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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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hjnbcbe - 2021/2/15 1:39:00

社会学系李康老师开设的“国外社会学学说(下)”是本学期的通识核心课程之一。李康老师译著颇丰,涉及现代、后现代领域的众多经典著作。今天博雅哥带来的文章就是他在年春以译者的身份接受“界面文化”的“新译者系列”访谈稿,特别致谢原采访记者和撰稿人张之琪。此处系根据记者原始稿件增删而成,与网上刊发版本相比,删去最后问答部分,恢复了前半部分许多内容。转刊于此,虽因原采访主题缘故有所偏重,亦可部分得见李康老师的求学治学成长轨迹。译者与学者的生涯相互交织亦相互塑造,一路摇摇滚滚,而又默默耕耘。

Vol..2

通识联播

以日常的劳作,摇摇滚滚

注定是这条“摇摇滚滚的路”

李康父母都是文革前毕业的工科大学生,学文科的他自觉难称书香门第。不过他日后做了那么多翻译,却有些“命中注定”。他从小喜欢看书,但家里除了少量文学名著,就只能找到《半月谈》《新华文摘》这类时*期刊,以及他央求订阅的《地理知识》(《中国国家地理》前身)和《百科知识》,喜欢胡乱搜集整理犄角旮旯的冷知识。初中考上杭州二中后因为体检被刷,上了杭州重机厂子弟中学,初一就拿了全校百科知识竞赛笔试第三,决赛一路夺冠。校门口宣传窗前三名合影里,两位高三瘦高个夹着圆圆脸笑咪咪的小胖子,效果奇绝。他还喜欢参加报纸上的百科知识竞赛,翻遍仅有的一部《辞海》和父母单位里的许多报纸,然后就跑到杭州解放路新华书店站着搜索资料,把填好的答案寄回报社。也没什么奖金,攒下的零用钱就去邮购《中国地图册》《中国行*区划简册》《辞海百科词条索引》等。小时这些癖好,或许促成了日后他乐此不疲查阅各种工具书补充译注的习惯。

初三时他借着父母单位集资办学进了二中,英语只能说在男生里不错。考大学那年局势特殊,高校文科减招,拿着北大表格的他第一志愿报了复旦英文系,但档案被退,据说患有小儿麻痹后遗症的他不符外事形象要求。“侥幸”他不在乡村寒门,父亲和教导主任一起去找招办,最后招生老师说只能调剂到社会学。父亲打电话问他,“这个东西挺危险,去不去?”他当时并不知社会学是啥,只是那时流行东西文化比较,也胡乱看过些文化哲学,写些随笔,就说“我去。”心里想起报名体检时医生问过他实力后安慰说:“这么好,杭大图书管理系应该可以。”

到了复旦社会学系,大小环境都很迷茫。也没老师和学长系统带着读书,只有同楼道一位著名学长叫渠敬东,于是多次爬过他住的上铺,找了些很高大上的书,什么李泽厚、萨特、塞利纳,左右厉觉不明。他就成天泡图书馆,各种哲学历史文学国关的概论通史一通乱翻,进行自我“通识教育”。学问自然谈不上,但日后翻译时至少知道哪些是该去翻查的专名、定译,对于别人译著里的硬伤也很敏感。“后来复旦图书馆经常低价处理海外捐赠的各种外文旧书,很便宜,大多是精装原版教材,三元一本(当时每学期父母给全部生活费四百),社会学概论、经济学原理、国际关系纲要、文化人类学导论什么的,前后买过几十本,大三大四时宿舍安静了,就在宿舍里一点点啃。”除了看书,还背单词。当时尚无新东方,未闻红宝书,他背的是章扬恕《分级词汇》,按词频每一千单词一级,他刷了五六遍,囫囵吞了二十级的枣,至少看见英文能猜中文。想都没想过留学,背单词不为考试,就是纯粹打发上课或开会时的大量疲乏时间。现在想来,时光只剩下一棵树。

第一次尝试翻译是为了完成作业。“当时有门课叫社会保障,我选的题目是比较欧美主要国家的社会福利*策,按说这题好大,我也找不到什么书,就在三十卷足本原版《大不列颠百科全书》里找到社会保障这个词条,几十大页从头到尾读下来,捡重点翻译、整理,交给老师时明说是词条编译出来的,顾东辉老师是我班主任,倒没说我抄袭,因为很多词条单拎出来就是很好的研究综述,这对我来说是很好的训练。”还有位教他理论的瞿铁鹏老师,经常会在课后大家都去吃饭了,和李康站在楼道里继续交流许久,并指导他去啃当时最前沿的吉登斯,他就硬啃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和半本《社会的构成》,那是他第一次读大部头的外文学术原著。

但是对于未来的道路,李康依旧完全混沌。大二和大三,他本着克服心理障碍的想法,相继参加并赢得了复旦演讲赛的优胜和辩论赛的团队亚*与个人最佳辩手。冠*法律系队中的两位对手,加上后加入的两位研究生,次年夏末赢下了名噪一时的“狮城舌战”。而在次年春天全校头两轮海选一对一辩论时,李康却在京参加北大研究生面试。其实他心里“根据经验”,自忖无望入选出国比赛,后来他看到电视转播实况,也明白自己确实不够那个舞台的实力。

图为李康老师在复旦大学就读时的留影

他想去的是另一个舞台,虽然它同样让他深觉实力太渣。大三后期开始他常常晚上坐在草坪上,看着半想象出来的“校园诗人和歌手”的生活,向往,也迷茫。他放弃留沪读研或接受父亲在杭州找的报社工作,想换个地方“寻找在学术上继续发展的可能性”。什么复习资料和信息也没有,自己瞎看,考了北大。在京高中同学探得初试成绩告诉他考了第三,第二是北大本系一个工作几年后考回来的实力派叫周飞舟,第一简直天外飞仙,人大社会学应届,比他俩高四五十分,叫李猛。于是他平生第一次给陌生人写信,“求问学习经验”。几天后的上午十点,他坐在总收发室台阶上读完了信息量极大的回信,大太阳底下呆坐良久。对方介绍了自己人大四年的重点读书领域和有待弥补的“短板”。简单,低调,但足以使李康明白,自己四年白过了。北方的未来一定会很艰辛,但也一定会很充实。

十年后李康已是“青椒”,顺利通过北大校内十一选三的英语面试,成为哈佛燕京访问学者,当面见到当年在新加坡担任辩论赛决赛评委的社长杜维明先生,当初的选择已可轻谈。

翻译处女作就选布迪厄

真是“吃了豹子胆”

来到北大的李康才真正开始学术性的读书。他坐在文科教研阅览室和西文新书阅览室里,边读边译地记下了鲍曼《后现代性的蕴示》、贝克《风险社会》、弗里斯比的齐美尔研究系列及身体社会学、文化社会学方面一些当代社会理论英文原著的阅读笔记。从小跟随到处现场设计施工的父母走南闯北的他,或许把无根的火车旅行铸成了自己的身体记忆,读着充满乡愁情怀的(后)现代性研究就仿佛在寻找家园,也在对齐美尔、福柯、戈夫曼、埃利亚斯、鲍曼等人著述的初步接触中,领略到被乔纳森·特纳式美国教材搞得寡淡无味的社会学理论之外的别样天地。这个没在本科的园子里成为文艺青年的学术青年,内心终究还是在走“一条摇摇滚滚的路”。当时还不会骑自行车的他,又靠着定期从北图(现国图)和歌德学院借书回来的室友李猛,接触到了日后令其迷醉的法国新史学。在导师孙立平的读书课上,在变宿舍为课室的“麻雀”读书小组上,他也分工翻译和报告了一些近现代农村基层*权和城市单位制方面的海外中国研究文献。那时没有电脑,读书笔记都是记在纸质笔记本上,无法轻松地反复修改,逼着李康事先揣摩英文长句的拆解、从句的倒装,落在纸上总得基本可读。

李康也零星接过几次老师介绍的有偿翻译校对,第一次接活当即去小卖店买了两沓四百字方格纸,同屋在午休,他拿个毛巾沾湿凉水绑头上,自黑说每写一页就心算已经赚了多少。两个月后,同样是午休时间,他就能一趟趟从当时还很兴旺的海淀图书城背回心仪已久的《莎士比亚全集》《前四史》《卡夫卡全集》《词话丛编》了。几年后读博士期间,他由于“生活所迫”,也给北外的翻译公司干过一阵,当时学术翻译稿酬才千字三十,而给公司干英译中千字,现金立取,还不用扣税。只是活儿很急,他去北外取完件,骑车奔回北大立刻开干,要以日均万字的速度完成任务,好在当时已有电脑。虽非署名学术翻译,似不必顾及声名,但公司有专家后期评估,错误多就没有下一次了。回忆那段日子,他觉得最庆幸的是对方见他颇具专业素养,给的任务基本还与本专业相关。

但这毕竟只是赚钱,学业才是正道。研一起他就尝试学术翻译,坐在阴冷的新书阅览室里,用稿纸译了几篇论文,后来有些发在《国外社会学》杂志上。硕士二年级时经李猛提议,他俩开始翻译第一本学术专著,布尔迪厄的《反思社会学导引》,出版时改名为《实践与反思》。“分工不按章,按小节,我译一三五,他译二四六,在纸上写,写完立刻相互校对,这样才能保证下一节的术语译法是统一的。关于术语应该怎么译,我俩可以立刻讨论,讨论完也未必有确定答案,译着译着可能发现之前译法不好,需要改,或者就算正确,但作者又搞出一个近义词需要区辨。但是拆句的习惯两个人差别就大了,需要反复调整。他觉得我爱生造新词,我觉得他有些东北方言表述。录入仅有的一台笔记本,打印出来,再校,校改完再互校,每一页都校改得密密麻麻。”李康觉得,今天许多译著是老师带着一堆学生分工做出来,且不论老师究竟能投入多少精力统稿校对,学生之间,或者即便是你前几章我后几章这样的分工模式,都无法保证全书术语统一、文气通畅。更何况,能有几个人做得到这样频繁、即时、完全不顾及情面的直爽交流?

这部翻译处女作后来在学界反响不错,有关知识分子、社会科学与转型改革的关系在当时大陆学界讨论甚多,而资本、惯习、场域等核心概念也影响广泛。“现在看来,我们两个新手上路就挑这本书来译,真是吃了豹子胆。这本书其实非常难,经常有一整段一个句号,四五行一个逗号,破折号层层叠叠,充满各种术语,都需要背景知识。但译的时候并没觉得它特别难,毕竟不是阿多诺、本雅明、拉康,只要义理通了,句子结构还是清楚的。李猛本身学养很好,我也乱读书,能在别人看来普通的词里发现术语,并知道去哪儿查。即使今天有了方便的网络检索,知识面也是社科译者应有的素质。”

开头若斯,此后一发不可收拾。他读博士后想专心读书,结果当时刚回国的王铭铭老师组织翻译吉登斯,他又和李猛以类似分工译了《社会的构成》。此书术语奇多,文笔枯燥,译时“生无可恋”,但它集吉登斯结构化理论之大成,引用率很高,付出也还有所回报。他还和李猛、渠敬东三人互译互校了《结构主义以来》,这本小书对于他是痛苦但值得的学习过程,“拉康那一章,译完了还是不懂。”同样艰辛的“掉发工程”是翻译韦伯研究权威施路赫特的一篇近十万字的“论文”,作品条分缕析,精微至极,远不像同期译的韦伯两篇演讲和布莱恩·特纳为《韦伯社会学文选》新版所撰序言来得酣畅淋漓,但很能磨练耐性,学术上更有获益。

图为《社会的构成》

博士期间和刚毕业那一两年,李康作为北大某个读书会(后因读福柯较多,被称为福柯读书小组)的成员,分担翻译了原定三联出版的四卷本《福柯文选》中的40篇文章(总计划约篇),短的三四千字,长的如《梦与存在》五万多字,全部经主编李猛校改完毕。可惜此文选至今未能问世,但那几年每周末集体读书或译校的时光却是自在而饱满。小组成员涵盖文史哲*法社,渊博与精深兼具,朴实共神敏齐飞,又有毫不骄矜的核心权威凝聚,译读效果很好,《无名者的生活》《什么是启蒙》等在网上传播甚广的福柯名篇,其实都该算集体译作。小组核心成员中,李猛、吴飞、赵晓力等译成的更多一些,而许多日后极少被提及的成员也分担完成了不少译稿,如方生、王宇洁、朱浒、张广生、汪庆华、彭冰、吕文江、潘星辉、汪洪波、张宇凌等。另外像朱苏力和臧棣老师也译过几篇。只是时移世易,像人大张旭这样继续还在读福柯的大概没有了。

不想主持,不会拒绝

那就老老实实填坑吧

福柯小组之外,毕业留校任教的他本该好好做研究,却仍然出于各种原因,陆续接手翻译。渠敬东那几年除了大力系统引介涂尔干的作品,也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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