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加里·S.贝克尔(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来源：勿食我黍，本文为作者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的现场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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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学方法我的研究利用经济学方法，分析一些大多数经济学家并不涉及的社会问题。这篇演讲将简单说明一下这种研究进路，并用本人以往研究和当下关心的工作中的一些例子，对之做进一步的诠释和说明。与马克思主义式分析不同，我所指称的经济学方法并不假定个体行为背后只存在唯一的自私或获利动机。毋宁说，这仅仅是一种分析方法，并未对个体行为做出某些独特的假定。和许多人一道，我也一直苦口婆心地规劝我的那些经济学同行们摆脱狭隘的自利假定。事实上，个体行为背后的驱动力，不仅有诸多价值信念，还应包括丰富的偏好要素。这个分析方法假定，不论出于自私、利他、关切、怨恨抑或是受虐的动机，个体总是最大化他们自己所认为的个人福利。他们的行为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并在一定时间内保持稳定。具体来说，他们总是尽可能对行为结果的不确定性进行估测。当然，前瞻性行为可能还是植根于过去的经验，因为后者对生活态度和价值的形成存在长远而持续的影响。个体行为的约束条件，不仅包括收入、时间、不完美的记忆和计算能力以及其他稀缺资源，同时还受限于经济生活中可供选择机会的规模等。而这些机会，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其他个体和组织独立或集体的行动。不同情形对应的关键约束条件可能千差万别，但最根本的行为约束是时间的有限性。尽管经济和医疗条件的进步业已大幅度延长人的寿命，但时间的物理性流逝依旧没有任何改变，每个人每天只有24小时。因而，即便富裕国家中的物品和劳务消费已经得到极大的丰富和扩展，但可供消费的时间总量仍然保持不变。因此，在富国和穷国一样，人类的许多欲望同样没得到满足。虽然物品的日益富足，可能使新增加的物品价值有所降低，但是时间在这个过程中的重要性却愈发凸显。在乌托邦式图景中，效用最大化无关紧要，因为每个人的需要都能得到完全的满足。然而，时间持续不断的流逝，使得这样一种乌托邦实际不复可能。Becker（）和Linder（）对这些问题做了一定的分析和讨论。接下来的几个小节，我们用四个完全不同的例子诠释这种经济学研究方法：为了理解对少数派的歧视，有必要扩展偏好集以容纳对某些特殊群体的偏见和怨恨；犯罪的经济分析则探究理性的非法行为和其他反社会行为；人力资本进路考察人们在市场和非市场中的生产率表现如何受对教育、技能培训和知识积累的投资而改变；家庭的经济学分析则运用效用最大化和前瞻性行为，解释结婚、离婚、生育以及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构建。二、对少数派的歧视对外人的排挤和歧视其实一直存在，但是除了有限几个讨论妇女雇佣问题的例子（参见Edgeworth，；Faucett，），20世纪50年代以前，经济学家们对此问题几乎未置一词。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就开始忧心种族、宗教和性别歧视问题，并用甄别系数（discriminationcoefficient）分析对特定群体的偏见和敌对行为。和通常的假定——即认为雇主只考虑雇员的生产率，工人们对和什么人一起工作漠不关心，客户也只在乎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不同，甄别系数的分析涵盖了种族、性别和其他个人特征要素对偏好、态度的影响。即便报酬丰厚，雇员们可能还是拒绝在一个妇女或黑人手下干活；或者类似地，客户也可能不喜欢和黑人汽车销售员做生意。唯有通过扩展通常的假定，我们才可以理解少数派在爬升前进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障碍。一般认为，少数派所遭受的有形的工资或雇佣歧视，不仅取决于歧视性偏好，同时还受其他因素影响，比如竞争的激烈程度和人权立法等。然而，除了亚当·斯密提出的重要的差别补偿理论，以及鲜有的几个重要研究，比如缪尔达尔的《美国困境》（AmericanDilemma），20世纪50年代分析歧视与其他因素之间的互动的可供参考的材料委实不多。我历经数载构建了一个理论，研究收入和雇佣上的实际歧视如何受歧视性偏好的影响。另外，我的理论还讨论了诸如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的竞争程度，多数群体中甄别系数的分布状况，少数派在教育和培训上的可获性，以及由中位投票人（medianvoter）和投票机制决定的对少数派有利或不利的立法等因素对实际歧视的影响。由于这个领域内有待探讨澄清的问题如此之多，我的博士论文导师们建议我将博士论文（Becker，）做进一步的深化并集结成书（Becker，）。市场交易中对少数派的实际歧视，本质上融合了雇主、工人、消费者、学校以及*府的歧视。分析表明，有时候大环境缓和了既定量的偏见，但是其他时候却又加剧了偏见。举例来说，当许多公司能够有效率地主要雇用黑人或妇女，那么生产效率等同的白人和黑人、女性和男性在工资上的差异，将要比对黑人和妇女的歧视本身要小得多。实际上，在一个生产规模报酬不变的世界里，具有相同技能分布的两个分立经济完全能够摆脱歧视问题；并且，尽管对分立的少数派的歧视依旧存在，但是其他资源的收益率及工人工资水平最终都将相等。因此，市场交易中多数人对少数派的歧视之所以能够成功，那是因为少数派无法供给足够多样同时又足量的技能，让公司愿意专门地雇用这类工人。如果多数派与少数派的数量对比非常悬殊，比如，美国的白人数量是黑人的9倍之多，并且人均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占有量也比黑人多很多，于是，由多数派主导的市场歧视，对他们自身的收入水平几乎不会有什么影响，相反却使少数派的收入受到大规模的侵蚀。然而，一旦少数派的规模在总人数中的占比变得较为可观后，由多数派主导产生的歧视，最终也将使己方利益受损。有关南非歧视问题的分析，给以上命题提供了一个较好的诠释。南非的黑人比白人多4到5倍，歧视黑人让白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尽管有些白人群体从中还是有所渔利（参见Becker，，pp.30—31；hutt，；Lundahl，）。而歧视黑人所带来的不菲代价，也可以解释为何南非的种族隔离*策，以及其他由南非白人发起的种种赤裸裸的对黑人的歧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我对歧视、偏见的分析给许多经济学家留下了这么一个印象，即市场中的歧视在“长期”中将会自我消亡（似乎是Arrow（）第一个做出了这种论断）。他们的这一看法是错误的，因为我曾指出，不愿进行歧视的雇主最终战胜所有施行歧视*策的雇主，这不仅取决于潜在雇主们歧视性偏好的分布，而且更重要的还取决于厂商生产函数的性状（参见Becker，，pp.43—45）。从经验上看，雇员和客户们的长期歧视性态度更加关键，相比于雇主，他们是市场歧视更为重要的源头。没有理由预期，长期中这些群体的歧视行为将会随着竞争逐渐淡化，除非我们拥有足够多的高效率分立厂商和同样高效的物品分割市场，否则这种状况不大容易改变。近年有关歧视的传统论述以及对统计性歧视可能带来的影响的分析，可以视为这个研究方向的一个新的理论发展（参见phelps，；Arrow，）。这些分析表明，雇主、教师以及其他有影响力群体所持有的信念，即少数派成员生产效率相对较低，本身将会自我兑现。因为，这些信念可能导致少数派成员降低在教育、培训以及工作技能方面——比如守时的习惯——的投资。低投资确实将使他们的生产效率变低（参见Loury（）对此所做的出色分析）。过去的25年里，有关黑人、妇女、特殊宗教群体、移民及其他少数派的收入、失业和供职情况的多国证据，已经得到极大的丰富和扩展。这些证据详尽地记载了少数派的经济状况，及其在不同经济社会环境变迁中的变化情况。基于偏见的关于歧视的经济理论表明，厂商或工人的实际歧视水平，可以通过他们从不雇用或不和某些自己不喜欢的特定群体的成员工作将会失去的利润或工资加以衡量。消费者的歧视，可以表征为他们愿意为避开被歧视对象生产的产品或服务而多支付的价格。显然，利润、工资或价格方面的损失都无法直接测量，因而，对某个群体的歧视，一般通过比较具有相同教育年限、工作经验和其他可观测的特征变量的少数派成员和多数派成员之间的收入差异进行衡量。由于这种间接方法存在显而易见的不足，因此，这些研究仍旧无法消除有关少数派收入低的根本原因的一些争论。最近有些研究讨论银行在发放贷款时的歧视问题，他们比较了具有相同收入、信用背景和其他相关特征的黑人及其他少数派群体与白人申请者在成功获取贷款的概率上的差异。典型的结论都是，相比类似背景特征的白人，黑人被拒绝的可能性要大得多，而亚裔美国人在这件事情上并没有受到歧视。不幸的是，这些研究并没有采用正确的方式刻画银行是否存在歧视，即它们原本必须说明，相比给白人发放贷款，贷款给黑人（或其他少数派群体）是否更加有利可图。这将需要对当前及以往贷款的偿还情况、所收取的利息率等进行详细的考察。倘若银行对少数派申请者确实存有歧视，那么相比发放给白人的贷款，给这些少数派的贷款应该将为他们带来更高的实际收益。这里面的道理就在于，歧视型银行愿意接受那些能够带来边际利润改善的白人申请者，相反，碰到黑人的时候他们将选择拒绝。三、犯罪与惩罚20世纪60年代，我开始思考犯罪问题。当时恰逢我开车赶到哥伦比亚大学参加一个经济理论专业学生的答辩。因为已经迟到，所以我必须马上决定是将车停到规定的停车位，还是冒险违反规定将车停在大街上领罚单。计算了收受罚单的可能性及惩罚金额，以及将车停到停车位所需的成本，最终，我还是决定冒险将车停在街上（后来并没有被罚）。在步行走向答辩教室的那段路程中，我意识到城市当局也应该做了类似的分析。他们监察违章停放车辆的频率，以及对违章者的惩罚应该也是基于像我这类潜在的违章者为此所做的估计。当然，我给这位倒霉的学生提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求解违规者和监察的最优行为。这个问题当时我自己也还没有答案。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关犯罪问题的理论探讨，普遍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罪犯实施犯罪行为是由于精神疾病或社会压迫的结果。罪犯变成了惶惶无助的“受害者”。当时，有位著名的精神病学家甚至出了一本书，题为《惩罚之罪》（TheCrimeofpunishment，参见Menninger，）。对待犯罪的类似态度开始逐渐对社会*策产生重要影响，人们开始变革法律以扩大罪犯们享有的权利。这一变革减少了对罪犯的警惕和定罪，而对守法公民的保护逐渐降低。对于犯罪分子具有完全有异于常人的行为动机这类假定我一点不感兴趣；相反，我试图发掘犯罪分子的行为也是理性的这个假定背后的理论和经验含义（这方面早期的开创性工作，参见Bentham，；Beccaria，），但是这里的“理性”同样并非物质主义（materialism）言及的狭隘的理性。当然，我也清楚，许多人的行为还是受伦理道德的约束，即便存在获利机会并且被发现的概率几乎为零，这些人还是不愿参与违法犯罪活动。但是，倘若这类态度能够大规模盛行，那么警察和监狱也就不再有存在的必要了。理性意味着有些人之所以犯罪，那是因为相比合法劳动所得，综合权衡被捕和受惩罚的概率，以及惩罚的严厉程度，从货币收益及其他方面看犯罪行为仍旧有利可图。犯罪规模不仅取决于潜在犯罪分子的理性和偏好，同时还取决于公共*策营造的经济社会环境，具体包括警察部门的支出，对不同犯罪类型的惩罚，就业机会以及学校教育和培训项目等等。显然，合法工作的可获性，以及法律、法规及相关惩罚要素，都是对犯罪的经济学分析不可或缺的组成要件。通过削减追捕犯罪分子的费用支出，同时提高对那些已经被定罪的犯罪分子的惩罚力度，治理犯罪的公共支出有望下降，并且算起来预期惩罚又能维持不变。然而，相比严厉的惩罚，高惩罚概率对风险偏好型个体将有更大的威慑。因此，*府的最优行为，应当是在缩减警察和法庭支出进而导致惩罚概率下降，和风险偏好型罪犯对惩罚概率降低所造成的行为偏好激励之间进行权衡。另外，*府还应当考虑错误惩罚无辜个人的可能性。早期，我个人在思考犯罪问题时，最为困惑的事情是，为什么盗窃对整个社会而言是有害的，它似乎无非仅仅做了一些财富再分配，通常也只是劫富济贫。对此疑惑，我的解答是，考虑到犯罪分子在武器上的花费，以及犯罪实施前及实施过程中均需要耗费不少时间，而这些支出从社会角度看属于非生产性支出，即现在所谓的“寻租”（Becker，，注3）。盗窃并不会创造财富，相反只是进行了强制性的收入再分配。盗窃的社会成本大致应接近失窃标的物的货币价值，因为这也就是理性的犯罪分子愿意支付的最高犯罪成本。这里原本应该还要加上潜在受害者为保护自己免受犯罪侵扰所支出的那些资源。对犯罪的经济学分析现在之所以颇具影响力，其中一个原因是类似的分析思路能够被用于研究几乎所有的法律实施问题，比如最低工资立法、清洁空气法案、内幕交易以及其他违反安全管理规章的行为和偷税漏税问题。由于几乎没有法律能够自我实施，所以有必要在定罪和惩罚上花费支出以威慑违法者。美国审判委员会（TheUnitedStatesSentencingCommission，）业已明确利用犯罪的经济学分析方法，发展出一套供联邦法院法官参考的惩罚违法者的规则体系。在过去的25年里，利用经济学方法研究犯罪问题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时尚。已有的研究包括，分析为了抑制犯罪严重程度提高，例如为了阻遏绑架者撕票，所需的最优边际惩罚（现代边际威慑理论源于Stigler（）），以及法律的私人实施与法律的公共实施之间的关系（参见BeckerandStigler，；Landesandposner，）。假如犯罪分子有充足的的经济资源，或者用法律界的行话就是他们不具有“抗判决性”（“抗判决性”（judgmentproof）意指由于种种原因征收罚金的判决实际上无法执行。——译者注。），罚金就将优于监禁及其他惩罚方式，因为它能有效地威慑犯罪。再者，罚金之所以比其他惩罚方式更有效，还因为征收罚金不仅给违规者增加了成本，同时也为*府提供了收入。我本人有关罚金和其他惩罚方式之间关系的讨论，现今已经被进一步加以澄清，并做了相当显著的提炼和改善（例如，参见polinskyandShavell，；posner，）。现在，有关监狱状况、惩罚概率、失业率、收入差距及其他变量对犯罪率的影响的经验估计，已经日益丰富，精确程度也不断提升（开创性的工作是Ehrlich（），这个领域的后续文献可谓汗牛充栋）。这个领域最具争议的话题是死刑对谋杀犯罪是否有威慑作用，目前这个问题远未得到一个圆满的解决（例如，可以参见Ehrlich，；NationalResearchCouncil，）。四、人力资本直到20世纪50年代，经济学家们还普遍认为劳动能力是先天决定的，后天无法扩增。亚当·斯密、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以及米尔顿·弗里德曼就教育投资和其他技能训练所做的精妙分析，并没有被融入到有关生产率的讨论中。后来，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W.Schultz）和其他一些人才开始研究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及相关经济问题可能有的启示。人力资本分析假定，个体通过成本收益比较，选择合适的教育、培训、医疗服务等，以增加自己的知识储备和健康积累。这里面的收益，不仅包括收入增加和职务提升，同时也涵盖文化及其他非货币性收入；而成本则通常主要是指投资这些所需耗费的时间而被放弃的价值。另外，人力资本概念也包括诸如工作习惯等的培养和积累，当然甚至也包括有害的上瘾性行为，比如抽烟和吸*。良好的工作习惯或酗酒这类人力资本，对市场部门和非市场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分别存在正面或负面的影响。人力资本这个标题下可以囊括如此多样的人类行为，因而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个概念如此强大有用。当然，这也意味着，人力资本投资或反方向的人力资本损耗，往往将改变整个人的内质：培训可能改变人的生活模式，可能将一个原本终年失业的人改造成一个工作稳定、收入可观的人；或者，持续的酒精摄入可能会毁了一个人的职业、身体健康，甚至摧毁他清晰思考的能力。时至今日，人力资本范式已经变得如此毫无争议、深入人心，以至我们可能很难理解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这个概念及相关分析方法的敌视态度。当时，人们对人力资本概念口诛笔伐，因为这个概念将人当作机器，将学校教育理解为投资而不是一种文化体验，从而被视为相当冷血无情、极端狭隘。结果，我犹豫了很长时间，最终还是下定决心将书名定为《人力资本》，同时为了稳妥起见添加了一个很长的副标题。也只有经济学家们慢慢地开始接受人力资本概念，并将其视为分析许多经济社会问题的一个有用工具；而相形之下，其他普通大众当时对此概念的接受要缓慢艰辛得多。我本人有关人力资本的研究，始于试图计算男性、女性、黑人及其他群体不同的教育投资水平相对应的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一段时间后，我意识到人力资本分析有助于解释劳动力市场和总体经济方面的许多管制。而发展一个更加一般的人力资本理论——其中不仅包括厂商同时也内含消费者行为，并考察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似乎开始变得有些可行了。鉴于受教育更多的人往往自身能力也高人一筹，他们的IQ更高，其他智商测试的分数也会高一些，于是，经验研究进而试图修正教育增加所带来的收入提高。另外，人们还考察了教育对预期寿命、所得税、收入损失以及经济增长等的影响。然而，基于能力所做的修正，似乎并没有显示出教育有多少重要，倒是成人预期寿命的显著延长和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表明教育确实意义重大。Meltzer（）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由于居高不下的死亡率，尤其是艾滋病泛滥导致的死亡，非洲许多地方的男性对人力资本投资丧失信心。Mincer（）的经典研究以后，有关人力资本投资的经验性研究开始有了长足的发展。Mincer扩展了一个简单的回归分析，将收入与学龄关联在一起（BeckerandChiswich，），并用从学校毕业后的年数作为在职训练和经验积累的近似估计，这种做法虽然非常粗糙但却异常有用。另外，他没有使用群体数据，相反，却是用了许许多多基于个人的观测，最后他还详尽地分析了工资决定方程中残差项的一些具体特征。现今，有关不同国家教育和技能培训的收益率的估计的已有文献可谓浩如烟海（对这个领域内相关文献的概述和总结，参见psacharopoulos，）。事实上，收入方程估计可能已经成为宏观经济学领域最为常见的经验回归。随着教育与培训的经济效益的经验证据日益累积，公共*策讨论中人力资本的重要性也愈发凸显。对人力资本的笃信，也使*府转而采取一些新方法刺激经济增长和改进生产率。最近，美国大选对人力资本的强调也正说明了这一点。人力资本的分析进路中，有关通用训练和一般知识获取，与专门性训练和专用性知识积累的区别，当属最有影响力的理论概念之一（参见Becker，；Oi，）。根据定义，专用性知识只有在提供这种知识的企业内部才用得上，相反，通用知识在其他企业或公司照样有用。教某人使用一台IB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