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5月中旬的那几天，埃米莉·奥斯特(EmilyOster)呆在普罗维登斯的家中，每天要做的事就是辅导5岁和9岁的孩子学习，给本科生的研究论文评分，烤烤面包，修订她的第一本书，通过Zoom与他人共同主持布朗大学年健康秋季工作小组的工作。在处理这些事务的间歇，她会准备充足的咖啡，坐在笔记本电脑前，撰写一份名叫《父母数据》(ParentData)的时事通讯。她从几个月前就开始了这项工作，旨在追踪她多年来积累的研究对象—孕妇和新手父母的情况。刚开始，这本通讯起到的是指南作用，告诉读者如何根据数据做出决策，比如说婴儿侧睡和使用吸管杯。但是很快，所有事情都受制于这场疫情，这项工作也不例外。每天早上醒来，她都会看到收件箱里塞满了各种烦躁不安的问题:带孩子探望祖父母是否安全?是不是不能再和其他小朋友相约玩耍了?把孩子送回学校上学会有什么后果?
作为一名经济学教授，奥斯特通过将自己的学科工具运用到日常生活中，将事业发展得有声有色。她在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一61个经济学家的怀孕指南》(ExpectingBetter:WhytheConventionalPregnancyWisdomIsWrong—andWhatYouReallyNeedtoKnow)，这让她从学术界的无名之辈一跃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这本书对数据进行了深度挖掘，反驳了产科医生(包括她在孕期看的产科医生)发布的孕妇不能吃肉类熟食、不能吃寿司以及不能饮酒的一系列禁令。她写道:“经济学家的核心决策原则适用于任何地方，包括子宫。”
奥斯特和费尔夫妇将经济学原理运用在家庭生活中。采购食品的过程就是一堂机会成本课:时间很宝贵，因此莎伦会把购物清单传真给杂货店，而不会浪费时间在货架过道上走来走去。费尔会驳回孩子们要他转到排队较短的收费口的请求，理由是“没有套利条件”，其假设前提是，由于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进行优化，因此改善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在他们家里，女权主义不仅仅被讨论，还得到了践行。尽管莎伦的厨艺更好，夫妇俩还是轮流做晚餐，以此来证明这不仅仅是女人的工作。莎伦在结婚后没有更改姓氏，她和丈夫通过抛硬币的方式来决定埃米莉应该跟谁姓。莎伦告诉我:“这是为了让孩子反思父权制文化和社会的本质。”(艾米莉的两个弟弟一个跟随父姓，一个跟随母姓。)埃米莉是一个聪明、有进取心和喜欢发号施令的孩子，她发明了一种算法来解决六年级数学的二次公式问题。老师让她用手算的方式来重新做题。
最近的一个周一，和往常一样，奥斯特在凌晨5点被脚踝上的振动环叫醒。(设置定期闹钟会吵醒夏皮罗，他还要多睡一个小时。)她发送了一些电子邮件，给孩子们准备了一盘水果，然后出发去参加跑步俱乐部每周两次的田径训练。她在疫情期间重新捡起了这项运动—“这种感觉就像是中学时代的越野长跑，只是关节更加疼了”—现在她每天早上6点开始跑步，利用这个时间来思考。
就在同一天，奥斯特与一家软件公司和几个全国教育团体合作，扩大了她从夏季开始做的数据收集工作。到目前为止，这个显示全美学校疫情应对情况的数据可视化仪表盘NationalCovid-19SchoolResponseDashboard追踪了48个州的所学校，这些学校总共拥有52.8万名学生和5.4万名教职员工。在9月下半月，返校儿童(全日制或混合式)的确诊感染率为0.13%。员工的感染率是0.24%。这相当于一所有名学生和名员工的学校每两周有1.3名学生感染，每八周有一名员工感染。奥斯特正在努力确认这些模型—比如说，不要求戴口罩的学校是不是感染率更高?—还计划对各个学区发出警告，这样它们就可以调整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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