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荣*丨*治经济学批判的双重视阈及其现实意义
刘荣*◆文
摘要：马克思*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视阈、问题意识与理论主题，就是对现代社会的经济本性与*治本性的历史唯物主义考察。在现代经济社会意义上，马克思科学地阐述了财富生产和财富分配的关系问题，批判了“把生产当作永恒真理来论述而把历史限制在分配范围之内”的观点的非历史性、反历史性本质；在现代*治社会意义上，马克思辩证地揭示了*治国家向社会国家的转型问题，从民权（民主）问题（权的问题）与民生问题（利的问题）的统一中阐述了国家向社会回归的历史必然性。从马克思*治经济学批判的双重视阈来反思当代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进步，我们必须科学合理而稳妥地解决好经济上的市场化与再分配和*治上的反腐败与制度化这两个核心问题。关键词：*治经济学批判现代社会市场经济社会国家市场化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在欧美、中国和全球刮起了一场旋风。在这部著作中，皮凯蒂根据全球20多个主要发达国家近年的历史大数据，对比了各个国家资本收益率和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变化趋势，表明了市场经济自身无法消除财富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从而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结论提出了富有颠覆性的挑战。值得注意的是，皮凯蒂的著作不仅直接借用了《资本论》这样的敏感称谓，而且提出了研究分配问题必须从“经济科学”回归“*治经济学”传统、防范“遗产型资本主义”必须运用*府税收建设“社会国家”的基本观点。面对各种亦褒亦贬的评论，特别是面对西方主流经济学与社会学企图通过“抹红”皮凯蒂经济理论来“抹黑”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理论意图，我们有必要对《21世纪资本论》和《资本论》的理论主题进行比对，从根本上还原马克思*治经济学批判中所蕴含着的社会*治哲学的发展主题，从而突显马克思*治经济学批判的哲学意义及其对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现实意义。一、*治经济学批判与现代社会的双重视阈众所周知，马克思不仅将其一生的重要著作命名为《资本论》，而且还给它起了一个副标题“*治经济学批判”。对马克思来说，“*治经济学批判”所指称的，既是一种方法论批判，也是一种主题性批判，正如马克思所说：“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但是要达到这一点，只有用我的方法，……用雅科布·格林的方法不可能达到这一点，他的方法一般地比较适用于那些不是辩证地分解了的整体的著作。”[1]格林的方法，就是格林在日耳曼学方面广泛使用的归纳历史比较法；马克思的方法，就是他在《*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的具体与抽象相统一、逻辑与历史相结合的整体性研究方法。在马克思看来，格林的归纳历史比较法也是一种整体性研究方法，但是这种方法的优点同时就是它的缺点：它能够忠实地把收集到的东西整理成文字，因而有利于历史资料的收集与整理，但却仅仅适用于那些“不是辩证地分解了的整体性的著作”。对于类似《资本论》这样的“辩证地分解了的整体的著作”来说，要想了解其中的真谛，显然只能使用马克思自己的方法，即具体与抽象相统一、逻辑与历史相结合的整体性研究方法。那么，隐含在这种整体性方法论批判背后的主题性批判又是什么呢？我认为就是马克思对现代社会发展主题的历史呈现与逻辑揭示。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论》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2]10。显然，这里所说的“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不能只从“现代经济学”或“经济学原理”这样的“知性科学的经济学”出发进行简单、片面、机械的理解，而必须将之放到“*治经济学批判”这样的“艺术的整体”、“辩证地分解了的整体”中来理解，才能逻辑与历史地把握以资本为建制的现代社会的发展主题：即如何处理经济社会（市民社会）与*治社会（*治国家）的关系问题。一方面，现代社会作为一种经济社会，一种以现代分工和交换体系为支撑的发达的市场经济社会，它有着自身的经济内容或财富生产的内容，因而应该以国民财富和私人财富的大力生产与合理分配为核心问题；另一方面，现代社会作为一种*治社会，一种以*治国家和民族国家为表现的高效的民主*治社会，它有着自身的*治内容或国家权力的内容，因而应该以*治权威和法律权威的正当建构为核心问题。显然，在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经济社会与*治社会这两个方面既是高度分离的，又是相互依存的，它们之间构成了一种既离异、排斥与对抗又同构、互动与共生的关系。而正是经济社会与*治社会之间这种非常奇特而矛盾的辩证关系，构成了现代社会发展的两个基本视阈。正如马克思所说：“工业以至于整个财富领域对*治领域的关系，是现代主要问题之一。”[3]显然，对财富领域与*治领域、经济社会与*治社会、市民社会与*治国家这两个现代社会发展的基本视阈及其相互关系的本质揭示，构成了马克思*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主题。进一步说，马克思所以能够揭示出现代社会发展的这两个基本视阈，就是因为他在对近代市民社会理论和社会*治哲学的继承与发展中紧紧抓住了近现代社会发展的更深层次的问题：“国家的起源和国家同市民社会的关系”[4]。就此来说，欧洲的近代社会虽然是以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为开端的，但它的问题形态自始至终却是财富领域与*治领域、经济社会与*治社会的关系问题，即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市民社会从*治国家中生成并与之分离的问题。正如马克思所说：“市民社会”是在“16世纪以来就作了准备、而在18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5]22。以此来看，近代之初的思想家从探讨*治国家在*治、法律和道德上的合法性起源与正当性基础来创制他们的思想体系就成了一种必然选择：马基雅维利追求的是强力“君主论”意志下的国家力量，霍布斯追求的是强大“利维坦”外衣下的个人自由。他们两个作为近代社会*治哲学的开创者，其最大的贡献就是把社会国家问题从宗教神学的道德人格中解放了出来，完成了用人的眼光考察国家问题的视角转换。在此基础上，洛克把“财产权”确立为全部社会和国家治理的起点，提出了个人财产是个人自由、社会契约和国家权力的理论基础，奠定了现代西方*治哲学赖以发展的两个理论渊源：其一，劳动是个人拥有财产的源头和理据；其二，约法或同意是*府权力的基础和界限。洛克之后的18世纪，现代社会的发展主题被一分为二了：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和英国古典*治经济学发展了洛克思想的前一方面的内容，探讨了现代社会的财富领域或经济社会一维，法国启蒙思想和*治哲学则发展了洛克思想的后一方面的内容，探讨了现代社会的*治领域或*治社会一维。而现代社会发展主题的这种两分显然是由英法当时的社会背景及其历史任务决定了的。对于英国人来说，他们面对的是一个资产阶级*治革命业已完成、工业革命正待开展的“新社会”国家，所以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如何看待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如何促进国民财富和私人财富的生产与创造；而对于法国人来说，他们面对的是一个资本主义工商业有了一定程度发展但特权思想和等级观念根深蒂固、绝对君权堵塞了宣泄社会不满的通道而且正在由盛转衰的“旧制度”国家，因此他们把理论重心转向了如何促进国家制度与法律体系的现代建构、如何保障公民的*治权利与社会平等。表面上看，现代社会发展的两个基本视阈被分解或肢解成了两个相互独立的问题，但从根本上来看，这两个方面其实仍然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里唯一不同的是：在英国，是财富领域的显性视阈下隐含着它的*治社会的隐性视阈，即如何建立一个保障财富创造和市民经济社会的持续繁荣的正当的国家权威和法律权威的问题；而在法国，则是*治社会的显性视阈下潜藏着它的经济社会的隐性视阈，即如何提供一种*治权威和法律权威来保障每个社会成员的合法权利，从而促进他们在经济自由、*治平等乃至社会权利方面的相互协调。就此来说，正是得益于18世纪英法思想家对现代社会发展这两个基本视阈的分别看待，才使得深谙历史辩证法的黑格尔在深入反思英国产业革命和法国*治革命这双元革命的历史经验后，建构了一种以“国家的普遍性”超越“市民社会的特殊性”的社会*治哲学，即“惟一与正式的当代现实保持在同等水平上”的“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3]。如此来看，马克思的*治经济学批判，作为对现代社会的一种主题性批判，它在直接的意义上是对黑格尔法哲学和国家哲学的批判与继承，但在间接的意义上则是对黑格尔所承继的近代思想家关于财富领域与*治领域、经济社会与*治社会关系问题的批判与继承。这种继承与批判决定了马克思*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视阈、问题意识与理论主题，就是对现代社会的经济本性与*治本性的社会制度基础考察，就是对财富领域与*治领域、经济社会与*治社会、市民社会与*治国家这两个现代社会发展的基本视阈及其相互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考察。就此来说，马克思*治经济学批判作为一种“艺术的整体”，就是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2]8，来实现它对现代国家制度进行哲学分析与经济学批判，从而实现“为消灭国家和市民社会而斗争”[6]的历史使命；而马克思之所以要对现代国家制度进行一种*治经济学批判，就是因为它看到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可以从“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角度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2]10的本质特征。正如列宁所正确理解的那样：“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7]以*治经济学批判的两个基本视阈来审视皮凯蒂对经济学的学科定位，他无疑正确地看到了“*治经济学”相对于“经济科学”所具有的真正“社会科学”意义，即“*治和历史经济学”的意义：“经济科学”这一“极端傲慢”的表述“暗示经济学获得了比其他社会科学更高的科学地位”，而“*治经济学”这一“可能显得有些过时”的表述则“传递了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惟一区别：其*治、规范和道德目的”[8]－。显然，正是得益于这方面的发现，皮凯蒂果断地摒弃了西方主流经济学“不惜牺牲历史研究，牺牲与其他社会科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而盲目地追求数学模型、追求纯理论的、高度理想化的推测”的“幼稚的做法”[8]33，主张现代经济学应当重新回归*治经济学的理论传统，强调*治经济学内在地包含着道德和公共*策的*治含义。就此来说，皮凯蒂确实把握住了马克思*治经济学批判所具有的主题性批判和方法论批判这两个相得益彰的真实意蕴。正因此，尽管皮凯蒂一再澄清自己与马克思的关系，但他的《21世纪资本论》作为一部既是“经济学作品”又是“历史学作品”的事实，还是让那些保守派势力感到恐惧，一再将其划入“马克思主义者”的阵营而进行谴责与批评。这恰恰说明，*治经济学批判作为马克思思想中具有本质穿透性和整体构成性的核心部分，在今天仍然具有无比强大的理论生命力与现实批判性。二、现代经济社会与财富生产和财富分配的关系在《21世纪资本论》中，皮凯蒂所做的最主要的贡献就是运用大量翔实的历史数据，描绘了全球20多个主要发达国家自工业革命以来的收入及财富分配的历史，分析了这些国家资本收益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变化趋势，从而梳理出了一部“关于财富及其分配不平等所引发的社会、*治和文化矛盾的历史”[8]中文版自序第5－6页。在皮凯蒂看来，正是资本收益率持续高于经济增长率的发展事实，构成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社会根源，不仅带来了收入分配的不均等和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而且极有可能使21世纪的资本主义重新倒退回19世纪的“承袭制资本主义”。由此出发，皮凯蒂根据“现代经济增长与信息传播虽然规避了马克思理论演进结果的发生，但是并未改变资本深层结构与社会不平等的现实”[8]1－2的经验推测，提出了“把分配问题重新置于经济分析的核心”[8]16的理论命题。乍然一看，皮凯蒂的结论有理有据，不仅反映了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社会现实，而且体现了马克思*治经济学的批判精神。但是仔细考究，就会发现皮凯蒂的结论与马克思之间存在细微的然而却是本质性的差别：*治经济学的根本问题究竟是财富生产问题还是财富分配问题。这既是我们考察皮凯蒂与马克思经济理论之异同的立脚点，也是检验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从总体上看，马克思《资本论》的整个逻辑，就是以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为基础，通过再生产理论剖析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从而阐述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在这里，无论是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这个基础，还是资本积累理论这个结论，都必须通过再生产理论这个桥梁才能够有机地衍接起来、贯通起来。因此，再生产理论就成了揭示资本主义积累规律及其发展趋势的核心理论。在马克思看来，任何形式的社会再生产都包括物质财富再生产和生产关系再生产两个方面，前者是“物质内容”，后者是“社会形式”，它决定着前者究竟是“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而进行”[4]的，因而决定着前者的社会性质与历史阶段。具体到“现代资产阶级生产”这个“本题”，资本主义再生产就是以物质财富再生产为依托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生产出物质的产品，而且不断地再生产出产品在其中生产出来的那种生产关系，因而也不断地再生产出相应的分配关系”[9]；“这种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实际上是这个过程的比其物质结果更为重要的结果”[5]。生产关系再生产所以比物质财富再生产更为重要，不仅因为它从根本上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维系”和“延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过程，是借助于财富再生产的一切要素而“生产”并“创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程，而且还因为它从辩证否定的意义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矛盾性”与“悖谬性”，即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必须是“本身不停顿的运动过程”。它一旦失去了“再生产”与“新生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动力和能力，必然会被新的社会形态所“否定”。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4]然而吊诡的是，随着资本主义的日益发展，以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为绝对规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为旋转轴心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却日益变得“太狭窄了”，它不仅“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4]，而且直接产生出既制约着资本积累又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的资本主义积累规律：“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2]－。更为吊诡的是，这种资本主义积累规律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产生出了它所无法根绝的财富生产的对抗性质和财富占有的极化表现，另一方面却推动着资本“发展社会劳动的生产力”，从而“不自觉地创造着一种更高级的生产形式的物质条件”[9]。正是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创造财富的方式”上所具有的“狭隘的历史发展阶段”和“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这种“狭隘本性”，马克思才有理有据地批判了资本主义不是什么天然合理的社会制度，而是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的产物的社会生产组织制度。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生产力的发展中遇到一种同财富生产本身无关的限制；而这种特有的限制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局限性和它的仅仅历史的、过渡的性质；证明了它不是财富生产的绝对的生产方式，反而在一定阶段上同财富的进一步发展发生冲突。”[9]对于马克思来说，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物质财富再生产和生产关系再生产方面的根本症结，从“生产是总体”出发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就成了他的*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主题。在马克思看来，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运行过程是由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环节构成的一个“生产的总体”，各个环节之间密切联系、共同制约，分配仅仅是其中一个环节。如果把分配从“生产的整体”中抽离出来进行孤立的、单独的研究，那就根本无法得出科学的历史结论。正因为马克思在《〈*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资本论》中对“生产与分配”和“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进行了辩证唯物主义阐述，提出了“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只是表现为生产要素的背面”[9]36、“一定的分配关系只是历史地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9]的科学结论，所以他能够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拉萨尔主义所鼓吹的“分配方式决定正义”的“分配决定论”进行淋漓尽致的批判。马克思认为，当着拉萨尔等人把分配问题确定为德国无产阶级**的中心任务时，他们显然没有认识到“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的科学结论，因而采取了“在所谓分配问题上大做文章并把重点放在它上面”的“根本错误的”观点；这些“庸俗的社会主义者”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把分配看成并解释成一种不依赖于生产方式的东西，从而把社会主义描写为主要是围绕着分配兜圈子”。马克思讽刺他们说：“既然真实的关系早已弄清楚了，为什么又要开倒车呢？”[10]－在马克思看来，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的分配正义问题，就必须彻底改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改变人们在生产要素分配上的不平等地位。正如日本学者田中孝一所正确理解的那样：“马克思之所以如此重视生产的一个原因是，他批判持乐观态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因为其否定生产方式的历史可变性，在把生产看做是不变的自然性的前提下，认为只要改善分配就可以解决问题。马克思认为只要不改变生产状态就不可能真正解决分配问题。资本主义不进行变革，就无法实现分配的正义。”[11]从一定意义上说，正因为领悟到了生产与分配之间的这种历史辩证法，马克思才从根本上揭露了那些“不是把生产而是把分配说成现代经济学的本题”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生产当作永恒真理来论述而把历史限制在分配范围之内”[5]38的非历史性、反历史性本质。然而现在，当皮凯蒂提出要“把分配问题重新置于经济分析的核心”时，这就说明被马克思批判过的分配决定论的思想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在这里，皮凯蒂强调要把分配问题“重新置于”经济分析的核心，显然是相对于19世纪曾经将分配置于经济分析的核心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庸俗社会主义者”而言的。毫无疑问，皮凯蒂通过历史资料的分析不仅看到了21世纪初期与整个19世纪财富分配和收入不平等问题上所面临的共同的社会处境，而且抓住了资本收益率在大多数时期都高于经济增长率这个新的强大的经济决定机制，揭示了资本收入的不平等总是大于劳动收入的不平等、大资本的收益率总是高于小资本的收益率这样两个经济事实，因而重新唤起了人们对于财富分配以及与此相关的公平与效率这个古老话题的讨论。但是同样毫无疑问，皮凯蒂的数据分析实际上只是用历史资料进一步证明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的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尽管他并没有完全认识到他所揭示的资本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长率的规律与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积累规律与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之间的内在一致性。在这里，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理解皮凯蒂提出的“资本收入不平等”与“劳动收入不平等”的问题。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尽管皮凯蒂和马克思一样，采用的都是资本和劳动二元结构的分析方法，认为财富分配包括了“要素”分配（所有生产要素都可以被抽象成资本和劳动力两个实体）和“个体”分配（所有收入都可以被划分成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两个方面）这两个“现实中”“都非常重要”因而必须“同时分析”才能“完全理解分配问题”的基本维度[8]40，但是，皮凯蒂对“资本”的界定却与马克思存在着本质的差异。在《21世纪资本论》中，皮凯蒂没有把“资本”定义为“只有直接用于生产过程的那部分财富”（即用于剥削劳动力的生产资料或剥削工具），而是定义为“能够划分所有权、可在市场中交换的非人力资产的总和”即既包括“所有形式的不动产”又包括“公司和*府机构所使用的金融资本和专业资本”的广义的财富概念[8]46－48。在皮凯蒂看来，资本和劳动力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两个基本要素，虽然都可以被用于生产并分享产出的收益，但二者之间的区别却是明显的：资本可以买入、卖出和拥有，从理论上讲可以无限积累，而劳动力则是个人能力的使用，它可以获得报酬，但是却既不能“被另一个人所有”也不能“在市场中永久交易”。这样，作为排除了“人力资本”的“非人力资本”，皮凯蒂的“资本”概念就成了与“财富”概念含义完全相同的“存量”概念。然而，皮凯蒂没有意识到，正是这个他认为“不用严格地区分财富与资本”的“更为简单”的做法，却在悄然无声中用“财富分配的不平等”这个看上去更现实、更直接的分配正义问题取代了“生产资料占有上的不平等”这个马克思*治经济学批判的更根本、更基础的生产正义问题。就是说，当着皮凯蒂将资本与财富相互等同而将所有收入都划分成资本收入（财富收入）和劳动收入这两个方面并且认为前者既包括投资收入又包括继承财富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他不可能对资本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长率这个他认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根源而其实是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积累规律与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在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具体化和深化表现的发展规律作出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解释，这也使得他对资本主义不平等的理解更多地停留在历史描述的水平上，使得他对资本主义两个基本定律的揭示仅仅成了统计学意义上的描述性规律，而不是在马克思*治经济学批判意义上对资本主义发展规律及其历史趋势的科学分析与本质揭示。而皮凯蒂对分配问题的这种重新认识并没有完全逸出马克思*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背后，隐含着他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价值承诺与理论立场：皮凯蒂只是重复了他的法国前辈、当年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蒲鲁东所提出的保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改变资本主义分配方式的社会设想。他的理论意图恰恰是通过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收入不平等的揭示而引起这些国家对这一问题的正视，以求能够通过对分配不平等的*治干预消解资本收益率大大超过经济增长率的发展水平可能导致的“有违现代民主社会最为根本的精英价值观和社会公正原则”[8]28。正因此，皮凯蒂认为，他的结论既不像库兹涅茨的“良性资本主义”那般乐观，也不像马克思的“永恒分化原则”那样“具有灾难性”，而是从资本主义既定的经济制度和社会框架基础上提出了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结论：“如果我们想要重新控制资本主义，就必须把*注押到民主上”[8]、“民主可以重新控制资本主义并且保证公众利益高于个人利益”[8]2。显然，无论如何，皮凯蒂都没有达到马克思那样的理论视野和理论深度：从资本是物又不是物的二重性辩证图式（一方面，资本是剥削劳动力的生产资料或剥削工具；另一方面，“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8]）出发，对“现代资产阶级生产”这个“本题”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和*治经济学批判，“彻底弄清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揭示了在现代社会内，在现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是怎样进行的”[10]，从而科学地阐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由何而来”、“因何而在”、“向何而去”的历史哲学。当然，不是十分严谨、不是十分科学的东西并不一定就是完全错误的、没有意义的东西。皮凯蒂对分配问题的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