究可谓“英国马克思主义”与生俱来的一项“看家本领”。
注重理论表达的本土化，是“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不可忽视的重要经验。众所周知，年以后，马克思长期居留英国，马克思主义是在英国走向成熟的。然而，在“英国马克思主义”兴起之前，与英国固有思想文化传统的巨大差异，在客观上严重抑制了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有效传播和发展。对此，“英国马克思主义”者有高度的自觉，努力让马克思主义说好“英语”，用符合英国思想传统和语言习惯的方式来表述自己的理论创新:一是摒弃抽象的理论演绎，在生动的经验研究中展现创新理论的鲜活力量;二是回避苏联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术语体系，从英国既有思想文化传统和新传入英国的当代欧洲大陆思潮中汲取资源，建构新的话语体系;三是用英国主流的分析哲学范式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原理和方法进行本土化阐释，促进马克思主义与英国文化传统的深入融合。就这样，“英国马克思主义”用本土化的方式成功讲述了自己的理论创新，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英国学院体系乃至知识大众中的有效传播。
四
当代西方社会理论家对马克思创新道路的借鉴
年，英国剑桥大学学者帕特里克·贝尔特(PatrickBaert)出版《二十世纪的社会理论》一书，用不算大的篇幅对西方社会理论的百年发展进行了全面的、综合性的考察。(参见贝尔特)该书已经成为本领域的经典或标准参考书。透过该书，我们不难发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后，马克思对当代西方社会理论的影响与日俱增，除了理性选择理论外，福柯、哈贝马斯、布尔迪厄、吉登斯等当代最有影响力的社会理论家都深受马克思的影响。他们从马克思那里得到的，有具体的理论启示，更重要的是对创新道路的借鉴。
首先，他们都重视哲学的批判功能，努力聚合新的理论资源完善自身的哲学武器。福柯出身哲学专业，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学习期间接受过有关德国古典哲学、现象学以及科学哲学的系统训练，曾短暂加入法国共产*，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有深入的了解，大学毕业后还曾系统研究过心理学和精神马克思的理论创新道路及其当代效应分析学。这种包容并蓄的哲学修养使得福柯最终超越法国当时的结构主义主流，先后提出考古学和系谱学方法，实现对权力与知识关系的创造性揭示，为当代社会理论开辟了新的维度和新的方向。早年的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继承人和第二代的理论旗手。20世纪60年代末期以后，他逐渐远离法兰克福学派的立场，进行新的理论探索，在此过程中，他对德国观念论哲学传统、美国实用主义哲学以及语用学哲学进行新的聚合，建立了自己的交往行为理论体系，据此发展出具有其鲜明理论个性的社会理论体系。布尔迪厄与福柯同属“结构主义的一代人”，早期也研究过哲学，受到萨特的存在主义、法国共产*的马克思主义以及莱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的影响，在走出结构主义、超越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对立的过程中，他也聚合了马克思哲学、海德格尔存在哲学、胡塞尔和舒茨的现象学、维特根斯坦和奥斯汀的语言哲学等诸多新的理论资源。客观地讲，福柯、哈贝马斯和布尔迪厄既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社会理论家，也都厕身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之列。较之于他们，吉登斯的哲学背景要逊色得多，即便如此，在超越社会科学中的实证主义的过程中，他也高度重视哲学的批判功能，通过整合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伽达默尔的解释学、舒茨的现象学、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福柯和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实现了方法论的升华。
其次，他们都努力提出并解答具有时代典型性的真问题。尽管都承认社会理论的批判潜能，但归根结底，这四位社会理论家进行理论创新的目的不是为了像马克思主义那样科学地“改变世界”，而只是为了更合理地“解释世界”。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努力基于各自的经历，倾听时代的声音，寻找并提出某个具有时代典型性的真问题。由于个人的私生活选择，处于法国学院体制内的福柯实际上受到法国社会文化生活的大量侵害，促使他更愿意生活在法国之外的“自由”地带，即便是回到巴黎从事学术研究，也更愿意研究癫狂、监狱、性等不被学院体制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