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文原载于《中国*治学》年第1期。
作者简介
杨光斌，中国人民大学特聘教授、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摘要
*治思想史是*治学研究范式的重要资源，比较而言，西方研究范式因西方思想多变性而不断变化，“求变”是其不变的特征。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成果的近代*治学，总结的是既定秩序之治；作为既定秩序下的“治国策”招致很多社会难题，马克思主义*治学自然成为替代性范式。冷战时期，西方*治学把自己的“治国策”建构成普世价值，“历史终结论”应运而生。改革开放之后，“求变”的自由主义民主一度成为中国*治学的一种重要范式，但是世界秩序让自由主义民主处于不堪之中，中国学人开始致力于建构民主和治理方面的自主性话语权，并以国家治理作为主要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经过百年喧嚣，*治学研究有望回到常识。
关键词
*治学学科史;研究范式;
自主性话语权;马克思主义*治学;
自由主义民主;国家治理
*治思想史是*治学的重要资源，而东西方*治思想史的性质差别就决定了东西方*治理论的不同特点。西方思想史因西方社会性质的不断变革而变化，反过来，思想观念的变化也不断改变着*治共同体，尤其是中世纪神权*治时代的欧洲，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概念实际上也适用于民族国家形成之前的欧洲。至于民族国家的出现，比如德国，确实是“狂飙运动”中一批知识分子“想象”的产物，德国思想因此才不断地发生变化;中国思想史则因其历史的一脉相承性而基本不变，一个民本思想管两千年，这是因为其背后是大一统国家、官僚制制度和宗法社会结构、连续性的语言和文字等“文明基体”——中国是一个文明的连续体。但是，即使是在“想象”中“求变”的西方*治思想史及其*治学，“变”也有其时间上的周期性，比如，资产阶级革命之后的几百年，*治学的主要使命就是论证资本主义*治的合法性及其运转机制，是“变”后求“治”。但是，由于“冷战”的需要，论述特定*治即西方*治的学说，被建构成“普世价值”并被用来改变对手乃至整个非西方国家的*治，因此论证“治”的*治学，又再度成为“求变”亦即改造他国的学说。应该说，这已经不再是学术学科活动，而是*治斗争、国家间*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了。*治学的*治实践功能被发挥到极致，社会主义阵营乃至很多非西方国家的精英阶层也确实被改变了，这才有苏联的解体和“第三波民主化”以及后来的“阿拉伯之春”“乌克兰事变”。
中国自然也不会置身于世界*治之外。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知识分子就开始向西方诸神取经，意图按照西方模式改造中国，最后马克思主义赢得了中国。新中国成立之后，阶级斗争思维最终的结果就是灾难性的“文革”;“文革”之后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第二次的取经运动，这一次的取经对象是被建构成既“自由”又“民主”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及其制度，其实质还是以西方*治学的基本理论来改造中国，结果中国非但没有像其他非西方国家去变，而是在固本革新中独树一帜，进而产生了让西方人着迷的“中国模式”“中国道路”或“韧性威权主义”这样的概念与显学。中国的成就必须得到正面的解释，不能解释中国的理论不能算是好的社会科学理论，理论必须直面基于中国历史文化和经验所成长起来的成就，它们必须上升为概念、理论乃至范式。中国道路可以有很多层面的解释，但我认为其中有一个重要的逻辑，那就是:用基于两千年不变的、以“致治”为核心的民本思想来包容并吸纳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因此，“致治”是以中国经验为基础的新*治学必须重视的核心概念与范式。
本文首先简单梳理西方*治思想史之“多变”及其缘由，然后阐述冷战时期论证西式民主*体合法性的西方*治学如何变成了“改变”他国的*治学，并制造了旨在“改变”的范式，接着研讨百年来“求变”的中国*治学的得与失，最后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治学研究的主要取向，建制性的国家治理研究是中国*治学的主流。
为了更深入地研究国家治理，就需要重新认识社会，国家来自社会，但是当代*治学却只流行一种社会理论，那就是“公民社会”。本研究认为，“公民社会”概念实际上无法与任何社会的现实相符，因此基于“公民社会”而产生的治理理论必定只能“中看不中用”。
一、中—西*治思想史:
“恒常”与“多变”
最直观地说，中西方*治思想史的一个重大差异就是:中国“恒常”，西方“多变”。因为传统中国社会与中国思想都超乎寻常的稳定，以至于黑格尔竟然能说出“中国没有历史”这样的话。但是我认为，这种恒常性不是没有历史，而是一种历史的延续性，西方人只不过习惯了自己之多变而将这种延续性视为停滞。这个新认识很重要，因为这涉及如何认识“历史”这个根本问题。“没有历史”与“历史的延续性”有着根本的区别。在“没有历史”的观点看来，中国的“不变”其实是落后的表征;而在“历史的延续性”看来，中国历史一开始就与西方不同，并且这个不同就在于中国的“早熟”或者说早发的现代性。还如王国斌教授所言，在年，“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欧洲在*治组织方式上杂乱无章，众多的小型*治单位(包括城邦、主教领地、公国和王国等)并存。而此时的中国却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帝国，基本上不存在欧洲式的贵族、宗教机构和*治传统”。换句话说，按照欧洲的标准，中国早已经进入“近代”社会，具有了“现代性”。既然已经具有了现代性特征，中国历史还要往哪里变呢?以西方人提出的现代性标准，比如德国历史学派创始人兰克所说，到15—16世纪，欧洲才开始有了“近代”特征，出现了民族国家、官僚*治、*治事务的世俗化、常备*等，还有其他近代现象诸如以文艺复兴为标志而产生的个人自由。
如果这些就是现代性特征，则中国的先秦*制就已具有西方人所说的现代性，最突出的表现是非世袭的官僚制和郡县制;至于自由，中国先秦时期就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度，正如孔子说“敬*神而远之”，这是自由的基本前提，人的自由在“*老思想”主导的西汉*治中也不是问题，甚至可以说*老哲学是自由主义的故乡，在奥地利经济学派看来，“道家是世界上第一个自由主义者，他们绝对信仰国家对于经济和社会的完全不干预”，因此中国人并不像西方人历经千年神权*治的蒙昧之后才通过启蒙运动而获得人的解放与自由的基本前提。鉴于中国历史不可思议的“延续性”，在中国管用两千多年的思想，即儒家的民本思想，即使到今天也仍然应当是中国*治思想的核心。
此外，我认为现代性*治的一个重大课题是回答现代国家为何而存在这个基本问题，而这个问题又必然回到国家存在这个现代性的本体论问题上。这样，虽然亚里士多德也提出城邦的目的在于“最高的善”，但西方现代性国家来得很晚，顶多也就是《威斯特法利亚条约》签订之后的事，这是两千年“巨变”的结果。而中国在周朝其实就已经是一个统一的封建制国家，并且在这个时期就已经有了“民惟邦本”的说法。欧洲历史上，无论是城邦、帝国还是封建制庄园领主，有几个共同体是以“民惟邦本”为宗旨的?我们只知道，“太阳王”路易十四奉行的“民众就是骡子”的国策。根据芬纳《统治史》中的梳理，除中国之外，几乎所有其他国家统治者的征税都是出于维护统治者权力的需要，比如豢养禁卫*和供朝廷开支。因此，需要对中国古代历史即国家史的性质重新认识，与西人所说的现代性标准加以对照。
相反，一直在“变”的西方*治思想，历史上的很多思想在当今的西方已经找不到踪影，它们的存在仅剩思想史或学说史的意义。其中的逻辑并不复杂，思想是时代的产物，西方社会历经多次革命性的制度变迁，这一方面催生了时代性的新思想，同时也颠覆和否定了曾经“新”过的“旧思想”。思想是特定时代所产生的特定社会制度的产物，这意味着不同的社会制度(更别说不同的文明背景)，就应该具有完全不同的思想。为了论述上的便利，下面主要以西方*治思想史为线索，简要地看看时代光谱中最有范式意义的*体思想。
城邦—帝国时期的*体思想。古希腊城邦时期的代表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的*体思想无疑都受到苏格拉底命运的影响，都从心底里反对民主*治，但柏拉图对此事的回应是提出了“哲人—王”思想，比较类似于今天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家，而亚里士多德则类似于当今的*治科学家，他对当时的个城邦国家进行了比较研究，并进行了*体分类，因此，在*体思想上，影响更大的是亚里士多德的遗产而非柏拉图——尽管“哲人—王”理想仍被一些特殊的保守主义者如施特劳斯学派及其追随者所信仰。亚里士多德的*体观认为，城邦是基于自然而存在的。男女之间自然地组成家庭，家庭构成村庄，村庄联合成城邦，因此城邦是人类联合的自然形式。在自然性的城邦中，“人类本性上是一个*治(城邦)的动物”，而且城邦在本性上先于个人，即整体必然大于部分，因为一旦整体被毁灭，如同身体被破坏而手足不再是手足，部分也就不复存在。在今天的很多西方人看来，和柏拉图一样，这一自然主义*体观颇有极权主义的味道。但是，作为第一个*治科学家的亚里士多德，在细分人口结构、职业性质、劳动分工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体类型，即众所周知的三正宗三变态六种*体，其中也包括了作为理想*体的混合*体，亦即“共和*体”;而人口、职业、分工的变化，势必导致*体变迁。
“希腊化的罗马人”虽然从城邦走向帝国，罗马共和国最鼎盛时期的人口也达到了万—万的规模，但在*体理论即统治理论上却没有什么创新，至多是波利比乌斯贡献出“*体循环说”:王制—僭主制—贵族制—寡头制—民主制—暴民统治—君主制。这是一种典型的生物学*体观，即出生、成长、繁荣和衰落的自然主义过程，兴盛和衰落都是不可避免的。
同一时期的中西*治思想呈现出与生俱来的差异，这种差异意味着中国早已经是后来西方人所说的“现代性”*制。第一，关于自由。自然主义*体观也是一种整体主义观念，在古代自由中，即使是所谓的民主制，也绝不可能有今天意义上的个人自由和权利，更何况希腊与罗马在经济制度上一直都奉行奴隶制，而欧洲中世纪年，更是神权*治下的精神奴隶制，所以，欧洲人渴望个人解放之热切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比较而言，同一时期的中国，没有制度上的奴隶制，也没有精神奴役，从先秦到汉初，无为而治下的汉民享有了希腊人与罗马人完全不能比拟的个人自由。可以说，中国人拥有的个人自由，西方人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基本享有，中国的个人自由比西方早了年。
第二，关于*体与治理。先秦—秦汉中国与希腊—罗马的第二个重大不同是，西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