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罗纳德·科斯
◎来源
人民论坛网（rmltwz）
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律学院官方网站于年9月2日发布消息称，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于当日去世，享年岁。科斯教授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产权理论的奠基人，其理论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影响深远，科斯生前曾对中国发出十大忠告：
一、必须去除所有加诸国企的特权，让私企得以自由竞争只要有自由竞争的环境，私企是非常懂得如何应对这些交易费用的。如今，私企最大的挑战是，他们仍然遭受着种类繁多的*策和*治歧视。他们很难进入资本市场，因为资本市场主要是由国有银行所控制。要抛开为私企设置的种种限制。只要私企(或任何企业)是依法运营，就该享有自由。如果一些经济行为体不遵守市场原则，市场经济就不会成功。必须去除所有加诸国企的特权，让私企得以自由竞争。二、*府参与土地交易导致腐败猖獗，必须将其自身排除在市场之外科斯：只要交易双方可以自由讨价还价并达成交易，那么市场行为就可以发生。中国的情况是，*府宣称了对土地的拥有权。国家必须允许土地的事实所有者——多数情况都是农民——进入市场。这样，国家可以通过收税在土地交易中获得很大利益；同时，为了自身利益，就必须将其自身排除在市场之外。中国在土地交易方面的所作所为，应该叫做单方面获取。这显然并不是市场行为。*府参与土地交易导致腐败猖獗，带来大量失去土地者的抵抗，这在中国已经被广泛报道。三、中国应打造一个自由的土地市场问：深圳发布了一个土地双轨制文件，允许深圳农村变卖集体所有的工业用地。你认为，这是否为中国土地*策提供了一个改革的方向？科斯：深圳的*策显然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中国是一个辽阔而多元化的国家。一种方法或许在一个地方能取得成功，但在其他地方可能就行不通。中央*府应该鼓励地方*府大胆尝试不同方法，打造一个自由的土地市场。四、在中国，教育和税收两项制度都加重了不平等科斯：不平等在任何自由市场经济中都不可避免。考虑到中国的庞大以及地区多样性，基尼系数高也在预料之中。争议的核心在于，导致不平等问题出现的中国市场经济，其深层问题是什么。比如教育和税收制度，在最发达国家都发挥着强有力的抑制不平等的作用。在中国，两项制度都加重了不平等。只要社会流动的大门是打开的，处于社会结构底层的人对自己的未来、自己孩子的未来有希望，那么不平等本身就并不是问题。五、中国的计划生育*策显然开错了药方，需要反思科斯：在发达国家，更替水平生育率被设置为，每位女性平均生育2.1个孩子。长远来看，独生子女*策并不可持续。另外，保证*策的实施过程，一向是高成本且充满暴力的。随着一个国家的富裕，女性也趋向于自愿降低生育率。今天没有必要来强制执行如此严苛的*策了。独生子女*策不仅削弱了中国劳动力数量，还降低了其质量。研究已经表明，独生子女*策实行之后出生的中国儿童，其社会技能被迫变低。当然，其影响也在经济之外有所体现。它在基本社会结构上，也严重削弱了家庭。六、“边缘革命”将私人企业家和市场的力量带回中国过去三十年来，中国发生的令人瞩目的市场转型。然而，不是中国*府，而是我们称之为的“边缘革命”，将私人企业家和市场的力量带回中国。饥荒中的农民发明了承包制；乡镇企业引进了农村工业化；个体户打开了城市私营经济之门；经济特区吸纳外商直接投资，开启劳动力市场。与国有企业相比，所有这些都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边缘力量”七、中国经济学者要从黑板经济学回到真实世界科斯：我相信经济增长的秘诀是分工，研究分工就必须考察真实世界。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我一直在呼吁我的同行们从黑板经济学回到真实世界。不过没有什么效果，我的同行们似乎不大愿意听我的劝告。中国有那么多优秀的年轻人，那么多优秀的经济学者，哪怕只有一少部分人去关心真实世界，去研究分工和生产的制度结构，就一定会改变经济学。我始终对中国寄予厚望！八、中国必须让其权力服从于法治科斯：人类社会到处都存在着腐败。过去50年间，我在芝加哥的家中，常常听到市*官员的腐败新闻。伊利诺伊州的两任州长现在都身陷牢狱。我的同胞、英国历史学家艾克顿公爵解释得很清楚：权力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如果*治体制是透明的，如果权力由法律来约束，如果任何权力的滥用都可以追溯责任(自由媒体和独立司法体制，因而是需要的)，那么腐败就不会威胁到秩序和稳定。科斯：不管是*治改革、法制改革，还是体制重建，叫法无所谓，中国必须让其权力服从于法治。九、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严重的缺陷：即缺乏思想市场“具备批判思想、愿意挑战权威，而又宽容、虚怀若谷的公众，是自由思想市场发展的沃土”中国没有理由比韩国、日本或美国缺少创意。只要中国开放思想市场，允许大学独立、自治，给私企以与国企同等的待遇，中国就会迅速在科技方面更上一层楼。如今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严重的缺陷：即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我收到过许多中国读者的来信。经常被问的是，“科斯教授，为什么没有中国科学家被授予诺贝尔奖？”对此，我真的无法回答。中国已故的物理学家钱学森也许提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答案，在与温家宝总理会面时，钱学森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大学在年后没有产生一个世界级的原创性思想家或有创见的科学家？”钱学森之问帮我回答了中国读者向我提出的问题。而就钱先生的问题，我却有个答案，那是因为中国缺乏一个开放的思想市场。开放、自由的思想市场不能防止错误思想或邪恶信念的产生。但历史已经表明，就这一方面来说，压制思想市场会遭致更坏的结果。一个运作良好的思想市场，培育宽容，这是一服有效的对偏见和自负的解*剂。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错误的思想很少能侵蚀社会的根基,威胁社会稳定。“钱学森之问”清晰表明，一个充满活力的思想市场不仅是学术卓越的一个先决条件，也是开放社会和自由经济不可缺少的道德和知识基础，没有这样的思想市场，人才的多样性必将枯竭。十、中国的奋斗就是全人类的奋斗！我是一个出生于年的老人，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和许多事情，深知中国前途远大，深知中国的奋斗就是全人类的奋斗！中国的经验对全人类非常重要！“我今年98岁，垂垂老矣，不知道还能够活多久，随时都可能离你们而去。希望在你们，希望在中国。我相信你们是不会让我失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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