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绍东,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治经济学学会理事、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湖北省“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理论导师、湖北省“楚天学者”。
"序环顾当下,无论是大学校园,还是社会职场,经济学都已然成为一门“显学”。高校经济学专业的招生总是吸引了无数的目光,各行各业的职场人士普遍热衷于学习经济学入门知识,这更是使经济学成为“大众情人”了。近期,李**教授出版的新著——《经济学基础》,犹如一缕甘泉,为喧嚣火热的经济学界带来了丝丝清凉。
图为李**教授新书《经济学基础》
与大部分“经济学原理”、“经济学入门”教材将研究对象定位为一般性的“资源配置”不同(即在生产可能性约束条件下的资源配置最优化问题),**教授深刻地指出:“学习经济学的目的是理解资本主义”。在我看来,这与马克思界定的经济学研究对象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就曾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是一般和特殊的结合,而特殊性正是使得某种生产方式与其他生产方式区别开来的关键属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学基础》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资本主义”进行了三个方面的拓展,一是“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理念”,二是经济制度,三是经济运行。对研究对象作如此界定,使《经济学基础》有别于大部分所谓主流经济学只研究“经济运行”的做法,让“理念”和“制度”回归经济学,让“特殊的以太”成为“普照的光”,善莫大焉!
“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不仅在研究对象问题上,《经济学基础》在经济学研究方法上也提出了独到的看法。西方经济学一般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大组成部分,《经济学基础》独辟蹊径地从方法论视角对二者进行了区分:微观经济学借助了个人主义和经济理性假设的方法论,而整体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假设奠定了宏观经济学的思想基础。然而,可道之道,非常道;可名之名,非常名。
方法论上的巨大差异,使得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之间形成了巨大鸿沟,而从目前来看,这条鸿沟还没有被有效弥合,换言之,正是由于微观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缺陷“催生”了宏观经济学。也正因为如此,经济学者们孜孜不倦地为宏观经济学寻找“微观基础”。
十分有趣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倒是可以为这项工作提供不少借鉴,因为它总是从制度演进的宏大线索中探索个人活动的规律,但同时也着力避免机械地理解经济人的行为,正如马克思所说,“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
《经济学基础》的素材资料极为丰富,在这本精炼的教材中,**教授旁征博引,中西文化、古今史料、诗词歌赋信手拈来,涉猎的领域不仅涵盖经济学、社会学、*治学、历史学、文学等人文社会科学,还涉及大量自然科学的内容。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无论是在内容还是方法论上,《经济学基础》都显得那么卓尔不群。我想,这与李**教授宽广的学术视野、包容的研究理念以及严谨的治学态度都是分不开的。
更为难得的是,尽管《经济学基础》研究的是资本主义,但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教授浓浓的家国情怀。正如**教授所言,不了解资本主义,就不能真正理解中国的近现代史,甚至不理解人民英雄纪念碑中的“人民英雄”究竟是谁。毛泽东曾提出,如果不是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那么,近代中国也有可能自发地走向“资本主义”。但是,也正因为资本主义列强把中国变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梦想”就彻底破灭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虎门销烟、金田起义、武昌起义、五四运动,正是代表了近代中国的仁人志士们前赴后继、救亡图存的种种努力。但是,只有当中国共产*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才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才有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五卅运动、南昌起义、抗日游击战和胜利渡长江。
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道德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辩,《经济学基础》无疑具备了这其中的多种功能,而集中到一点,**教授反复强调了这样一个道理:无论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征途中,还是构建反映中国经济建设实践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过程中,把历史经验、西方理论和中国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才能走出一条饱含中国智慧、彰显中国气质、坚定中国自信的发展道路。正因为此,读罢《经济学基础》,我不禁感概,尽管**教授并没有讲授“思*课程”,但无疑已经取得了“课程思*”的绝佳效果。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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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郑琪川审核:贺刚任倩韩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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