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方法论的重构将是翻天覆地的大重构，将会彻底颠覆经济学的科学性需要模仿和皈依自然科学科学性的过时传统。以人为中心的新范式经济学将为科学本身带来更加绚丽多姿、灿烂无比的新未来
此次看到向松祚《新经济学》连载之四的标题时，像过电似的，即刻感到了身体中的一种异常：啊？超越实证经济学方法论？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巳经迫不及待了。
通篇读后，畅快淋漓是第一感觉。向松祚引经据典，旁征博引，穿梭自如，行如流水，让阅读既舒服又尽兴，实属难得。无论对经济学的入门者、还是深度研究者都会有深度的指引。值得所有经济学的爱好者来重新接受一遍经济学的洗礼。尤其对于那些准备读研或正在读研的研究生而言，向松祚的《新经济学》属于首选的必读之一，甚至只有唯一没有第一。因为，在当下的中国经济学界恐怕找不到如此热爱经济学基础议题的思考者和探索者了，很可能更找不到如此自愿投身这种比苦行憎还要祜燥无味的深度思考者了。
当然，通篇读后，除了跨领域、跨学科和跨时空的大尺度知识背景驰骋之外，向松祚关于“超越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的立论，还是令我陷入了深思和写作本期读后感评论的困惑之中。超越实证方法论？如何超越？又超越到哪里去呢？我首先立刻想到的就是“波菲利问题”。波菲利（Porphyry），一位新柏拉图主义者，著有一本小册子《导论》。由于以《亚利士多德范畴篇》为主线，波菲利在《亚里士多德范畴篇导论》中将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师徒思想的分歧归结为关于共相性质的如下三个问题：一是，共相是独立存在的实体，还是仅存于思想之中的？二是，如果共相是实体，那它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呢？三是，如果共相是无形的，它与可感物之间是分离的？还是存在于可感物之中？这三个问题统称“波菲利问题”。它引起了经院哲学时代的长期争论，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最终演变为著名的“唯名论”和“唯实论”之争。故，向松祚的《新经济学》连载之四关于超越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的论述，着实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一个欲掀翻整个西方哲学建构殿堂的呐喊！
第二个立刻让我想到的问题是：数学是科学吗？换言之，无论此题答案如何，向松祚借“超越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的追问和主张都巳经无法不触碰“科学是什么”的议题了。无疑，从追究实证方法论的源头及其发展路径至“肇始于培根和伽里略的实验科学，经过休谟、康德和马赫的哲理思辨，到19世纪后期蔚然大观，20世纪的哲学大家如卡尔纳普等人再接再厉，实证科学方法论遂成为不可撼动的唯一科学方法论”，到“20世纪以来，库恩、卡尔纳普、波普尔、内格尔等人的工作加深了人们对科学哲学和方法论逻辑的认识，几乎所有科学家一致认同科学的主要目的或唯一目的是解释现象，舍此别无其他。即使科学有其他目的，也是衍生的或非本质的目的。解释现象是科学家的职业和本分”，向松祚探索了经济学界无人胆敢挑战的终极问题之长征新世界。
伴随科学真理观向科学证伪观之“什么是科学”议题的华丽转身，向松祚仍然坚持探究“超越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的思考境界到底剑指何方呢？无疑，波普尔的证伪科学观有两个指向：实证证伪和逻辑证伪。难道说，向松祚的“超越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系暗指经济学的方法论应该摆脱“实证证伪”而走向“逻辑证伪”了吗？难道说，向松祚在面对“波菲利问题”时巳经偏好于“唯名论”优于“唯实论”了吗？难道说，向松祚对“数学”的存在性偏好要胜于“实证科学”的存在性偏好吗？随此追问，我们不难发现，向松祚没有纠缠于此，当然也没有执着于此，而是换轨到“科学的目的性”议题，并由此引出了张五常先生对向松祚的影响：解释性科学。“张五常教授所提出的经济解释为经济学研究奠定了一个基本的方法论规范，独树一帜，别开生面，令人耳目一新，启发良多。他毕生致力于解释丰富多样的经济现象，提出众多有趣的理论假说，趣味盎然，灵感四射”。那么，是否向松祚的“超越实证经济学方法论”就是奔向“解释经济学方法论”的呢？向松祚接下来的论述道：“现代实证经济学方法论本质上与物理学或自然科学的方法论相同。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以弗里德曼、张五常的阐释最为明确。二位大师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有一个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要求，那就是任何经济学理论都必须能够接受可观察事实的检验或验证”。啊？这种陈述难道不是“经济学实证方法论”的彻底回归吗？
向松祚虚晃一枪之后又接续道：“科斯首先对这个论断提出质疑。科斯的论文《经济学家如何选择》十分精彩，他以20世纪经济学三大重要理论被学界接受的历史过程为例，证明弗里德曼—张五常式的实证科学方法论并不符合思想史的实际历史。科斯引以为例的三大理论分别是凯恩斯《通论》所开创的宏观经济理论，哈耶克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货币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以及琼·罗宾逊的不完全竞争理论和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理论。科斯以亲身经历证明，这三大理论刚刚提出就得到学界的普遍接受和欢迎，学界似乎根本就不关心这些理论是否经受住了可观察事实的验证”。
那么，向松祚手中的思想利剑到底意欲何方呢？猜想中的答案便是：“真理的终极标准：美与真”。因为，在这个标题下，向松祚给出了饱满且热情的论证与赞誉而没有新的转折与反驳。至此，向松祚借连载四意欲实现的超越，终于露出了自己的庐山真面目。
当然，向松祚并没有简单地停留在“美与真”之被认为超越了经济学实证方法论之上更先进方法论的境界止步不前。相反，向松祚借机继续大踏步地向前飞跃：“易言之，我们若要改变和创新经济学，最佳出发点就是重新或者从一个新的角度来剖析和认知人性的本质。流动性、风险、不确定性、利率的本质在人性；消费和投资行为的本质在人性；预期、愿景、意志和决心是人性；所谓“动物精神”、非理性情绪、牛群跟风行为是人性；全融危机的本质和规律必须从人性的本质和规律去寻找；货币和流动性的本质和规律必须从人性的本质和规律去寻找；经济增长的本质和规律也必须从人性的本质和规律去寻找。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大师米塞斯著有《人的行为》一书，该书试图从一般人类行为学的角度来重构经济学，本质上就是希望从人性本质和规律推导出人类经济体系和经济活动的内在规律”。万变不离其宗，向松祚还是回到了自己所感悟到的新方法论方向上了：人本经济学或人学经济学。
毋庸置疑，向松祚在新范式经济学的方法论领域立场鲜明地坚持“人中心化的方法论”是超前整个经济学界和这个时代的，是一种勇气过人的探索者呐喊。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可以将人中心化到新范式经济学的方法论中心呢？无疑，这将是异常无比的巨大挑战。毕竟，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代就开启的“波菲利问题”以降，到科学从真理观向证伪观的波普尔转型，再到人类学疑难和本体论的没落，要想找到有效的方法论实现将“人中心化纳入到经济学的新范式方法论”中，是一件比倡议如此的道路更加负有挑战的使命。幸好，向松祚巳经在这条探险路上成为了灯塔式的开拓者。
无论如何，向松祚不是孤独者。前有奥地利学派关于个体行为分析的越界拓展（超越双边交换的经济分析），后有“人本中心化的广义交换原理”和“人本中心化的广义价格理论”。从新古典分析范式的“价值免谈禁区”到新范式经济学关于“价值判断中心化”回归的彻底重构，主流经济学的实证方法论和科学观确实都面临了无法不被全面超越的历史大趋势。重要的是，经济学方法论的重构将是翻天覆地的大重构，将会彻底颠覆经济学的科学性需要模仿和皈依自然科学科学性的过时传统。以人为中心的新范式经济学将为科学本身带来更加绚丽多姿、灿烂无比的新未来。
本文刊发于《国际融资》杂志.12月刊，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广东共赢经济学研究院院长、高级研究员，共赢经济学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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