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马克思阅读的开端*
[德]汉斯-格奥尔格·巴克豪斯
李乾坤译
原文发表在《哲学基础理论研究》
作者、译者简介
汉斯-格奥尔格·巴克豪斯，年生于德国图宾根州，兴起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的德国“新马克思阅读”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曾师从阿多诺获得硕士学位，后曾在不莱梅大学和法兰克福大学执教。
译者：李乾坤（-），河南商丘人，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柏林洪堡大学哲学系访问学者，从事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
（作者与译者合影）
编者按
当前在我国学界，已经形成了一股探析《资本论》中的哲学思想的研究热潮。在对这一主题的探讨，离不开对西方思想史上既有研究成果的批判吸收。在思想史的沧海之中，就有这样一枚“遗珠”有待我们去发掘、考察，这就是形成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下半叶联邦德国的新马克思阅读运动。在经历了近三十年的马克思哲学研究传统的断层后，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在以霍克海默、阿多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影响下，德国年轻一代学者开始了“回到”马克思思想的过程，正是在这一潮流之中，形成了以巴克豪斯、莱希尔特为代表的新马克思阅读运动。这一运动首先将视域集中在对马克思的*治经济学批判特别是马克思的价值形式理论之上，通过重建马克思价值形式理论中的辩证法思想，进而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奠定*治经济学的基础。在这一思想探索之中，新马克思阅读运动一方面拒斥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对《资本论》的“庸俗化”阐释，另一方面又力图克服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人本主义线索的弊端。新马克思阅读运动在德国乃至德国之外，已经影响了三代思想家，这一思想传统尽管从未在思想史上名声大噪，但却润物无声。在新世纪，更有一批学者重新将目光集中在这一思想传统之上，做出了一系列探索。
正因此，本辑特推出了新马克思阅读运动代表人物巴克豪斯的《新马克思阅读的开端》一文，这篇文章是他年的文集《价值形式的辩证法》的序言，在其中巴克豪斯详细叙述了新马克思阅读运动得以产生的思想渊源，及其理论意图。希望本文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一段思想史，从中得到一些对我们当下的《资本论》哲学研究有所帮助的内容。
理论和现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即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的崩溃，难道不是已经触及了马克思理论的基本原则，以至于甚至在一种现代化的形态中，对马克思的阅读也完全变得多余？这实际上体现在“占主导的讨论”[1]之上；在明显“麻木的一致性”中坚持着马克思“已经死了，不会复生”，也必将继续死亡。然而这一类的“*誓”[2]几乎只出现在*治性的一般文献之中，极少出现在学术文献里。在学术领域中，最近一段时间马克思的理论甚至获得了学者的赞许，这其中，就有像雅克·德里达这样的“非马克思主义者”[3]。卡尔·奥托·亨得利希[4]也坚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自我灭亡过程的分析……也因国家社会主义（Staatssozialismus）的自我毁灭而无需反驳了”[5]。而德里达察觉，“马克思伟大著作”的“教导”在他看来“在今天显得更为紧迫了”，或者说“没有马克思就没有未来”[6]。
雅克·德里达（JacquesDerrida，-）在*治经济学[7]专业杂志中，对马克思经济学的一个核心议题：价值和价格问题的讨论，在苏联马克思主义体系崩塌之前或之后都仅仅是事实逻辑上的，因此以近乎不变的、完全脱离于*治宣传的方式被讨论；所以我们首先面对的问题是，阐释和批判的这种*治经济学形式是否等同于马克思理论的意图。对马克思所进行的科学讨论的这一几乎从未曾中断的连续性，因而也就并不值得惊讶了，数十年来，即从冷战开始以来，一种普遍的同意被建立起来，即：“作为预言家的马克思”，也就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宣扬者的马克思，必须和作为科学家和哲学家的马克思严格区分开来，换句话说，一般的马克思理论必须和特殊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理论的、现实的体系区分开。科学讨论的一般规则就体现在，即便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崩溃，也不能动摇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中的共产主义信念。人们早就在学术的*治经济学之内，与事实上很成问题的桑巴特的纲领联系起来，人们也许“凭借马克思的科学而或是倾向于资本主义的或者倾向社会主义，或二者都不倾向”[8]。从这一观点来看，马克思就表现为“李嘉图主义者”，比如年于尔格·尼安[9]就是这样认为的。作为以“自相矛盾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他难以磨灭的贡献”，他所谓的“一种双领域经济学（Zweisektorenwirtschaft）协调生长的彻底新古典的模式”[10]得以奏效，这一模式因此甚至连德国工业联合会都不会认同。
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依据一些令人信服的理由同意在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做出一个严格的划分。例如乔治·皮希特[11]在年就提出这样的观点：从自然哲学的角度来看马克思“还是一个无知的思想家”，然而即便如此众多的马克思主义者普遍“还没有达到他问题的深度”[12]。托马斯主义哲学家伯恩哈德·雷克布林克[13]审视《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就拥护这样的立场。在他看来，马克思既不能简单被视为经济学家，也不能片面地仅仅被当做哲学家，而应该对马克思早期文献有一个适当的把握，将其视作一种经济-哲学综合的奠基者。在关于如何理解青年马克思分析中的雇佣劳动与资本时，雷克布林克在年作出了这样的结论：“卡尔·马克思最为严格地（!）……坚持了黑格尔的矛盾逻辑。……在这里再一次显示出……对马克思早期文献的内在阐释还完全处于混乱之中……。（他们）只是在一种黑格尔逻辑学以及现象学的扎实认识之上来为我们打开今天的理解。”[14]
马克思《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这一前提下，即早期文献在一种奠基的作用上涉及了《资本论》，因此“定在的”（daseinden）或者“辩证的矛盾”对于几乎所有经济学范畴来说都具有建构性的和普遍的意义，可以得出这一结论：即便对《资本论》的阐释也“完全处于混乱之中”，因此我们还需要“敞开”对马克思代表著作的理解，因为它只有在黑格尔矛盾逻辑的基础上，即本质逻辑之上才能被敞开；这是一个古老的，自列宁以来就被认识到，却在多数情况下在所有问题点上被遵循，只有极少作者记在心头的论题。回顾《资本论》的形成史，我们不得不建构起马克思自博士论文，直到他最后一个经济学著作《瓦格纳教科书评注》之间的惊人的思想连续性来。马克斯·霍克海默准确地察觉到，马克思的主要著作“只是以一种通俗化的稀释中来使大众马马虎虎可以理解”[15]。所有马列主义的*治经济学教科书都无一例外可以作为这一形形色色的“稀释”的例子。
尽管和经济学的研究者不同，一些哲学研究者为马克思的经济学批判提供了一个本质上非常不同的形象，然而他们为重建其辩证结构的努力却局限于有限的界限之中。因而恩格斯将马克思的“简单循环”理论作为“简单商品生产”理论这一明显误解也成为一种禁忌，它只是在西欧马克思研究的压力下，才很晚在个别地方，伴着许多的假如和但是被突破——这一后果严重的误解的原因仍然没有进入公开的讨论。
与这里的讨论相关的一个更为重要的禁忌仍然还未被触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众所周知将“对价值实体……的分析……尽可能地做到通俗易懂”。[16]直到苏联马克思主义解体时，在《资本论》手稿的背景下，将《资本论》理解为一个“通俗化”的表述而进行系统的讨论仍然是禁止的，这显示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马克思讨论的全部困境。如果人们开始面对这一早已显得棘手的问题的话，[17]那无疑就会出现一场雪崩，它将会将传统马克思主义艰难建造起来的大厦无情摧毁。这不仅仅因为涉及作为价值理论的“价值实体”的具体问题，更终将涉及到马克思远为著名的多的“方法”问题自身。
人们记得，恩格斯在其对马克思年《*治经济学批判》后来构成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圣经的阐释中，形成了这一判断：“马克思对于*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作基础的，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18]而当对马克思的批评想要证明马克思的定理和预言的不准确性和陈旧性时，一代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治家（直到库尔特·舒马赫[19]）就都不断地回到“方法”之上。
人们还会记得格奥尔格·卢卡奇备受争论的论题：我们可以“批评马克思所有个别的观点，却须臾不必放弃他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因为这涉及的“仅仅是方法”[20]。卢卡奇无疑成功地将方法的独特性令人信服地阐释了出来——即“总体性”范畴——但也要指出他的一些有问题之处：只要看下他的重要观点，即马克思的“庸俗马克思主义”将“借用于古典哲学的真实性概念……消解了”[21]。虽然自《巴黎手稿》、《大纲》以及《资本论》手稿发表之后，还没有人怀疑过，对方法的理解，甚至包括卢卡奇的理解，都还将大大地停留在马克思，面对经济学的唯物主义问题的内容时，也必将停留在马克思之上。
自年以来被读者看到的可信、全面的马克思通信，就早已经在那些手稿发表以前清楚地揭示了，年《*治经济学批判》第一稿作为一种简单化结果，《资本论》甚至必须被理解为一个极深刻的，最终也导致了误解的成果。人们或许对马克思“通俗化”的合理性有不同的观点，但是没人会怀疑，就是这一表述方式首先被归入了伯恩施坦斥作的“价值形式的模糊性”[22]之下，伯恩施坦和其他马克思的背叛者的盲目和幼稚，也便可以理解了。
《*治经济学批判》手稿在写作《资本论》第二稿时，其作为年《*治经济学批判》的延续，并在《大纲》（Rohentwurf）[23]的意义上应作为全部著作“第一部分”的补充，马克思在年12月9日告知恩格斯了他的决定，即将计划中的著作“一般理解意义上”地来写作。这一告知证明了两件事情：第一，霍克海默断定的这一“通俗化的稀释”早在《*治经济学批判》的文章中就已经发生了；第二，它甚至还延续到了著名得多的“方法”问题之上：“我的著作有进展，但很慢……。不过这东西正在变得通俗多了，而方法则不像在第一部分里那样明显。”[24]描述这一环境是不恰当的，马克思年11月中旬决定将几近完成的文本搁置起来，而写作一个更新的、通俗化的稿本，而这一稿本在之后的《资本论》中更进一步地屈从于通俗化了。
而如今这一未完成的作品，也就是大家所说的原始文本（Urtext）[25]直到年才得以问世，幸好，马恩的通信不仅包括了关于“方法的隐藏”，还包括了其他一些更为重要的文本，通过这些文本，半年之后“隐藏的方法”才得以被阐明。这其中包含了马克思以一种提纲的方式写作的，关于商品、货币以及“辩证过渡”到资本范畴的思考。因此年4月2日的这封信正提供了马克思价值理论独特的真实结构的信息，这一结构他在这一年的秋天还曾修订过，但从未发表。其中仅有一部分保留下来并在年以原始文本为题发表，在秋天起草，却没有保留最重要的部分，即关于价值和商品的草稿。第一部分——即在方法上起决定性作用的部分：开端的辩证法，辩证法原则“商品一般”的展开——遗失了。
人们也许会认为，阐释者或许就是考虑到原始文本的片段性特征，从而尽最大努力将遗失的部分重建起来，进而可以同时将“方法”，即具体在“开端”和“货币理论”的“发展”的语境中——所有这些依附到前文提到的基础上，即自年以来被世人所熟知的年4月2日的信上，也即以辩证的方式起草的价值和货币理论。然而不论在前东德还是在西欧所进行的重建探索工作中，这些都远远缺失了——也就是在年4月2日的那个“简短轮廓”，以及同年秋天写作的原始文本保留下来的部分的基础上的重建，也就是对“隐藏的方法”的重建。
雅克·德里达（JacquesDerrida，-）有关的线索却不仅存在于那两封信中，因为甚至在已经“通俗化”的年《批判》中就包含了一句话，其对于年发表的《资本论》第三卷，及其与第一卷之间富有争议的关系来说非常重要。这一在所有与马克思相关的文献中至今被忽视的句子是：“竞争的学说”解决了这一问题，“一种与交换价值不同的市场价格是如何在交换价值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或者更正确[！]地说，交换价值规律如何只是在自己的对立物[！]中实现。[！]”[26]在《大纲》中可以找到很多地方，尤其是在早期文献中，展示了一种相似的规律概念，其源头可以很容易地追溯到黑格尔关于“第二超感性世界”（zweitenübersinnlichenWelt）的学说中。在《剩余价值学说史》中还可以找到一个句子，不同于前文，甚至以马克思主义的，当然在其他学术文献之中看不到的方式，提供了这样的认识：“一般规律同进一步发展了的具体关系之间的矛盾。”[27]
早在年对詹姆斯·穆勒的《*治经济学原理》摘录中，马克思就抨击了“李嘉图学派”中的传统规律概念的运用，也就是针对“在表述抽象规律的时候忽视了这种规律的变化或不断扬弃，而抽象规律正是通过变化和不断扬弃才得以实现的”，“这种现实的运动——上面说到的规律只是它的抽象的、偶然的和片面的因素——被现代的*治经济学家歪曲成偶性、非本质的东西。”[28]马克思在黑格尔的意义上批判的“抽象规律”概念，正如伽达默尔指出的那样[29]，关系到柏拉图和伽利略的规律概念，这种概念在黑格尔的眼中被作为“第二感性世界”而发生作用，它以对称的方式与“感性的”联系在一起，并基于将世界划分为“感性世界”和“超感性世界”的二分法；这一概念按照马克思对经济世界的构想也是“感性的超感性概念”（sinnlichübersinnlicher）。
詹姆斯穆勒（JamesMill，-）如果黑格尔哲学的核心思想还是由“简单的”和“发展了的”循环，“简单的交换价值”和“发展了的”的关系的“发展”的最初设想，也即由第一卷和第三卷而共同决定的，如果马克思的“辩证的阐述方法”[30]在根本上还是对黑格尔的批判与复归，那么当马克思在他年的博士论文《论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差异》中就已预先设定了它的基础，就并不意外了：这首先取决于，不是从一个“抽象的原则”——即在一个自明的演绎的方法的意义上——出发，“这一原则在高级形式中被扬弃”，并且“一切的规定在它的直接异在中，即在扬弃中获得它的具体定在”，因为“即遭扬弃的现象就是这种根据”。[31]“开端”的“本质发展”[32]成为一种“对他来说不可避免的这一认识的原则的进一步规定”。[33]在这里一种核心思想形成了，它在后来的《大纲》（Rohentwurf）的“辩证法阐述方法”中再次被发现，也就是在《资本论》中被隐藏的方法，如果可以说“商品”直到资本中才作为它的“原因”而实现和扬弃的话。
年4月2日的“简单轮廓”，在一个与“独特对象的独特逻辑”相应的结构之中重复了这种思想：“从价值的一般特点（这也是后来[!]表现在货币中的那些一般特点）同它表现为某种[!]商品的物质[!]存在等等之间的矛盾[!]中产生出货币这个范畴。”[34]
我们已经将之依照一个新的、辩证的价值理论的核心思想的这一描述，和一个“真实的”（realen）对立或者矛盾联系在一起了，这一矛盾将商品的“真实的”发展作为基础，正和将其理论的发展作为基础一样。然而直到今天这一探索一步也没有迈开：定义价值的这种“一般特点”，其应当与以“某种”商品“相矛盾”——因而也与一种作为前货币的（pr?monet?r）特定商品的交换的可能性相矛盾；只有可能存在那些被每一个经济学家，尤其是被理论经济学家们在“抽象的”、“客观的”和“绝对的价值”的意义上所必然使用和认识的特征。马克思的这一总纲领毫无疑义地表明，他试图起草一个与学院的价值及交换价值理论完全不同的价值理论，恰恰是一种辩证的价值理论。马克思清楚地揭示出，《资本论》的通俗化的价值理论也只能通过这一最初的，依照年12月9日的书信这一唯一可靠的表述才能够理解。因为它在过去一百多年的讨论中缺席了，事实上至今也没得到理解。
《资本论》封面在对后来在《资本论》中被称作“第一章”的章节的总结性回顾之中，这一回顾可以被作为视为价值理论的摘要，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可以印证得了最初意图的表达，因而只有在前面引用过的博士论文的核心思想的背景下才可以理解：“但是决定性的重要之点是要发现价值形式、价值实体和价值量之间的内在必然联系[!!]，也就是从观念上[!!]说，要证明[!]价值形式产生于价值概念。”[35]在这里我的任务，不是解释这些提纲以及“简单轮廓”的特征，并且验证马克思是否只是为了为这些在价值理论的争论中寻找服务于他的证据，而绝不看能为*治经济学提供证明的“关键的重要东西”——在这里，关键在于，按照两个文本的标准，马克思价值理论的意图至今显然未被理解，马克思因而仍是一个未被认识的思想家：没有一个马克思价值理论的解释者到目前为止认识到，对于马克思来说“关键的重要东西”是研究这一理论。那么例如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那些被“观念地表达”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不仅仅是学院经济学家，在苏联式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不仅仅）那里，价值理论的核心原则一直以来也被忽视和集体保持沉默了。《大纲》在苏联马克思主义那里仅仅作为采石场，作为哲学家的引文宝库，但是这个唯一的，也许能够对这种特征“辩证地”令人信服地提出要求的“阐述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理论家始终未能进入，这一文本作为一个总体成为了七封印之书[36]。同样的无知也将苏联马克思主义，更普遍来讲将马克思主义的表面正统派（Scheinorthodoxie），在和以上引述文本的关系上标识出来——这些所谓的正统派从一开始就具有一种彻底的“修正主义的意图”，这种意图以一种差不多是对引文的专断的选择而表达出来。然而这一“简单轮廓”的一些段落可以在罗森塔尔的独著[37]中发现，据我所知，他是唯一一个接近了这些文本的正统派作者——但恰恰引用的关于作为辩证矛盾的商品的段落，也即恰恰是价值理论的核心话语。罗森塔尔独立地越过了苏联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最高管理者。
这种后斯大林主义的固执很容易就可以解释。对马克思“经济范畴批判”[38]的“辩证的阐述方法”的起源和特质的系统讨论，或许不仅将其隐蔽的完美无缺揭示了出来——马克思的批判者克劳斯·哈特曼[39]称赞这一“杰出的水平”[40]以及理论发展的“高超技艺”[41]——而且同时也将其极为残缺的特征展现了出来。因此这不仅涉及，马克思仅能够将其最初工程的一小部分实现出来；正统派或许也要更多地必须走向这样一种承认（Eingest?ndnis），这一承认有着无可估量的后果，因而承认这一事实，即《资本论》作为“辩证发展方法”的结果，而非其实是相反地给予它的减少——也就是说在辩证法的位置上一个完全不同的处理程序被运用，这被马克思称作他的“简要叙述的方法”[42]。在《资本论》中因此并没有“发展”了，[43]而是“调和”了，即做为别处已经得到的结果，也就是说在《大纲》中被片段地使用的范畴的“阐述”。
《资本论》手稿因为在苏联马克思主义之中，《资本论》首先被赋予了一种合法性功能；被滥用作《圣经》的《*治经济学批判》也被工具化为*治斗争的手段，所以没有人对它们理论内容的严肃处理有兴趣，甚至连对其缺点、不足和“污点”进行批判的兴趣都没有。在一个神圣文本的等级上被提升，同时也被封圣，因此在这一通俗化的文本之外也就不再允许人类精神的更为完美的创造了——而且这一神话很难经受世俗的考量，是否人们应当将这一文本仅仅理解为困难和窘境的解决，以及对最初计划的作品的替代，对这一文本的构想被不一致地扩展和深化，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放弃的产物被封存起来。当因为各种各样的病痛折磨而严重影响了工作能力的马克思不得不意识到，他已经没有希望过高要求自己，在谋生劳动之外完成这一除了学者以外极少会有工人理解的庞大工作。
这样的平庸思考只有当理论家真正对“激进的深造”（radikaleWeiterbildung）[44]有兴趣时，才可以彻底被衡量和言说。正如阿多诺在于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特尔的合作中注意到了“真实的抽象”这一基础问题，也正如目前如德里达在涉及与之相关的“感性又超感性的物”的问题——这一问题域，苏联马克思主义极少或者说大多数人并不关心，而大多数的西方解释者最多也就是有所耳闻罢了。
此外这里还首先涉及到由马克思仅仅是概略论述的，以一种概念速记的形式表述的经济学“范畴”及其“阐述”和“批判”的理论草图。众所周知，《资本论》涉及的是“客观的思维形式”（objektiveGedankenformen）[45]；然而马克思却没有在任何地方解释过他理论的这一基本概念。在《大纲》（Rohentwurf）之中现在可以找到一些关键词。在那里，有作为“定在形式，存在规定”（Daseinsformen,Existenzbestimmungen）的“经济范畴”，这些范畴“常常只是表达了这个一定社会，这一主体（！）[46]的个别的侧面”[47]的表述。
这两重规定是如何存在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首先，什么叫“客观的思维形式”？马克思在什么意义上使用“客观”、“定在”以及“存在”（Existenz）和“表现”（Ausdruck）这些概念的？这里首先涉及到马克思理论的两个基本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是否将这些范畴一般地作为可以曾被命名为“主观的-客观的”[48]只是作为那些劳动的“社会形式”的形式，来进行特征描绘。在手稿中主体的—客体的统一一再被提及，例如在“资本是社会劳动的存在，是劳动既作为主体又作为客体的结合”[49]的规定中。而“思维形式”的概念是如何出现的呢？在手稿中有这样的表述，商品是“不仅在单个人的头脑中，而且在社会的观念中……已观念地转化为货币。”[50]
个体的意识与一个“一般的”意识相一致，恰恰是一个“社会的观念”，这已经在马克思的早期文献中反复表述过了。早在博士论文中，在马克思思想的语境中就第一次强调了货币概念。在这里，“主观表象”可以同“人们的普遍的或者毋宁说是共通的表象”[51]相比照；我们在这里显然可以与学院的货币文献中，一再在“普遍的意识”或者是“货币价值的意识”的题目下探讨的主题联系起来。在巴黎手稿中就有这样的表述，“我的普遍意识不过是以现实共同体……为生动形式……的理论形式”[52]，它也被称作“类意识”，在其中“人确证自己的现实的社会生活，并且只是在思维中复现自己的现实存在”，与此同时这种“一般”绝不会与个体相对而实体化，它更多是作为“普遍的个体生活”，个体自身“是总体，……观念的总体。”[53]
所有这些对于传统马克思主义来说是陌生的判断，最终在一系列看似完全无望的唯心主义论纲中达到顶峰：“思维和存在虽有区别，但同时彼此又处于统一中”[54]；“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活动和受动，只是在社会状态中才失去它们彼此间的对立，从而失去它们作为这样的对立面的存在”[55]。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所有这些句子并不直接与*治经济学的范畴相关，但是其中有直接运用于货币理论的语境中的“一般意识”以及“社会观念”的中间环节，从中可以推断出，社会劳动的“主观—客观”形式概念和“思想与存在的统一”概念的共存并非偶然。简单讲，*治经济学范畴作为“客观的思维形式”和社会的“存在形式，存在规定”的概念化——这贯彻于“真实的抽象”之中——似乎将其规定暗示为主观-客观的统一，作为一种超个体的主客统一，一种社会经济的“思想存在统一”的超越个体的有效表现形式。
只有这样才可以理解，马克思将*治经济学范畴通过“客观的思维形式”在其特殊化之中作为货币“不只是在观念中”，而且还同时作为另外一些东西，也就是“作为现实的（！！）经济学范畴”[56]，作为一个“荒谬的”[57]，也就是说颠倒着移动的（ver-rückte）或者“调转的”形式而存在的。我们因此在货币之上，此外也许在每一个*治经济学范畴中，都可以认识到这种一方面作为现实的和理念的统一，另一方面作为个别与一般的统一的情况。这种与观念或者概念的“范畴”不同的二重结构，此外还将一个真实的“范畴总体系”的“描述”与一种模型理论分离开，因此也将一种借助于实在体系的“经济学范畴的整个体系的批判”[58]与借助于理论体系的教科书的批判相分离。马克思的“*治经济学批判”因此首先是一种对范畴的实在体系（Realsystem）的批判，对作为“现实的（！）颠倒借以表现的歪曲形式”[59]的批判。只有在这一前提下，即范畴不再仅仅是“思维的形式”，而且同时也是“现实的”，才能一个使得个体“迷惑不解”[60]的“形式”，资本也可以“在价值的形式下，坚持自身的价值”——它与“个体相对立”并统治个体——中存在，马克思关于“物的人格化与人格的物化”[61]的表述将范畴假设为“真实的”和作为“思维形式”，作为主客统一。正是这种颠倒促使卡尔·勒维特将“商品的拜物教性质的分析”描述为一种“黑格尔辩证法的范例”。[62]
阿多诺曾强调，“社会理论来自于哲学，它同时致力于使哲学的提问方式转换功能。”[63]，在其中阿多诺还指出，从这一立场出发社会表现为了一个主体/客体：“作为主体的社会和作为客体的社会既是同一个又非同一个”[64]——它们是一种“客观的矛盾”。[65]
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WiesengrundAdorno，-）因此不仅是提问方式，而且哲学的范畴也被社会理论地或者社会经济学地“转换功能”了。事情似乎是这样，*治经济学对象的令人叫苦不迭的“不确定性”，及其基本概念的一再被责难的“不周延性”和“无意义性”，特别是宏观经济学的概念，在其中被建立起来；而经济客体概念被从真正的专业经济学中被抽离，仅仅借助于那种“转换了功能的”概念和源自哲学的提问而被把握和规定。
最近一些经济学家倾向于在货币问题上宣称一种“*治经济学的拒绝”，并认为，这种*治经济学的客体始终被描述为一个“不确定的”，“不周延的”，总而言之谜一样的现象。哈约·利泽[66]就代表了这样的观点，“*治经济学至今仍然不知道货币是什么。”实际上直到今天的货币理论在谈论到“货币量”和“货币容积”的地方，仍然拒绝了真正构成了一种关于货币量的数量性和货币容积的维度的东西。它纸和*金的“量”的如果不是躺在联邦银行里的话，就在人们手中，然而当它物理的量和容积也不能关系到的话，这些量的质也就完全停留在不确定的，完全不可理解的层面上。利泽指出了一种货币之“谜的解答”，然而这一由西美尔和更早的货币研究著作强调的这种量的“客观性”问题，对于利泽和利泽的学派来说，和二十年代的货币理论大讨论——这一讨论甚至使熊彼特都屈服了——一样，几乎是没有存在过的。这是否在实际上涉及了“著作经济学最后的秘密”[67]呢？这难道不是在更为一般的意义上涉及了经济学的量的“谜”么？因而比如迪尔克·易普生就察觉到：“我们谈论资本循环，却没有做这样的功课，即什么在‘循环’。这一问题……按照合目的性的观点……要在定义的道路上确定下来。”[68]
“存量”“存”的是什么，“流通量”“流通”的又是什么？“存”和“流通”的方式又是怎样的？或者人们可以以认真的态度满足于熊彼特早期的那个定义么——这一定义他在晚期又否定了，但却完全在利泽的主体向度的意义上：“财富流通”可以“作为评价或者需要满足的流通来定义”。[69]货币流通与这一逻辑不清的财富流通相对立，可以作为利泽和他的学派动因的，可以在马克思的这句话中得到启示：“货币拜物教的谜就是商品拜物教的谜，只不过变得明显了，耀眼了。”[70]故而货币之谜的消除并不意味这经济的所谓的“最后的谜”的消除，而是必然指向了另一种神秘性：货币是商品的补充，他们都是“资本”范畴的表现形式。“货币之谜”的分离的主题，悄无声息地以否定马克思的判断为前提，即货币和“经济学范畴的总体系”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或者“生动的联系”，并在根本上存在那样一个“总体系”，以至于经验的理论概念在总体上被放弃了；在这一前提下经济学无疑只能被理解为一种工艺学，作为不同的，甚至相互对立的理论的一种折中主义的和杂乱的混合，比如瓦拉斯、凯恩斯和马克思，或者斯拉法、凯恩斯和马克思，以一种折中主义的，在当前已经过时的模式来理解的“理论”，这意味着，可以拒绝一种体系化的范畴分析。这种分析不能提供的，是一种与所有那些在这里被引用，对于利泽和他的门徒来讲，作为值得信赖的证据的哲学家的理论概念相矛盾的最值得怀疑的纲领。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MaynardKeynes，-）实际上*治经济学内部的、忠诚的批评者中的多数人，已经使他们学科的二难境地大大加深了。在他们眼中今天的经济学“病态般地荒废了”，因而需要一种“经济科学的‘病理学’[!]”。[71]以科学理论的视角来看内部的批判也更加激进化了。因为“没有独立的社会科学形而上理论的苗头”存在，那么在“社会科学中”也涉及“不到一种真正的科学”[72]，经济学因而是一种“远没有被解决的科学任务”[73]。现在利泽代表了这样一种令人信服的纲领，关于货币“深层的思维形式（tiefsitzendeDenkformen）阻碍了秘密的化解”，对他来说，“将货币解释为紧张维持的虚无”应当提供“*治经济学之谜的解决”，因此论纲就是，“货币产生自虚无”。[74]除了可以从瓦伦丁·瓦格纳（ValentinWagner）[75]或者奥托·菲特（OttoVeit）[76]那里引用一系列的经济学内部的根据，即一种“源自于虚无的创造”根本不可能产生，利泽因此在原则上同意，在社会经济学中显然必须遵循与自然经济学中不同的规律，这一规律关于创造问题，有充分的根据总是倾向于这样的反题，即从虚无之中只会产生无——在这里需要提及的是，从无中产生某些东西的变易（Werden）本身就是作为纯粹魔法和迷信的黑格尔辩证法。
在经济学中以及一般来讲在社会科学中存在的“深层的思维形式”，其阻碍了范畴之“谜”的“消解”，固然是一个值得信服的论纲——问题就在于，这样一种“思维形式”应当如何被定义。布鲁诺·里布鲁克斯[77]一再负责任地制定了相应的基础思维形式，货币，也包括商品和资本，经济学对象的“谜”根本未曾解决——它们主要是一般意义上的反映哲学和特殊意义上的康德哲学的范畴。
事实上，一位与康德哲学非常紧密的思想家，弗里德里希·考尔巴赫[78]高度强调一种“康德在理论数学独享和结构观点立场上的局限性”，并强调，从这一观点出发，“行为世界”（Handlungswelt）的对象，“其对象是被赋予了意义的表象”，是不可分析的；“实用主义对象的对象性”的主题化，允许一种特殊的“主体逻辑”，接近一种实体概念，其“意义”是“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因而实体必须作为“不是作为关系的总和，而是作为‘真实的’实质的统一”而把握。只有这样一种分析能够将对象作为“意义的承载者”来加以主题化；当然就会发生，在考尔巴赫那里，仅仅涉及其法律的功能或者在其“角色”中作为一种“使用价值的统一”——这里需要向“物自身的观点”“过渡”，在一个“现象锚定在一个‘真实的’根据上，这一根据在这里以现象的方式被思考”-因为只有这一现象……表现为‘某种东西’”，才能够探讨一个对象的“真实意义”[79]，其定义了“实证主义的对象”之类的东西。考尔巴赫的思考因而获得了特殊的注意，因为他说清楚了，单是商品使用价值的分析就必须被用作与功能概念不同的，并且在这一平台之上就可以探讨本质和表象的范畴。马克思在使用价值层次上的实质性概念的运用，因而对于经济学对象来说，比它在所谓“商品”的主题理论中的功能性规定更为合适。
里布鲁克斯的分析远远超越了考尔巴赫的分析，只要它不是被单纯作为使用价值，而是将使用价值也作为商品来探讨，首先却是将货币与资本作为独特方式的对象来看待。这一步要求一个更为激进的康德批判。他的批判大体上适用于康德的“缩减的知识概念”（reduziertenErkenntnisbegriff）：“人类世界并不属于表象的世界，因为在其中因果性以及构成康德表象世界的基本原则都不存在。”[80]当康德“对此一无所知”“什么是货币”，[81]在他二元论的哲学基础之上也不可能存在，因此，因为货币“不是在康德意义上的对象性的”（！！）。它不是“自然对象”，而是“一个社会的产品，不是作为规律之下的定在的自然”，也就是说，“在知性的规律下”[82]：在*治经济学范畴学说中康德的知性规律——首先是概念和存在的分离——不再有效。康德不能够把握货币，因为对他来说这一现象“并非某种主观—客观的东西”[83]，其反过来又构成了货币的独特性，“中立地……处于感性—非感性的对立之间”。正是这一康德未能把握的感性—超感性的二重性特征，在里布鲁克斯看来，在马克思对作为商品的对象的分析中把握到了：“这一对象是一个总体……在价值这一术语在马克思那里的意义上。它确切讲并不涉及观念的价值，而是关于这一作为同样现实的对象的价值。”[84]在这里涉及到“对现实的和观念的世界差异的克服”，涉及作为一种对象的商品，其“既是现实的又是观念的”，涉及一种“现实观念的对象”。
既然在阿多诺、考尔巴赫和里布鲁克斯看来经济学范畴的对象性并不能以康德的方式来定义，那么那个在自然科学的、康德的概念体系中不确定的和不能确定的对象性又该如何确定呢？如何才能够有意义地探讨超越了“感性—非感性”、“现实—观念”，“主观—客观”的对立的对象性？显然只有在一个在“转变了的”哲学概念和提问方式的基础上的范畴体系之中才可能，确切讲就是在黑格尔哲学的框架内。借此也同时证明了，将被理解为自律的和经验的的社会经济学范畴学说归入一种社会科学的不可能性。可以理解，假如经济学和哲学的基本概念只是作为“转变了的”哲学地被理解和被规定的话，那么它们之间的界限就必须模糊化。毫无疑问，这也适用于马克思的理论。然而只要这些“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在萨伊和重农学派那里一样作为基础的话，那么这对于它来说就也是隐含的。所有这些基本概念，被证明为既非那些直接吸收和“转变”了哲学，也非作为那些只是在那种“转变了的”范畴的基础上才能够有意义地被讨论。《资本论》中商品拜物教及其秘密这一章展示出，这一情况是无法忽视的。
经济学的对象在那里借助于一系列对立的统一被描述出来，它们大约以一种新康德主义的方法，如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阿蒙[85]一样，必须作为“逻辑上彻底不同的东西”的“混合”表现出来：这些对立通过如下方式显示出特征，即它们“感性又超感性”地被构造，拥有“社会化的自然特征”，它们被作为“主观的—客观的”形式被描述，它们存在的方式必须在一种“对象化的表象”的意义上被把握。在这些视角下，“价格”借助于“交换力”（Tauschkraft）而被描述为一种“社会的自然特征”，作为一种最高的悖论，作为一种“颠倒的形式”或者作为一个“超感性物”，不知用什么方式参与到“感性物”之中，并“黏着”在这之上，在这一问题上没有一个经济学的价格理论能够解释这一奇特的综合，它更多始终是作为已经设定好和必须设定的。
如果研究马克思的概念性，首先就可以发现，在他那里有大量来自于哲学的“转变了的”概念对（Begriffspaare）和提问方式，在其中有两个问题的集合占统治地位：一是共相问题，也就是普遍和特殊，即个别的综合问题；二是主体—客体问题。更进一步探究还有存在和表象，本质和现象，存在和效用，存在和变化，实体和关系，前提和结果，行动和产物，概念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这是马克思的一条核心论题，即只有在这种拜物教章中的占据统治性的概念性的基础上，才能够确定和把握经济学对象的“抽象的”和“幽灵般的对象性”。学院*治经济学至今对这一阐释或是非常肤浅地讨论，或是更多时候完全无视了这一问题，[86]这是他们“深层思维形式”的标志和结果，这一思维形式这样决定这他们的反映，混淆永恒的第一和第二自然，也就是说不断排挤着它们对象的对象性的问题：对由经济学家推动的“经济学的病理学”的一个优先主题。
这样的一个病理学其实只有在一个完备的范畴学说基础之上才能得到有说服力的发展，这一学说只有作为一种集体努力的成果才能形成——个别的研究者没有希望能够完成这一任务。这些范畴哲学的问题在德里达最近的论文中得到了最贴切同时也最清楚的表达。在这篇文章里首先探讨“感性与超感性的不可信的连词……的资本的矛盾”，[87]围绕“相互矛盾的谓语”的矛盾——也即关于“非身体的身体”，“不可见的可见性”、“非物质的物质变化”[88]的问题。在其中德里达尤其对“面貌相似者”、“面貌相异者”或者“愚蠢的配角”[89]的现象感兴趣——他甚至使用了和庞巴维克相同的形象：这位著名的马克思批评者形成了他的悖论，尽管是在恰恰相反的论纲之上，这样的东西，因为它无法被思考，也就不可能被给出。通过特定的资本论理论家对《资本论》的描述涉及到了他，这些理论家将《资本论》呈现为“幽灵”，并宣布“一个不可见的面貌相似者的存在”[90]，而这是唯名论者庞巴维克没有能力作为一个资本的“固定的、自然的学说”而产生效果的，而是——从更多是自然的意识和“理智的思想”，“浅薄的唯理论的自然性”的立场出发[91]——作为“资本的神话”而必须斗争的。这实际上就是这个问题：我们是将它和难以保持的理论创造联系起来，或者是与一种最为现实的神话，一个真实体系，“资本主义”的神话联系起来？这当然不是偶然，当庞巴维克忽视了被批判的描述已经与商品和货币联系起来，这些描述自身因而同样也被呈现为“神秘的”结构：马克思对商品“神秘的”特征中，和“魔法和幽灵”的描述，可以依照我是否同意他对那种学院化的资本理论的唯名论批判，用庞巴维克自己的话来证明或者批判。
欧根·冯·庞巴维克（EugenBohm-Bawerk，-）无论如何，德里达，他只想要“暗示”这种“神秘”的问题式——“并不比一个暗示更多什么”——要求对“拜物教的幽灵般的逻辑”的逻辑上的克服，对“另一种逻辑”的拟定，也就是正如“另一些概念”的需要，因为“现实性和非现实性，感性和超感性”的“简单对立”[92]，不允许把握以资本主义的方式构成的世界及“它的对抗的逻辑”[93]。他探讨了马克思理论的“遗留下的维度”、“遗产”和“继承”[94]，这样似乎显得指明了批判理论的奠基人的一些断片和文章的“遗留下的维度”。
这样的维度首先出现在阿多诺和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特尔年4月16日一次谈话的纪录中，他们的研究在这里必须被强调。阿多诺在这里勾画了一个全面的研究纲领来致力于“范畴的建构”[95]，在这之上首先必要的是“交换抽象的体系化和百科全书式的分析”[96]，也就是对一种真实抽象的理论的拟定。
这些都促使我对在这本书中进行修订的关于马克思经济学批判的已发表的旧文再做一些简短的评注。在经过长时间的犹豫后我同意再次出版这些文章，这仅仅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它们在涉及马克思的讨论史上，能够激起一定的兴趣。第一篇也是最重要的一篇文章——《价值形式的辩证法》——基于它的产生，一些基本思想，阿多诺既在他两个尚未发表的关于社会理论和辩证法问题的演讲中，在论文《社会学和经验研究》中，也在社会学高级研讨课上不断提及——这就是在阿多诺看来构成了他社会理论核心的东西，然而这些是在哈贝马斯学派的所谓“新批判理论”中永远保持沉默的。霍克海默晚期的笔记证明了，在他看来社会理论也并非是和马克思理论不同的东西：正如他在年和年提及的，“我们还缺少一个更好的经济学理论”，可以始终作为“理解当下的钥匙”的经济学理论。[97]对于被哈贝马斯学派归入法兰克福学派的“旧批判理论”的奠基人来说，即便在六十年代也毫无疑问的是，“马克思对社会的本质比任何别的人都认识的更好。”[98]在附录中发表的年夏天的报告，或许可以展示出六十年代早期和中期推进一种对马克思的新阅读的思想上和*治上的氛围，它也受到了造反运动的思想背景的影响。
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Habermas，-）在最近，在我三十五年之后重新思考我的报告，我既不能否认我的惊讶也不能否认我的困窘，在我的著作中贯穿着一条思想的主线，这正是阿多诺在这些研讨班上讲述的，它可能或多或少无意识地决定了我，将*治经济学的文献在这一角度上判断、研究：这个*治经济学的和社会理论的“开端”，“使得从现实性更多地表达出来，从结构的问题出发。这涉及到，是否总体的结构能够被把握。……价格问题的分析（关于）与结构问题相反是一个附属的现象。”[99]
结构理论的“开端”因此是“更深刻”的。[]尽管如此，并非这一思想在当时有意识地指导了我的马克思阅读，而首先是一个或多或少偶然的发现。在法兰克福的瓦尔特—科尔布大学生宿舍时，我们可以去社会民主**治学家海尔曼·布里尔的图书馆，在其中我发现了《资本论》年的罕见的版本；最一开始读这本书，在概念的构成和价值理论的问题中的范畴差别就展现了出来，这些在第二版中最多也只是隐含着的。在关于马克思价值理论的一百年的讨论中，这份重要文献完全是消失的；只有通俗化了的，减少了很多趣味的附录“价值形式”在民主德国重新被发表过；曾存在过一份日本的翻印版，然而也很少有人知晓，在民主德国也完全被忽视了。在*治学研讨班的一个私人研究小组上——在其中有瓦尔特·奥依西纳[]、G.迪尔（G.Dill）、基泽拉·克莱斯（GiselaKress），海尔穆特·莱希尔特[]、盖尔特·夏福尔[]和狄特·曾哈斯[]——我们研究了这份文献，可是它留下了太多的问题有待讨论。当然我首先对“辩证矛盾”的问题感兴趣，这一问题在第一版中，在等价形式的分析中还可以辨认得出，然而在第二版中就几乎消失了。我大学时的好友海尔穆特·莱希尔特和我共同带着这个问题共同去拜访了霍克海默，可以说他是我们在作为“对立的统一”的商品问题的启蒙。我们当时并不知道，关于价值理论的问题，流亡时期的社会研究所已经进行过讨论，但并没有太多成果，同样，亨德里克·格罗斯曼——阿多诺将其称作自己的“老师”，在一篇后来才发表的手稿中这样写道：“商品中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存在在哪里……至今为止还没有作为一个问题被探讨。”[]
格罗斯曼对这一辩证法基本问题的探讨却并不那么令人信服，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这一问题了解得也并不那么透彻；他们两人，主要是霍克海默，鼓励我们继续探讨这个问题，并建议我们向弗里德里希·波洛克请教，他在“辩证的矛盾”这个问题上也语焉不详，然而也同样强调了研究这一问题的必要性，并鼓励我们不要放弃。
雅克·德里达（JacquesDerrida，-）在霍克海默的合作者，卡尔·海因茨·哈格的黑格尔讲课上，我对“二重化”范畴印象深刻，当我在《资本论》第一版，并且首先是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的《大纲》之中看到这一范畴时，在我看来，它提供了理解马克思辩证法的一把主要的钥匙。和对当时还完全未知的价值形式分析的一些思考一起，我将其作为一篇关于马克思的专题报告的核心，这一报告在阿多诺/65年冬季学期的高级研讨课上做的。报告，甚至记录都基本上和阿多诺的学生们预先讨论了；我向哈格讨教了，幸好他能劝我打消了这一突发奇想，即商品-货币-等式，以及使其结构化的二重化结构“反驳”了同一性的原则。他建议我这一表达以取代前面的想法：这种等同是对“同一性原则的辩证扬弃”——阿多诺在表达这一观点时既非肯定的也非批判的。这一问题至今也没有解决。
这一报告后来构成了我在年完成的硕士论文，也激励了后来的学生运动领袖汉斯-于尔根·克拉尔去研究对他来说在当时还并不了解的马克思的价值论的文章；并间接地，在他早逝之后发表的那篇报告中，他从“二重化”范畴——克拉尔更愿意使用更为考究的术语“双重性”（Duplizit?t）[]——迅速收到了拥簇。我硕士论文的一部分年发表在由阿尔弗雷德·施密特主编的《马克思的认识论文集》中，这一文集在学生运动期间流行一时，并出乎意料地不断再版，同时被翻译为多种不同语言；《价值形式的辩证法》这篇文章目前一共被翻译为11种语言[]。
就内容来看，《价值形式的辩证法》可能首先在接受史的角度还要求一定的兴趣；在有限的程度上这也同样适用于《马克思价值理论的重建材料》，这个文本遵循了莱希尔特的一个基本思想。他在年发表的博士论文《论马克思资本概念的逻辑结构》同样也是从“二重化”这一范畴出发的，但是此外还从一个更为宽泛的基础问题出发：首先再次由阿尔弗雷德·施密特在其回忆中谈及的霍克海默对“辩证描述”问题的思考，现在莱希尔特开始重建《大纲》中直到那时候还不为人知的“阐述方法”（Entwicklungsmethode）；在这过程中他得到了这一重要的证据，马克思关于“简单循环”的理论被恩格斯以所谓的“简单商品生产”的理论完全误解了——这一误解，在一百年来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阐释和批判中带来了无法形容的混乱。
HelmutReichelt：NeueMarx-Lektüre在这一发现的基础上我在《材料》一文中批判了对恩格斯对马克思的错误解释，恩格斯首先在其对马克思年《*治经济学批判》的评注中进行了进一步的误解和简单化。今天人们可以对其摇摇头跳过去了，然而苏联马克思主义将其拔高到经典的教条行列之中，尤其是所谓的“逻辑的和历史的辩证法”。首先是在《材料》第一部分包括了一篇“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的病理学”，其内在的争论首先建立在马克思货币和价值理论的通俗化的和断片式的特征之上的，这是苏联马克思主义在每一个公开讨论中都回避的。接下来一部分的核心观点构成了我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解释，将其作为一种“前货币理论的批判”。在这里我还要补充一个自我批评，在这一解释中，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别被给予的分量太低了。这是正确的，尤其是《资本论》第一版的“形式IV”，它在第二版中消失了，介绍了一种前货币的价值形式，这种形式一方面强行地从“简单的（价值形式——译者）”出现，另一方面还是具有一种困窘的，自身扬弃的结构；尽管这样，这种形式的复数性，“形式IV”的一个多样性并没有被思考；它因而构成了一个消失了的量，凭借它的多样化它就消解了。这反过来意味着，前货币的商品的交换也没有被思考；这种前货币的商品的“交换过程”失败了，它在概念上是被决定的，正如在《资本论》第二卷中所表明的。
在原则上坚持这些思考，然而人们也应该提防全然去责备这种“前货币的价值”。问题还在于，一种前货币的交换价值不能被复数化，因而一个自然科学的受欢迎的模型，也就是说，前货币的交换经济在逻辑矛盾上是有缺陷的。但是不能就这么说，前货币的“绝对价值”也是不能被思考的。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自然是一个前货币的价值，那种价值在根本上，其“一般的特征”与在一个“特定”商品中的“定在”是“矛盾”的，同样也是一个前货币的价值。尽管如此矛盾的“阐述”也不能够产生一种特定商品的交换价值，而是只能产生一个价格决定的；前货币价值的“一般特征”完全不是“表现”在和实现在一种前货币的交换结构中，而是同时是在一种货币的商品-货币结构中。前货币的价值完全不能实现于一个前货币的交换价值之中，但是在其自己独特的前货币特征中，它是最高程度的现实的。这种价值就是阿多诺意义上的“实在的存在体”（ensrealissimum）[]，“辩证的阐述”的动力，最终在资本的世界市场运动中实现的原则。
正如人们所看到的，《材料》和《价值形式的辩证法》的缺陷还在于，对我来说年4月2日的“短纲领”（kurzenUmrisses）的概念性的作用，和《资本论》第一版中价值理论的概要的作用一样同样被低估了。总的来说“重建”的问题在今天对我来说展现地远比二十五年前远远更困难；单个的作者在这里无望地被过高要求，我已经在《材料》的题目中暗示了：只有一些砖石被提供了。这一想法并不很幼稚，却首先是关于“方法”的“重建”的。按照通信中的句子，马克思将其方法“隐藏”起来了，我同样和每一个马克思的解释者一样疏漏了；只有在大约五年前我才开始对此提高了注意。
在所有这些保留之下，也许《材料》还是包含了一些有用的思想的。论文《价值形式的辩证法》包含了在根本上纲领式的思考，这些思考在更大的范围里，也决定了之后的著作的问题设定，并且在这方面而言，也部分地具有其当代性。其他的文章可以简单理解为对抽象的价值对象性问题最初的探索，也就是对真实的抽象与辩证矛盾问题的主题化——其解决视域在德里达意义上的“另一个逻辑”的制定绑定在一起的，它反过来又构成了黑格尔本质和概念逻辑的“转变化”的可能性。对此另一方面没人想要只是“以玩笑的态度宣布”，“有一些绝对精炼的回答”，将这一问题诉诸于“古老的”，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哲学基本问题”[]。
如果比较一下年的第一篇论文和年撰写的《论*治经济学的逻辑困境》，读者就会发现，我始终在讨论同样的作者，经常甚至是同样的引文。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对我来说是种要回到西美尔的《货币哲学》和大约五六个*治经济学家那里，这些经济学家，除了熊彼特以外，年轻一代的经济学家们甚至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了吧？
西美尔《货币哲学》我研究的主题在根本上始终只是一个：拜物教问题。它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1）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对象性的问题；然后是2）作为其矛盾结构的问题，也就是作为统一和差异的问题，最后是3）作为在非经验理论基础上所进行的分析。现在在德国经济学中，不会多过前面提及的五六个经济学作者，他们在这一极富争论的主题上进行过研究——我们暂且先不考虑，这并非唯一一次在关于商品、货币和资本的拜物教的具体问题式之下发生的。所以可以这样理解，在方法论的观点下，这些少有的作者与“古典的”作者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所得到的注意，是与他们公开的影响不相匹配的。既然经济学对《资本论》的副标题，在“经济学范畴批判”意义上的*治经济学批判，在超过一百年的讨论中对这一著作都没有达到这一认识，所以这显然是因为经济学家中的绝大多数回避了这一批判的主题，即经济学范畴的拜物教特征，并且和还是像谚语中的魔*躲避圣水一样继续回避。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有很好的理由接受如下的判断，在经济学理论上，一定会在经济学客体的拜物教结构的处理上遭遇失败。在对对象的问题上，始终同时提出的是马克思的问题：“什么的对象性？”[]——显而易见，学院经济学必须对这一答案负责。
如今每个经济学范畴都是一种“对象性的形式”[]，并且作为那个始终还是一种“主观的—客观的”，所谓的“绝对价格”是无法别排除的。形式化的价格理论——既包括瓦尔拉斯的也包括新李嘉图的——通过如下才能成立，即从所谓的“绝对价格”中分析得到“相对价格”，其在产品和元素价格的水平化的前提下各种各样的数学手段都可以使用；在其中得到的等式体系，即“相对价格”却需要转化回“绝对价格”；这借助于量的等同而发生，在其中作为决定性的因素而被结合起来的“绝对价格”就是存在的，也就是说，“对象化的”和“主体—客体的”形式[]，它们作为“颠倒错乱形式”[]而不能被推导得出，也就是说是保持为被设定的状态。在这种显然完全形式化的程序中，经济学的典型理论家遭遇了一种范畴的错误。他忽视了在绝对和相对价格之间的范畴差别：绝对价格表现为主观的—客观的范畴，相对价格表现为一种抽象的产品，然而却是一个典型概念，某种程度上是纯粹主观的；其向绝对价格的转换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才是可能的，即其对象性的本质能够被解释出来，这种“对象化”（Vergegenst?ndlichung）：如何从这一概念中产生出“对象化的形式”，必须能被解释出来——建构理论的探索，正如马克思和西美尔在他们的价值形式分析中所进行的。然而对经济学的典型理论家来说这些都未曾听说。因而对他们来说这显得是不需要的，因为他们的研究方法建立在巨大的歪曲之上的，即对经济学的典型概念的客观性的歪曲之上：因而这种经济学始终要求真实的，也就是绝对的价格，然而这种价格学院经济学似乎已经推导出来了，即量的等同性的绝对价格。这对于他来说应该提供了“通向真实的桥梁”——但是通向哪里？这就涉及到那个始终无法达到的它的典型理论方法的东西：“抽象的”然而也“真实的”对象性。从典型走向现实性的一步，也就是从主观概念向主观—客观范畴的一步，必须在一个概念性的深渊中支持它，这种概念性对于学院经济学家们来说作为“形而上学的”或者甚至是“辩证的”始终如脊背上的一流寒颤。学院经济学因而必须忍受，看起来像天外飞来的神迹一般（deusexmachina）的最高的幽灵般的东西，在循环过程的公理中的“客观的等价物”，在此之上它已经指向了相对价格层次的模型理论层次之上。在这里“客观的”应该具有的意义，也许是永远不能用概念的方式来表达的；“客观”在主体化的经济学中保持为一个幽灵，成为新李嘉图主义经济学中的一个永恒的谜，对于它的解决来说需要一点马克思的东西。新李嘉图主义者总是想用某种方式知道，关于他要计算的社会的东西——而对于这种社会的东西来说，即便在新李嘉图主义者看来，也只有马克思才可以负责——甚至阿尔弗雷德·阿蒙也知道要承认这一点。
在幽灵般的社会经济客体这个问题上，早已经产生了这样一类唯名论的批判，这些批判将马克思塑造为“*治经济学中的怀疑论”[]。然而马克思非常严肃地拒绝了怀疑论这种肤浅形态；马克思表现地像一个真正的，也就是古代怀疑论的行家，他意识到要设定一种“对这种不信任的不信任”[]（Mi?trauenindiesMi?trauen）。贝利批判这种所谓的“绝对价值”，然而却想设定相对价值，也就是价格。马克思挑战了贝利的观点，分析了他的定义并指出在贝利那里，“他的‘与货币的关系’是纯粹想象的”[]，因此必然的价格在他那里也是想象的，从而在每一个经济学范畴中“都肯定没有任何意义”[]而且没有人能够说，“所有这一切想要说的是什么”[]——因而仅仅还保持着“怀疑的道路”，“对于……自然的想象……和观念的怀疑”，因而也就取决于一种“完全的怀疑主义”[]，也就是辩证法。
所有那些反对价值理论的经济学家正应了马克思的批判，它们的形式是“纯粹想象的、没有依据的”[]。用“无内容性”这一关键词，要说的是现象的无内容性，我们因而又再度回到了“*治经济学中的怀疑主义”这一主题上，也就是*治经济学的量和对象，以及*治经济学的“逻辑困境”和“方法论悲剧”的“不可理解”，“不确定性”或者“无意义性”。
这一专业所需要的“病理学”，在任何别的地方都不会像在*治经济学中的拜物教思想的系统讨论的制定一样能够成立；在第一篇论文中将以阿尔弗雷德·阿蒙，以其最为著名的德国*治经济学的方法为例，进行探索；他的错误和混乱并不是因为这个辛辣的分析者的思想弱点，而是因为新康德主义方法的不适用性以及*治经济学客体的狡诈。
在这里我还要感谢米夏埃尔·辛茨，他是我的朋友和出版商，以及约阿希姆·布伦，他对本书的出版做出了很大努力，最后也是最衷心要感谢的是史蒂芬·克劳斯，他为本书的校对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法兰克福，年9月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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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汉斯-格奥尔格·巴克豪斯年出版的文集《价值形式的辩证法——马克思经济学批判研究》的导言。
[1]J.Derrida,Marx’Gespenster,88.
[2]Ebd.,.
[3]Ebd.,86.
[4]卡尔·奥托·亨得利希（KarlOttoHondrich，-），德国社会学家。法兰克福大学社会与*治分析研究所教授。——译注。
[5]K.O.Hondrich,GefangenimKonsens,88.
[6]J.Derrida,Marx’Gespenster,31f.
[7]巴克豪斯往往更习惯于使用“国民经济学”（National?konomie）而非“*治经济学”（Politische?konomie）。在他的语境之中这两个范畴是一致的。此外参考我国学者对这两个范畴的比较，也可以以“*治经济学”来代替“国民经济学”来进行翻译。——译注。
[8]W.Sombart,ObjektundGrundbegriffedertheoretischenNational?konomie,.
[9]于尔格·尼安（JürgNiehan，-），瑞士国民经济学家。——译注。
[10]J.Niehans,Klassikalnational?konomischerMythus,4u.7.
[11]乔治·皮希特（GeorgPicht，-），德国哲学家、神学家和教育学家。——译注。
[12]G.Picht,DerBegriffderNaturundseineGeschichte,43u..
[13]伯恩哈德·雷克布林克（BernhardLakebrink，-），德国基督教哲学家。——译注。
[14]B.Lakebrink,DerWiderspruchnachHegelundMarx,.关于早期文献的类似立场赫伯特·马尔库塞在他年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基础》中就已经表现出来了，雷克布林克将其更精确地凝练为“辩证矛盾”。
[15]M.Horkheimer,GesammelteSchriften,Bd.14,.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44卷第7页。
[17]对此瓦尔特·图赫舍雷尔的《在资本论形成之前》一书中相关章节有一句需要严肃对待的话；作者的英年早逝或许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对马克思“一般劳动”概念的一些基本的思考从未再次得到讨论的原因。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13卷第页。
[19]库尔特·舒马赫（KurtSchumacher，-），德国*治家，-年间任德国社会民主*主席。——译注。
[20]G.Lukács,WasistorthodoxerMarxismus?,58f.
[21]G.Lukács,WasistorthodoxerMarxismus?(Erfassung),67;卢卡奇试图同时在效果上和问题式上重建马克思的“方法”，这是众所周知的：“本书从未试图给这种辩证法提供一种哪怕是最概括的轮廓。”（《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译，第44页）
[22]E.Bernstein,DieVoraussetzungendesSozialismus,80.
[23]巴克豪斯常将马克思的《大纲》“Grundrisse”称作“Rohentwurf”（原始手稿）。——译注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30卷，第-页。
[25]Urtext指年作为《大纲》附录发表的《*治经济学批判原始文本片段》，写作与年8月-11月。中文版收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31卷。本文将这一概念翻译为“原始文本”——译注。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13卷，第52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26（c）卷，第91页。对这句话据我所知只有两位学者提起了注意：罗斯多尔斯基，《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第二卷第页；以及罗森塔尔，《马克思*治经济学的辩证方法》，第页。两位学者显然都没有在一种原则上的和广泛的联系中，特别是在马克思和黑格尔的规律概念的与敬重强调这句话。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42卷第18页。
[29]H.-G.Gadamer,DieverkehrteWelt,ff.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31（a）卷第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40卷第56、43、60页。
[32]同上，第页。
[33]同上，第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29卷第页。
引文中的感叹号为本文作者所加。——译注
[35]《资本论》德文第一版，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年，第42页。
[36]“EinBuchmitsiebenSiegeln.”是指《圣经·启示录》中的神迹。——译注。
[37]M.M.Rosental,DiedialektischeMethode,u..
[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13卷第9页。原中译为“批判经济学范畴”，本处译为“经济学范畴批判”（Kritikder?konomischenKategorien）。——译注。
[39]劳斯·哈特曼（-），德国哲学家，曾执教于波恩大学和图宾根大学。——译注。
[40]K.Hartmann,DieMarxscheTheorie,.
[41]Ebd.,;这一研究绝不只是第一个，而且还是一位马克思批判者的最后的工作，它试图完整地解释在《大纲》中马克思的阐述方法。
[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页。
[43]在年《资本论》第一版中还可以找到一句应当表达了一种想积累章辩证过渡的句子：“后来，叙述进程通过它自己的辩证法导致那些较具体的形式。”《资本论》德文第一版，经济科学出版社，第页。因为伴随着这种“调和”辩证法也只能以空洞的方式被改写，因此马克思在第二版中将这句话划掉了。
[44]M.Horkheimer,GesammeteSchriftenBd.14,.
[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44卷第93页。
[46]关于马克思主体概念的重要作用，可以首先参见CesarcLuporini,DieeigentümlicheLogikdeseigentümlichenGegenstandes.感叹号为本文作者所加。——译注。
[4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30卷第47-48页。译文有改动。
[48]MEGA2，Abt.II,Bd.4.1,S.22.
[4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30卷第页。
[50]同上，第页。
[5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1卷第页。
[5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3卷第页。
[53]同上，第页。
[54]同上。
[55]同上，第页。
[5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30卷第页。
[5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44卷第93页。
[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26（c）卷第页。
[59]同上，第页。
[6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31卷第页。
[6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44卷第页。
[62]K.L?with,VermittlungundUnmittelbarkeitbeiHegel,MarxundFeuerbach,.
[63]Th.W.Adorno,SozilologieundempirischeForschung,81.
[64]Th.W.Adorno,EinleitungzumPositivismusstreitinderdeutschenSozilologie,44u.55.
[65]关于社会的主客体特征的问题，还可参见Ebd.,43,16,40.
[66]哈约·利泽（HajoRiese，-），德国经济学家，柏林自由大学经济*策与经济史研究所荣退教授。——译注。
[67]H.Riese,Geld:DasletzteR?tselderNational?konomie,60.
[68]D.Ipsen,ErwiderungzurKritik,.
[69]J.A.Schumpeter,Aufs?tzezur?konomischenTheorie,.
[7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44卷第页。
[71]K.Eicker-Wolfu.a.,EinleitungzuWirtschaftspolitikimtheoretischenVakuum?,10.
感叹号为本文作者所加。——译注。
[72]J.Weimann,DieFunktiondernormalenWissenschaftindenWritschaftswissenschaften,f.
[73]R.Porstmann,WissenschaftstheoretischeGrundfragen,Bd.1,.
[74]H.Riese,Geld:DasletzteR?tselderNational?konomie,60.
[75]V.F.Wagner,GeschichtederKredittheorie;还可参见瓦格纳曾经的合作者的文章，B.Fritsch,DieGeld-undKredittheorievonKarlMarx,这些文章初看起来尽管不是关于货币理论的，而是关于马克思的信用理论的，这一探索首先由瓦格纳奠定；这一著作与利泽所宣称的货币从虚无中产生的理论相论争。
[76]菲特认为“货币最一般的问题的混乱”的原因在于货币和流动性之间的“质的界限”并没有被认清，也没有看到，货币通过“消费的放弃既是在前的也是在后的”，因而也不可能从虚无中产生。（DerWertunseresGeldes,u..）
[77]布鲁诺·里布鲁克斯（BrunoLiebrucks，-），德国哲学家。——译注。
[78]弗里德里希·考尔巴赫（FriedrichKaulbach，-），德国哲学家，康德研究专家。曾任教于明斯特大学。——译注。
[79]F.Kaulbach,DietranszendentaleEinheit,ff.U.f.
[80]B.Liebrucks,SpracheundBewu?tsein,Bd.4,4.
[81]Ebd.,Bd.4,.
[82]Ebd.,Bd.4,.
[83]B.Liebrucks,überdenlogischenOrtdesGeldes,u..
[84]B.Liebrucks,SpracheundBewu?tsein,Bd.5,.
[85]阿尔弗雷德·阿蒙（AlfredAmon，-），奥地利国民经济学家，曾先后执教于瑞士弗莱堡、奥地利切尔诺夫策、布拉格、东京和伯尔尼。曾任伯尔尼大学校长。——译注。
[86]在此可以以UTB出版社的系列出版物为例，在这一系列中出版了由三位经济学家撰写的关于《资本论》的著作，这些著作在消极的方面是一致的，就是每个人都忽略了拜物教章：W.Steitz,Einführungindiepolitische?konomiedesMarxismus;H.-R.Peters,Politische?konomiedesMarxismus;J.Kromphardt,KonzeptionundAnalysendesKapitalismus.对待这一章的处理方式相似的还有如J.Kromphardtu.a.MethodenderWirtschafts-undSozialwissenschaften,这本书尽管同样忽略了拜物教章，但是尽管如此还是做出了失败的探索，将一种“常用的标志”（ebd.,）作为马克思的“辩证表述”，借此作者无疑相信，对“马克思的方法”的“交谈”“经常”暴露为“独特的混乱游戏”。（Ebd.,）自然也不用说，在学院经济学家的眼里，《大纲》的文本也跟不存在一样。
[87]J.Derrida,Marx’Gespenster,.
[88]Ebd.,73,,.
[89]Ebd.,21.
[90]E.V.B?hm-Bawerk,GesammelteSchriften,Bd.u.f.
[9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45卷第页。
[92]J.Derrida,f.
[93]Ebd.,.
[94]Ebd.,62,,36.
[95]A.Sohn-Rethel,Notizen,;DieNotizenwurdenvonAdornoverfa?t.
[96]Ebd.,.
[97]M.Horkheimer,GesammelteSchriften,Bd.14,u..
[98]Ebd.,.霍克海默继续说道：“只要我们还没有用来理解社会的更好的理论，我们就必须坚持马克思的理论”；此外还有：“今天的社会和历史，没有马克思就没法理解”（ebd.,.）；“看清社会结构的人，都会……赞同马克思。”(Ebd.,)非常难以想象，这些在哈贝马斯交往理论之中会被看做是“更好的理论”，因为社会理论没有经济学批判的基础的话完全是没法想象的。
[99]参见本书（《价值形式的辩证法》）附录，.
[]Ebd.——这些对价值理论的建构性理论思考对于哈贝马斯来说要么完全是陌生的，要么完全是无关紧要的。在他早期关于马克思理论的研究著作中，那位年轻的哲学家借助于*治经济学的权威，借助于熊彼特和琼·罗宾逊来拒绝马克思的价值理论，进而拒绝剩余价值学说，而对于如下的情况一无所知，即晚期的熊彼特已经对他消极的判断做出了自我批评的修订，而晚期的琼·罗宾逊尽管有她的保留还是再次靠近了马克思。在他的文献报告《论社会科学的逻辑》中马克思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完全没有出现；哈贝马斯不动声色地和主观主义的新古典主义联系在一起，而新古典主义，阿多诺在他的演讲中，以隐含的方式甚至还在《否定辩证法》中，一再以辛辣的口吻进行过评论。
[]瓦尔特·奥依西纳（WalterEuchner，-），德国*治学家，曾任哥廷根大学*治学教授。
[]海尔穆特·莱希尔特（HelmutReichelt,-），德国哲学家，曾求学于阿多诺、伊林·费切尔，后接替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特尔的教席在不莱梅大学任教。巴克豪斯的亲密伙伴，“新马克思阅读”的重要开拓者。
[]盖尔特·夏福尔（GertSch?fer，-），德国*治学家，曾任汉诺威大学*治理论和*治社会学教授，《左翼》（Links）杂志主编。
[]狄特·曾哈斯（DieterSenhaas，-），德国社会学家，曾先后任法兰克福大学和不莱梅大学教授。
[]H.Grossmann,Marx,dieklassischeNational?konomieunddasProblemderDynamik,24;还可参见研究所成员对马克思价值学说在年4月15日，24日以及5月11日的讨论记录，此外对马克思方法的讨论还有：E.Frommu.a.,DieMarxscheMethode,ff.
[]H.-J.Krahl,ZurWesenslogikderMarxschenWarenanalyse,50;这篇论文的题目有误导性，从商品分析的一种本质逻辑的具体化，对此我以二重化范畴来加以阐述，成了某种作为“直接矛盾”的商品的问题，这是完全不符合的。他只是在一个新的改写中重复了“二重化”范畴；在他的论文BemerkungenzumVerh?ltnisvonKapitalundHegelscherWesenslogik中他又沿着这条路线前进了一步，但是几乎同一时期在同一问题上，海尔穆特·莱希尔特，一定程度上在KlausHartmann那里，研究的更为深入：“辩证叙述”的功能被克拉尔完全忽视了。
[]此文中译文已经由本文译者翻译，发表在《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8辑（年）。——译者注。
[]Th.W.Adorno,Sp?tkapitalismusoderIndustriegesellschaft?,.
[]J.Ritsert,WasistDialektik?,5.
[]MEGA2,AbteilungII,Bd.6,S.4.
[]MEGA2,AbteilungII,Bd.6,S.3.
[]MEGA2,AbteilungII,Bd,4.1,S..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46卷第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26（c）卷第页。
[]G.W.F.Hegel,Ph?nomenologiedesGeistes,69.
[]MEW,26.3,S.Fn.
[]S.Bailey,zit.N.26.3/.
[]Zit.N.26.3/.
[]G.W.F.Hegel,Ph?nomenologiedesGeistes,72f.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26（b）卷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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