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
本名顾绛，字宁人，人称亭林先生，南直隶昆山人。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经学家、史地学家和音韵学家，与*宗羲、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著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音学五书》《韵补正》《金石文字记》《亭林诗集》等。
顾炎武在考察明朝的经济时发现了一个奇怪现象。他在《钱粮论》中说：“夫凶年而卖其妻子者，禹汤之世所不能无也；丰年而卖其妻子者，唐宋之季所未尝有也......今来关中，自鄠以西至于岐下，则岁甚登，谷甚多，而民且相率卖其妻子。”这说明，明朝经济出现了新的问题——在荒年之时，农民为了生存，不得不出售自己的妻子儿女；然而在丰年之时，这种现象依然存在着。按理来说，丰年之时，农民的收成很好，衣食温饱应该不成问题，为什么他们还是被迫出售自己的妻子呢？
其实，这种奇怪的现象在唐朝中期也有人提及过，例如李绅的《悯农》里就说：“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在统治者励精图治、劝课农桑的背景下，全国的大部分土地都得到了耕种，然而可怜的农夫却依然会因冻饿而死。
一边是统治者在朱门里歌颂功德、夸耀产量，另一边是老百姓挨冻受饿、抛妻弃子，说明这个国家的生产依然正常，但分配已经出现了重大的问题。如果我们不将目光从生产转向分配，就无法理解这种奇怪现象的成因。
相比于一穷二白的明初来说，在明末之时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户口数也迎来了高峰。然而，经济繁荣却掩盖不住阶层的撕裂，在分配不均的情况下，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解决不了社会问题了。无论是荒年还是丰年，老百姓都要遭受同样的苦难，他们已走投无路。那么这种分配问题究竟是如何造成的呢？顾炎武在《钱粮论》试图进行解答。
明朝人的经济学名著
01
封建社会的财富如何在各阶层间分配？
明朝的老百姓在丰年时依然一无所得，这说明他们在分配中处于不利的地位，而分配地位又是由生产关系来决定的，所以要想研究分配问题，我们得深入到经济基础中去，弄懂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
威廉·配第曾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在奴隶社会中，奴隶代表着劳动力，他们跟土地一样都归奴隶主所有，那时真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了。到了末期，随着井田制破坏，土地私有被广泛承认，奴隶们也通过获得部分土地而解放为农民。秦朝时就实行了“黔首自实田”，不再对劳动力进行直接的剥削，而是放任农民去耕种土地，再通过收租的方式来分配其所得。
但这并不意味着全天下的土地都被老百姓所分割，事实上封建统治者依然占有着大量的“官田”。相对于老百姓所分占的私田来说，官田的面积非常广大。官田依然需要老百姓来耕种，在最初的时候，朝廷规定每家每户的男丁都要服徭役——在官田上进行无偿耕种若干时日，并且不能分享劳动所得，称为“徭役地租”，属于公开的剥削形式。
后来，在农民服完徭役之后，如果因家庭人丁过多，私田不足以供给，那么官府还允许他们通过租用官田来进行耕种，待收成之后，将产品多数输送给官府，可以留下一部分供自己使用。其中，输送给官府的那部分产品就被称“租”；此外，官府对老百姓的私田产品也会进行部分征收，称为“税”。故而《金史·食货志》说：“官田曰租，私田曰税”，租与税属于隐蔽的剥削形式。
封建社会里，代表劳动力的农民与土地相结合，生产出产品。统治者里的宫廷、皇亲国戚、官僚贵族以及士大夫通过徭役、“租”与“税”的形式参与产品的分配，当他们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时，农民必然会越来越贫困。
02
从“征粮”到“征钱”的税制改革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这得益于稳定的经济基础和理想的社会结构。大唐建国之初，除了官田之外，将私田按人口来进行授予，然后再责令老百姓以租、庸、调的形式来回报朝廷。那时候的租税不以货币为形式，而是直接征收土产（粮）——从土地产品中征收粟、稻、绢、布、麻等。因此，农民不需要将农产品拿到集市上去卖以换取货币，然后再用货币来交租，而是将部分农产品当做租、税直接输送给官府，十分便利。初唐的徭役也很轻，规定“正役不过五十日”，故而农民在服完徭役后，还有时间去租用官田来耕种，每年按时交完规定的租税数额，剩下多少都归自己所有。
然而，在安史之乱后，朝廷连年用兵，导致国库枯竭，于是财利之说兴而聚敛之臣进。许多忠诚的奴才为了讨好宫廷，便极力唆使朝廷进行赋税改革，用两税法取代租庸调制，不再向百姓征收土产，而是要求“以钱为税”——将产品的销售环节转移给了农民，让他们去承担粮价波动所带来的风险，变“征粮”为“征钱”。因此《钱粮论》说：
“自三代以至于唐，所取于民者粟帛而已。自杨炎两税之法行，始改而征钱。”
这一税制改革在理论上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农民一辈子都生活在乡村，过着自给自足的日子，并不怎么需要钱币。况且土地只生出土产，并不产生货币。为了应对赋税，他们被迫将产品输送到城里去进行交易，承担农产品价格波动所带来的影响。在荒年时，产品歉收，农民为了交租税，只得变卖妻子；在丰年时，因产品过多，导致价格跌落，受“谷贱伤农”的影响，用很多的土产只能换到很少的货币，依然交不起租税，又得变卖妻子。
朝廷在名义上并不曾增加租税的数额，却通过盐铁官营垄断、禁止民间铸币、借商进奉、献助等*策来打压农产品价格，使物轻而钱重；简单的租税也变成了名目繁多的青苗钱、地头钱等等。聚敛之臣们精通经济学，他们打着税制改革的幌子来改变了过去的分配方式，使官府在不增税的情况下，通过控制物价来隐蔽地剥夺农民的收入。
当时的名臣陆贽就看出了其中的猫腻，他曾上书唐德宗，力斥两税法为害民之策，说：
“所供非所业，所业非所供，增价以市所无，减价以贸所有，耕织之力有限，而物价贵贱无常。”
唐朝中期的税制改革把实物地租改成了货币地租，让农民承担物价波动的风险。官府垄断了铸币权，可以通过增减货币的流通数量来左右物价。在名义上租税不曾增加，而实际上农民所分配到的产品已经越来越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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