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贾康先生12月8日在“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五周年庆典暨年第四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上的发言）
谢谢燕青，尊敬的洪崎理事长，尊敬的到会各位嘉宾，各位专家，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借这个致辞之机，想就“新供给经济学关于社会发展动力体系的基础理论研讨”这个题目，做一个发言。
我们知道，理论的特点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正确的理论认识可以服务生活，烛照生活和引领生活。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对于理论创新的努力，是来源于我们作为研究者对于社会责任的认识与担当。在庆祝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成立五周年之际，我愿在此简要汇报一下在基础理论研究层面我们关于经济社会发展动力体系的认识框架。
分四个层次做简要的汇报：
一、需求侧原生动力与实质性创新成果在供给侧的形成
我们认为人类社会的经济运行是以供给不断满足需求的循环所形成的资源配置，需求是原生动力，而且需求有不断升级的内在取向，永远不会完全满足。供给侧对于需求侧的响应机制是以提供产品和服务的生产经营活动为表现形式的，只有这种供给活动中的创新及其成功，才能适应需求侧现在人们所说的“用户体验”的不断升级。
在具体形态上考察，我们说，需求侧其实是“永新而无新”，用户本身并不知道以怎么样的创新能够使更合乎意愿的可消费成果提供出来；人类经济发展中看得见摸得着、实实在在的创新成果，都是发生在供给侧。结合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的历史回顾，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直观的所谓阶跃曲线的表示。人类在脱离一般动物界之后，最典型的阶跃式的满足人类需求的这种重大的变革，都是供给侧发生的革命性的提升，这种实实在在的创新，带来人类的需求可以得到更有效的供给来满足的新境界。
另外，从学术上可以总结的供给侧人类社会发展概况来看，我们形成了这样一个列出的表格，是把时代特征，还有从生产力视角观察的供给侧的各种创新中的突破，以及在生产关系视角即人与人关系视角上关于人类社会制度的特征进展，排列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由于供给侧的创新，实际形成了划分不同时代、不同发展阶段的最基本的标志，它也使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原理上，可以结合着认识生产力的创新变革，怎样最根本地决定着社会形态、社会制度从低向高的演变和进步。
二、原来主流经济学的“三驾马车”认识框架的突破势在必行
传统主流经济学的成果，侧重需求侧的总量分析和需求管理，对接到经济发展动力体系的认知上，有三驾马车之说，是以国内的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国外的需求（净出口为代表）形成的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总量，解释GDP形成和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这有它生动形象的优点，实际上已经把需求侧的总量框架演变为结构化的“三分”框架，但是它还显然没有完成对经济增长动力体系的认知，很有必要把这样一个结构化的逻辑，延伸、传导到供给侧，形成对于动力机制体系的完整认识和把握。我们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所推进的基础理论研究，积极地做了这方面的理论创新工作。
我们认为，如果把响应国内消费、投资和国外需求的供给侧引入视野，马上会遇到更复杂得多的结构问题，整个供给体系中微观的生产经营活动与宏观的调控行为，所涉及的显然有生产力布局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收入分配结构、企业组织结构，以及制度（体制机制）结构等，以往的经济学研究对这个视角的展开考察、深入剖析和认识提炼，还远远不够。虽然在生产力视角和生产关系视角已经有一些研究者的努力和他们的成果，人们所称的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等，是这方面的反映。但是主导的思路、经济学主流的认识，过去仍然是在总量型的“反周期”*府调控之下，由竞争性市场的要素流动，自发地解决极为复杂的结构优化问题。理论上说，这一认识所包括的完全竞争假设和华盛顿共识中的可取之处，应该得到肯定，但是有明显的局限性。在亚洲金融危机、世界金融危机发生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现实生活已经反复表明，研究者为了使理论发挥它烛照、服务、引领实践的作用，必须迎难而上，把经济学的理论假设升级为2.0版，在供给侧深入展开分析认识，虽然这一任务艰巨，但是势在必行的系统化的研究，在经济发展动力体系的认识路径上，关于结构如何优化的机理分析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创新切入点。
三、经济发展创新动力机制在供给侧的理论模型
我们的基本认识是，需求侧在供给侧得到的响应机制的“动力”特性，可以解释为物质利益取向下“内生的”要素流动与组合。不同时代，不同阶段上的人和物的组合和相关要素，可以抽象为供给侧五大要素的组合关系，理论模型的函数表达式我们列出来，其中G代表经济增长，然后以L、R、C、T分别代表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资本，以及科技创新成果，I是代表制度与管理。经济学意义上的要素是指所有经济主体在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时都会涉及的主要投入因素和影响因素。但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时期，各要素的作用力度和影响力各有不同。一般而言，在经济增长的早期，劳动力、土地、资本是最明显最主要的影响要素，然而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科技创新和制度这两大要素，一般会表现出巨大的潜力，以及如果能使这种潜力得到发挥的话，可以来对冲前面三项因素支撑力滑坡出现的经济下行因素，显示这样十分重要的价值，乃至成为全要素生产力的主要贡献因素。中国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已经明显地感受到我们的潜力发挥，一定要紧扣全要素生产率这个核心命题。
如果对这五大要素再做两个层次的划分，我们愿意把它划成一方面是流动性和竞争性比较强的快变量要素，一方面是非流动、慢变量要素，主要指制度要素。制度安排形成的制度环境，总体而言属于生产力发展所最终决定的生产关系范畴，是要经过诱致、压力等综合作用而不断发生演变，最后才形成特定历史条件下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供给体系，是较慢的变量。我们的基本认识，是制度供给对社会生活中已经存在的制度需求所做出的相对滞后、相对稳定、但又具有显著能动性作用的响应所提供有利于或不利于竞争性要素充分流动、顺畅重组的环境条件，也就成为有利于或不利于解放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或社会形态。这种要素流动和它的组合始终处于循环往复、互动和继起的运动过程之中。
在我们的研究中，特别强调竞争性要素的运动方向是以效率最大化为目标，使产权主体和投资主体在一系列的竞争中，最终落实于凭借用户体验最大化所形成的市场占有率和回报水平。效率和收益是引导要素流动的直接驱动力，用户体验的提升，是收益驱动带来的社会检验机制与运行的客观结果，也是根本的支持力量。实际生活中的平均利润率的形成过程也就是我们过去所知道的这个结构有所调整变化的过程，我们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之上，就要特别注意，怎么样给出要素流动的必要的制度环境。在这方面我们也在理论上给出了表达式。
如果回应需求主体的供给侧创新过程中能够有这样一种使动力驱动之下生产要素流动中寻求最大回报而创造更加自由、灵活的这样一个主体创新的环境，同时又要由*府主体的介入解决好矫正市场缺陷与失灵的问题，制度供给的意义和作用就凸显出来。
四、中国现代化追赶过程中新旧动能转换“守正出奇”的挑战与考验
中国在工业革命之后严重落伍，积贫积弱，经过救亡图存，奋斗牺牲的过程，在求发展之路上，终于走到了以改革开放实现伟大民族复兴战略目标的“强起来”时代的门槛，而“行百里者半九十”，按照最高决策层规划的“新的两步走”，要达到中国梦，我们必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线而攻坚克难。面对各种各样的矛盾凸显的制约，中央已经表述为“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不充分的发展是由不平衡的结构性问题带出来的，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那我们将面对一系列被称为“陷阱”的这样一些不利状态，比如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民粹主义为基础的福利赶超陷阱以及塔西佗陷阱等，虽然都是比喻，但却寓含着不可忽视的挑战。中国必须以新旧动力的转换，形成抑制和化解矛盾凸显、对冲下行因素、有后劲跨越此类陷阱的质量升级版可持续发展。新供给经济学在这类挑战面前，我们研究者的思维，是基于经受历史考验使中国冲破历史三峡的现代化诉求，尽可能形成高水平思路，要“守正出奇”地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有限的*府两方面的作用，于创新中优化结合——基于竞争，但不局限于完全竞争的理论假设。
所谓“守正”，首先就是强调我们必须认识、顺应、乃至敬畏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要让它充分起作用。这样一个认识来之不易，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60条”明确地表述出来，后面跟着的“出奇”，就是中国并不能止步于应用一般市场经济的常规发展经验，而必须以*府理性的供给管理，在承担一定风险的情况下，寻求出奇而制胜的创新型超常规发展。中国如果满足于常规发展，实际上是不可能达到自己的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国际竞争的环境，种种的制约条件，必须使我们进一步深刻领会邓小平所勾画的三步走现代化战略和中央现在进一步具体化的新的两步走战略里所蕴含的十分深刻的追赶-赶超战略思维。我们必须寻求的“出奇制胜”的创新型超常规发展中，具体的制度机制创新，就必然是一系列带有双轨制特征的特定的制度与机制安排。比如，产业*策的选择性设计和它市场化的合理运用，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者关于产业*策的讨论，我们认为还需要进一步深化。产业*策的必要性是不能否定的，但最关键的就是这种产业*策如何科学制定的后面，还必须有跟市场机制对接的机制性的创新，这是产业*策的关键。又比如，金融创新发展中和商业性金融并存的*策性融资也是不可回避的，而且我们认为必须提到战略层面来把握的挑战性任务。再比如，住房制度和不动产业界保障轨与市场轨的统筹必须全面优化，否则我们根本无法构建完成中央所说的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必须要有基础性制度支撑的长效机制。收入分配领域里有力、有效、有度的再分配，那也需要区别对待，必须面对复杂的结构性问题找到尽可能高水平的解决方案，要在这方面解决一系列的冲破既得利益阻碍、攻坚克难的问题。这种守正出奇寻求创新成果的通道，势必是比较狭窄的，很容易出现的双轨运行中的种种纠结、矛盾、扭曲，处理得不好，设租、寻租等等问题会不断困扰我们，但是把这条路走通，却是在中国和平发展、和平崛起过程中达到现代化愿景目标的希望之所在。我们要把相对窄的这条路走通，才能使中国在追赶和赶超的超常规发展中冲过“历史三峡”。这里面最关键的，我们认为，就在于以尽可能高水平的实质性的全面配套改革，来构建创新发展的制度环境，在新旧动力转换中实现动力体系的转型升级，由此来保障“守正出奇”的成功率，实现以人为本、惠及全球的中国经济社会的现代化。
这些看法借这个机会汇报出来，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贾康介绍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协委员、*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中国财*学会顾问，中国财*学会PPP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北京市等多地人民*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年享受*府特殊津贴。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朱镕基、温家宝、胡锦涛和李克强等中央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担任年1月8日中央*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部财*科学研究所所长。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年-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年度中国好书”），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年领衔出版《中国住房制度与房地产税改革》、《新供给：创新发展，攻坚突破》、《构建现代治理基础：中国财税体制改革40年》等。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种学术期刊余万篇文献的大数据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篇），总被引频次（次）和总下载频次（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长按如上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