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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简介作者分系华东*法大学*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奥卡姆剃刀”简约性工具主义实在论国际关系理论
内容提要"奥卡姆剃刀"原则强调理论的简约性,是国际关系理论建构和评价的一个颇具争议的评价标准。尽管如此,从经验上看,在相互竞争的诸种理论中,往往是结构和逻辑更简单的那个理论获得更多的支持、更广的传播,因而更具生命力。简约的理论未必"正确",但在主观上,简约性符合人类认知能力的进化水平:人的脑和神经系统还没有进化到能够轻易地记忆和处理复杂知识的阶段,相反,会本能地追求简单便捷;在客观上,简单的理论便于建构和检验。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奥卡姆剃刀"原则为"工具主义"者所强调,但对"实在论"者而言,简约主义的缺点是重结果轻过程,无视理论过程的真实性。"工具主义"者则反驳说:第一,在主观上,国际关系理论并不是事实的投射,而是学术共同体的信念和技术操纵的结果;第二,在客观上,理论的真实性不仅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而且受制于国际关系研究对象的特点,既无法证实,也难以证伪。既然真实性本身是存疑的,那么简约性对于国际关系理论建构和评价而言就不是可有可无,而是至关重要。
1简约性与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
“简单的理论更可取”(simplicityisatheoreticalvirture)是科学哲学中一个著名预设。这个观念几乎和科学一样古老。古往今来，神学家、哲学家和科学家对这个预设做了很多不同的阐释。亚里士多德曾在《后分析篇》中指出，在其他条件相等的前提下，基于较少假定的推演或猜想具有优先性。此后，阿奎那(ThomasAquinas)、康德、牛顿、伽利略和爱因斯坦等都对该原则做了阐发，其中最著名的表述是“奥卡姆剃刀”(Occam’sＲazor)。它是14世纪英国圣方济各会修士、唯名论者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ofOccam)贡献的哲学思想。后世哲学家把威廉的这个思想归结为“若非必要，勿增实体”。按照威廉自己的表述，“奥卡姆剃刀”就是“如果可以用较少的事来实现，那么更多的事情是无用的。”换言之，如果不做这样或那样的假定就可以把问题解释清楚，就不必去假定。威廉的思想对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逐渐演化为思维经济或“简约性”(parsimony/simplicity)原则。华尔兹(KennethWaltz)指出，对简约性的重视是伽利略以来的科学传统。
对“简约性”(simplicity/parsimony)原则最广为接受的解读是:“如果存在两个理论、猜想或陈述等，它们的其他条件都一致，而且两者对经验证据的描述水平相当，那么应该选择那个更简单的理论。”简言之，对于相互竞争的理论而言，简单的理论比复杂的理论更可取。进一步言之，理论的简约性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理论的结构;二是理论构件的抽象程度;三是理论的形态。就结构而言，简单的理论只包含一个自变量，因为每添加一个变量,都会增加理论的内涵，削弱它的外延，损害其简约性。针对第二点，变量的抽象程度要尽可能高。自变量和因变量都是概念，概念的抽象程度高意味着变量的内涵小、外延大，这样的理论才具备较强的解释力。
理论的形态一方面指理论是经验定律(law)，还是机制(mechanism)。定律的形式表达是“如果X，那么Y”，强调结果;机制着重过程，其形式化表达为“X通过A、B、C导致Y”。这里的A、B、C可以视为X和Y之间的序列干预变量。假设X要经过A、B、C三个变量的传导才会对Y施加影响，那么理论的内容就是一个四阶因果关系，即X→A、A→B、B→C、C→Y。相比之下,如果是定律，理论的内容就是X→Y。显然，定律的内容远比机制稀薄。另一方面，理论的形态指理论模型是否纳入了复杂性和非线性等系统性特征，是否考虑到“偶然性、不确定性、间接效应、非意图性结果、人为错误、脆弱性以及其他众多非线性因素”。把上述因素纳入模型，会导致模型的复杂程度急剧上升。尽管复杂的模型对于某个特定的事件会提供更为深入的解析,但由于事件本身的特殊性，它所能解释的类似事件数量会急剧减少，从而缩小理论的外延。简言之，如果我们把解释力(explanatorypower)定义为理论所能解释的事件的数量或范围，而非理论与某个事件的具体过程的近似程度，那么理论的解释力与其简约性成正比。理论结构越简单、抽象程度越高、性质越单纯，简约性就越强。用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的话来说，重要的理论要能用最少的内容解释最多的现象。
就判断理论的影响和传播而言，引用率是一个不完美但却被普遍接受的指标。从经验上看，在国际关系学中，影响最大的理论确实是相对更简洁的理论。这些理论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三大体系理论。这三大理论是针对同一类现象或事件——大国和平或战争——的竞争性理论。华尔兹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关系学者之一，也是极少数在国际关系学以外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国际关系学家。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被公认为简化程度最高。基欧汉(ＲobertKeohane)曾经以此为由指责结构现实主义重结果轻过程，并强调新制度自由主义的贡献在于把过程纳入国际关系理论。然而，他的理论最终放弃了过程追踪的初衷，转而直接以国际制度分配来解释国家间关系。无独有偶，温特(AlexanderWendt)在他的建构主义理论发硎之初，也曾大力批判华尔兹和基欧汉的“理性主义”，认为他们不仅缺乏反思精神，而且忽略了行为对结构的反作用。尽管如此，温特在确立他本人学术地位的《国际*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把双向互动简化为结构对行为的作用，放弃了关于行为对结构反作用的探讨。基欧汉和温特“妥协”的动机难以推测，但结果显而易见，那就是构造出了远比早期设想要简单得多的理论。本文认为,新制度自由主义和温和建构主义最后得以与结构现实主义分庭抗礼，成为国际关系学三大理论之一，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这个“妥协”。此外,作为非主流的体系理论家,华勒斯坦(ImmanuelWallerstein)的引用率也较高。他的《世界体系论(第一卷)》(年)的引用率为次。
相比之下，那些理论内容较为复杂的国际关系学家，尽管其理论得到广泛的认可，其影响和传播范围则要小得多。杰维斯(ＲobertJervis)的《国际*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年)一书是一部公认的国际关系经典。该书的结果变量是战争决策，所以也可以视为三大体系理论的竞争对手。但其引用率不仅远低于华尔兹的《国际*治理论》(年)和基欧汉的《霸权之后》(年)，也不如温特的《国际*治的社会理论》(年)。值得一提的是，杰维斯个人高度重视《系统效应:*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复杂性》(年)一书，自称该书是他所有著作中“最有趣和最重要的”。然而，迄今为止，该书的引用率仅为次，不仅远低于《国际*治的社会理论》，也不如理性选择学派的梅斯奎塔(BruceBuenodeMesquita)等的《*治生存的逻辑》(年)和费伦(JamesFearon)的《战争的理性主义解释》(年)。严格地说，这三种著作不适于放在一起比较，因为它们的因变量不完全相同。不过，如果仅从内容含量上看，后两者比《系统效应》要简单得多:“*治生存理论”的解释变量是“选举人集团”(theselectorate)规模，因变量则是包括战争决策在内的公共*策选择;费伦最广为人知的论文是用三个变量来解释战争这种低效率的*治行为:(不对称)信息、(不可靠)承诺和(不可分割)议题。相比之下，《系统效应》一书无法用简短的一句话概括。它并没有形成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理论。杰维斯的一个关键词是“战略互动”，对预期、共同进化、系统衍生物、间接效应和互惠互动等的强调极大地增加了理论的内涵，严重地降低了理论的简约性。
乔治(AlexanderGeroge)在方法论上声望很高。他和贝内特(AndrewBennett)合著的《个案研究与社会科学理论发展》(年)是*治和国际关系学引用率最高的方法论专著之一，达到次，相比金(GaryKing)等的《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设计》(年)这一研究设计经典次的引用率,并不逊色。不过，最能体现乔治“过程追踪”方法水平的《美国外交*策中的遏制:理论与实践》(年)，引用率仅为;《外交*策中的总统决策:信息和建议的有效运用》(年)，引用率为。这样的引用表现远不如三大体系理论家。
实际上，迄今为止，引用率最高的国际关系学者并不是三大体系理论家，而是福山(FrancisFukuyama)和亨廷顿(SamuelHuntington)。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一文(年)引用率为次，《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个人?》一书(年)引用率为次。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文(年)引用率为次，《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年)引用率高达次。福山和亨廷顿两位学者的共同点是行文简洁晓畅，而且他们的观点都可以用很简洁的语言概括出来:福山的核心论点是“西方民主制‘终结’历史”，亨廷顿的则是“不同文明之间要打仗”。
“奥卡姆剃刀”原则也能解释下述现象:尽管区域/国别问题研究的*策相关性更强，但这方面专家的学术影响力却往往很有限，其中一个原因在于:从操作上讲，区域/国别特殊性研究往往意味着在单一自变量以外添加干预或者辅助变量，结果缩小了理论的内涵，加强了理论的复杂程度。尽管如此,*治学家中引用率最高的却是比较*治学家。斯科特(JamesScott)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影响最大的比较*治学家之一。他在《国家视角》(年)等系列著作中展现了对东南亚历史尤其是中南半岛、缅甸历史深入细致的理解，是非常“稠密”的描述。斯科特的著作追溯历史，审视现实，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和*策相关性。然而，让斯科特广泛流传的可能并不是繁复的历史描述，而是其高度简约的理论。例如，在《国家视角》一书中，斯科特用“社会工程”(so-cialengineering)或“*治标准化运动”(politicalstandardization)来解释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斯科特的这部著作议题很重要，理论结构很简约，得到了广泛的参考和征引。相比起来，帕特南(ＲobertPutnam)或许是二战后引用率最高的社会科学家。他的《使民主运转起来》(年)一书的引用率高达次，《独自打保龄》(年)一书的引用率也高达次。以《使民主运转起来》为例，它的场景虽然是在意大利，但其主要贡献是操作并推广了“社会资本”这个概念，并以此来解释*府绩效，极大地拓宽了整个社会科学的研究视野，得以获得跨学科广泛传播，在整个社会科学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从科学社会学的视角来观察，简单的理论由于能够化约为对世界的简单陈述，更可能引起不同专业学者的兴趣，从而扩大理论的影响，增强理论的生存能力。一般来说，高度简约的理论往往能够浓缩为一个概念、一句格言或一句话，朗朗上口，广为流传。前者比如“软实力”“社会资本”，后者比如“四两拨千金”“三个和尚没水喝”“低头不再抬头见”“大树底下好乘凉”。不仅如此，简单的理论也更容易引来挑战，而挑战本身就是对理论的有效传播。相反，一个理论即使是“正确”的，但如果其形式艰深或复杂，该理论要获得影响和传播则会困难很多。以板块构造理论为例。该理论最先由哈顿(JamesHutton)在年提出。在－年间，哈顿把他的思想编辑成一部文字晦涩、结构复杂的两卷本专著。哈顿的著作是如此艰深，以至当时颇负盛名的地质学家里耶尔(CharlesLyell)也被迫承认他读不懂。布莱森(BillBryson)称之为“科学史上读者最少的重要著作”。后来，普莱菲尔(JohnPlayfair)简化了哈顿的思想并将之公之于众，该理论才开始引起注意。到了年，即哈顿去世后五年，这一思想才广泛流传并逐步被接受。
2简约性为什么重要?
对于国际关系理论评价而言，简约是重要性的一个必要条件。具体而言，简约的理论未必重要，但重要的理论往往是简约的。弗里德曼是“奥卡姆剃刀”原则的重要推广者。他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的两个要点均指向简约性:一是指出理论的前提/假定不必为真，甚至越不真实越有利于理论建构,因为真实的前提往往相对复杂;二是判断理论价值的标准在于预测的准确性，而易于检验的理论在结构上通常是简单的。弗里德曼的思想在社会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甚至被誉为社会科学“方法论历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几乎所有教科书都颂扬它”。经济学家们通常对方法论问题漠不关心，但一旦遇到压力，都会不由自主地捍卫弗里德曼的立场。麦克阿利尔(MichaelMcAleer)在年采访了－年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期间共有40位获奖者，在世的有26位，麦克阿利尔给其中25位发了调查问卷，发现几乎所有被调查者都认为简约性对他们的研究至关重要。
《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一文给弗里德曼带来的巨大声望和学术影响见证了对简约性的追求广为接受。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简约性会如此深入人心?秦亚青指出，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具有令人叹服的“简约之美”。这个论断依据的是美学标准，重视优美和明晰的价值。显然，如果简约性的价值只是装饰性的，那么它对于社会科学就不是重要的。国际关系学家们较为普遍的看法是简约性既不是无懈可击的美德，也不是好理论的终极标准。在一些情况下，它所遮蔽的要比阐明的多。
然而，本文认为，“奥卡姆剃刀”被广为接受具有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主观地讲，它是人类心理和认知结构约束的结果;客观地说，它较好地满足了社会科学研究程序的要求。其中前者针对受众而言，后者从研究者的角度出发。下文拟从这两个角度分别加以分析。
(一)主观解释
从主观上讲,简约性偏好根植于人类的认知结构和能力。所谓简约性偏好，是指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人类更容易记住或更倾向于记忆简短而非冗长的语句。能够被迅速记住的、深入人心的思想在形式上必须具备两个特点:首先是简洁明快,其次是逻辑性强。形式逻辑是人类理性思维的规则。逻辑性指理论构件——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关系符合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则。例如，如果前提是P，推论是Q，而两者的关系符合假言推理的否定后件式，那么该理论必须能够简化为如下逻辑形式:“P导致Q;非Q，那么非P”。
但是,逻辑性强只是理论可传播性的一个必要条件。简约性，才构成充分条件。本文认为，人类对简约性的偏爱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人的有限理性(boundedrationality)决定的。西蒙(HerbertSimon)指出，人类的决策是有限理性的，原因主要在于人们所面临的信息几乎总是不充分的、认知能力总是有限的，并且总是受到情绪的影响;所以人类的决策会违背成本最小化、收益最大化的结果理性原则，呈现为一种在决策过程中不断实施矫正的不充分的程序理性。简约性偏好可以视为人类对自身有限认知能力适应的一个结果。
费雷拉(FernandaFerreira)和帕特森(NikolePatson)深化了西蒙的观点:人类的语言理解系统在面对句法和语义表达时并不追求细致、完整和准确。人的大脑通常借用快速、俭省的启示法(heuristics)来决定需要记住什么信息。为此，人们不仅经常粗浅地理解句意，而且有时候会直率地误读。这个观念颠覆了语言学的一个基本假定即语言理解系统的首要要求是准确、详细地表征和说辞。反过来说，认知系统依赖快捷的启示法来完成初期的信息获取和筛选工作。这个特点被称为信息初期筛选(initialparsing)的最小努力原则。相比之下，按照理性选择的原理，认知系统要考虑所有潜在相关信息来源，否则无法做出最优决定。然而，生物学研究却有了相反的发现:由于时间和资源的约束，人们不得不依赖于一小束快速、集约的启示法，而不是努力查找每一条潜在的信息，以实现理性算计。
人类认知能力的有限性从根本上受制于大脑工作能力的限度。语言是人类思维的媒介和工具。所以，认知意义上的工作记忆其实就是语言的工作记忆，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资源储存;二是计算。前者的对象包括文本的主题、所指形势的表征、从以前句子中得出的主要陈述，以及对正在阅读的句子的表征等。后者处于人类思考的核心，包括比较、抽取以及逻辑和数字运算。工作记忆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储存读者或者听众计算的半成品或成品,并从文本或者对话的连续不断的单词流中整合出观念。
工作记忆的储存和计算功能都是由激活机制(activation)来调节的。激活机制的差异导致了语言工作记忆能力的不同。工作记忆的一个普遍特性是进行最小化语法分析:语言系统的决定原则是工作记忆约束的结果。具体而言,语言系统一次只计算一个分析单位,因为计算超过两个句法结构负担会太重。倘若不能及时地计算一个结构，该结构涉及的单词会被保持在记忆中但得不到分析，这也会加重工作记忆的负担。所以，系统采纳最小化语法分析的倾向不是被操纵的(stipulated)，而是工作记忆能力不足的结果。这个观点符合认知心理学的一个基本假说，那就是工作记忆系统的储存能力是有限的，只能保持一定数量的语段(chunks)。工作记忆的限度大约是三至四个独立的项目(item)或者语段(chunk)，否则出错或者犹豫不决的概率就会显著提高。当然，如果被记忆项目可以与业已存在的知识或联系组成上位集团(superordi-nategroups)，那么就会有更多的项目被记住。而且，当语言内容超过了工作记忆能力的负荷，认知系统会自动地过滤信息，以实现语言结构的最小化。其实，早在年，艾宾豪斯(SolgenEbbinhaus)就发现，人类记忆的跨度(span)是七个音节。年代，米勒(GeorgeMiller)发展了艾宾豪斯的思想，提出人的记忆受到“心理单元”数量的限制。无论记忆对象的性质如何，人们可以记住的只有五或六组信息。对于人类记忆来说，7是魔幻数字，9往往是人类记忆的极限，而5则是人的常规记忆容量。
综上所述，人的大脑和神经结构适合于记忆相对简单的语句或陈述。国际关系理论是关于国际行为体之间互动现象或规律的陈述，其理论陈述的结构和逻辑越简单，越容易被记住。反过来说,理论涉及的自变量或干预变量越多，因果链越多、越长，就越容易被遗忘。莫劳夫奇克(AndrewMoravcsik)是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集大成者。他的基本观点是国际互动塑造国家的*策偏好，*策偏好继而显著地影响外交*策。塑造*策偏好的国际互动主要有三种:身份/认同的国内安排、市场刺激以及国内*治制度。通过这三种国际互动，莫劳夫奇克把理想自由主义、商业自由主义和共和自由主义整合了起来。从变量抽象程度来看，他的理论高于基欧汉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国际关系学家耳熟能详的民主和平论，但莫劳夫奇克的理论包括两个阶段(从相互依存到偏好以及从偏好到行为)和三条因果链(国内安排、市场刺激和国内*治制度)，在逻辑上远比基欧汉的新制度自由主义复杂。排除其他因素，文章相对复杂或许是该理论影响较小的一个显著影响因素。
人的工作记忆能力也受到年龄和老化程度的显著影响。记忆连贯的语言需要在记忆中保持多条不同的信息。这些信息不能化约为单一的语段。当语言材料超过了工作记忆的能力限度，与年龄相关的赤字会急剧增加。经验证据也表明，随着成年人不断老化，他们的工作记忆所能储存的单词数量以及所能保持的语段数量都绝对下降。基克里特(AmandaGilchrist)等在较近研究中的发现为这个假说找到了更有说服力的证据:随着年龄的增长，成年人虽然在完成复合句方面并没有产生明显的劣势，但是确实只能记住更少的单词。如果说年轻人擅长逐字记忆，那么成年人的这个能力要低得多，转而依赖掌握要领或文字材料的整体特性来记住新知识。例如，对于年龄大一些的成人来说，如果要把两个单词组合成一个强联系单位，也就是说这个联系或捆绑是他从未接触过的，会感觉很困难，其工作记忆的语段大小明显下降。但是，如果通过不断的配对或者建立更多的语义联系，成年人就会更有可能记住这些语言单位，年龄所产生的差别会显著降低。鉴于成年人驱繁就简的认知特性，可以判定，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国际关系学者会本能地回避那些烦琐、复杂的理论。
综上所述，人对知识的习得是选择性的。这个选择性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理性选择，而是人的语言认知系统主动适应信息输入的结果。总的来说，人脑倾向于保留简单而非复杂的信息。随着人年龄的增长，这个选择效应会日益加强。
(二)客观解释
相对于复杂的理论，简单的理论也更能满足研究设计的需要。理论研究的目的是对复杂的社会世界进行抽象,以建立理论模型和可供检验的命题。在这个过程中，“奥卡姆剃刀”很有助于提高研究效率。
简约性强调产生可普遍化的解释，并改进因果推理。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简约主义涉及研究的两个环节:一是理论建构;二是经验检验。对于两者来说,简约都具备强大的工具价值。科学的首要目的是理论建构。按照华尔兹的观点，理论是张地图。由于绘图目的的不同，不同的地图重视地形和风景的不同维度，所以不可能细致地描摹现实，而必须忽略地形或风景里那些次要的因素，从而导致现实的简化和扭曲。华尔兹进一步强调:“解释能力来源于远离现实，而不是接近事实。对于现实的全景描述是最缺乏解释力的。一个优美的理论解释能力则最强。……脱离现实并不必然是好的，但除非人们能够另辟蹊径，我们只能描述而无法解释。”
从形式上看，理论是一个或一个以上自变量(X)和因变量(Y)构成的逻辑结构。在内容上，X到Y的逻辑关系可以是一种，也可以是多种;可以是单向的,也可能是双向有回路的。对于理论家而言，选择一个自变量和单向的单一逻辑关系所构建出来的理论最简约。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就是这样的极简理论，其自变量是*事力量在国际体系中的分配，因变量是国家间战争或和平，针对的是自变量对因变量单一的结构性影响而不探讨因变量对自变量的反作用。极简理论作为理论建构的结果会呈现出高度的简洁性，但这并不意味着理论建构过程是轻而易举的，因为作者经过简化工作，保留了最重要的自变量以及它与结果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寻找和识别重要的自变量也就是寻找研究问题的过程，兼具艺术性和工具性。林逸夫尝言，学者之间层次的区别，就在于能否从成千上万的变量中找到那个最重要的变量。这是个很艰难的过程。
简约的理论也为经验检验提供了很大的便利。用波普尔(KarlPopper)的话来说，“如果(追求)知识是我们的目的，那么简单的陈述应该被置于更高的地位，因为它们告诉我们更多、因为它们的经验内容更丰富、因为它们更容易检验。”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相对于难于理解或意义隐晦的理论，那些易于掌握和理解的理论天然地更易于评估。“平易近人”的理论增加了潜在的批评和理论可能面对的挑战的数量。简约性有助于理论接受批评，让自己变得更加严密。一个理论面对的受众及其评价越多，它潜在的逻辑和经验错误就越有可能暴露出来，同时也就有了更多的机会可以修正自身并得到学术共同体的承认。
3简约性与真实性:实在论的批判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简约性是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的一个特质。弗里德曼是经济学和*治学中最具影响力的工具主义者。国际关系学中最著名的工具主义者是华尔兹。弗里德曼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一面旗帜。华尔兹则明确地提出自己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深受新古典经济学的影响。新古典经济学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一些重要特征,比如依赖反现实的核心假定、以演绎－法则建模为核心以及简化的方法论个人主义，都由弗里德曼奠定。
然而，在*治和国际关系学中，简约性是一个颇具争议的概念:“支持者认为它是任何好的理论的基本特点，而怀疑者则斥之为对于现实天真甚至危险的简化。”具有历史学背景的国际关系学者认为理论的简约性与描述的准确性难以两全，顽固地拒绝简约性。
工具主义的简约性追求与理论的“非真实性”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共生性。这种非真实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假定(assumption)不真实;二是过程不真实;三是预测不真实。弗里德曼本人提出理论假定是否真实并不重要。由于不真实的前提往往较之真实的前提简单,所以，不真实的前提更有助于演绎出解释力强的理论。类似地，赫希曼(LucasHirschman)既肯定了经济学的理性人假定对于理论建构很有用，同时又提醒说不要把这个假定当作事实。同样重要的是，弗里德曼以预测的真实性替代了假设的非真实性。他同时指出，所谓“预测”不仅是前瞻性的，也可以指向尚未揭露的历史事实。换言之，我们可以使用发生的历史来检验理论。由于猜想是否被历史事件所验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阐释历史事实，这就降低了预测失败出现的概率。
弗里德曼的短板在于经济学和*治学的预测记录差强人意，而且越是重要的事件，预测成功的概率越低。尽管如此，同为工具主义者的华尔兹指出，社会科学的目的不是预测，而是描述和解释。预测绩效低下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科学研究对象具有主观性和目的性两个特点。也正因为如此，人的反思和预测之间存在着较强的内生性，以至我们无法判断到底是预测获得了成功，还是人的反思改变了预测结果。
工具主义是结果导向的，认为理论建设的目的是提出易于被检验和预测的理论，所以并不关心理论的过程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事实。正如劳丹(LarryLaudan)所言，成功的预测并不指向“真理”，否则就无法解释燃素论、热质论和电磁以太这些后来被公认为错误的理论能够做出很多正确的预测。在统计分析、形式模型和个案研究这三种国际关系学主流研究方法中，前两种有着很重的工具主义色彩。形式模型与统计分析的结合是广受推崇的研究设计。更常见的研究设计则是非形式化理论结合统计分析。形式模型使用数学语言对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或作用做严密的逻辑推导。非形式化模型同样遵循形式逻辑规则，但使用自然语言，其相对优点是易于理解、可以容纳难以计算和观察的变量，缺点则是缺乏数学语言的严密性。但无论是使用形式语言，还是非形式语言，理论建构都旨在刻画X和Y之间的逻辑关系。这样的逻辑关系可能有很多种，表现为不同的路径。比如，“民主和平论”下的自变量是单个或一对民主国家，因变量则是国家间战争或和平。这个理论的核心逻辑是“民主国家”如何导致或带来国家间和平。常见的逻辑有三个，分别强调“民主国家”的行为规范、制度约束和信息条件。显而易见，不同的逻辑对应不同的机制和过程。通常的经验检验则是寻找X和Y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或负相关关系。如果经验检验的结果是民主国家和国际和平之间的关系是显著且正相关，那么我们就认为民主和平论得到了支持。然而，常见的研究设计无法揭示到底是三个机制中的哪个机制在起作用，还是其中两个或所有机制都在发挥作用，或者是未曾观察或探讨的其他机制在施加影响。
单一或比较个案研究是定性分析的主流，但个案分析并不天然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