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格拉周期、基钦周期、康德拉捷夫周期、熊彼特周期……”最近，券商界关于“新周期”到底来没来的争议霸屏舆论场。
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这些个用外国姓氏命名的周期理论看起来都很酷，但为什么主流的宏观经济学里并没有相关的讨论？
这个故事，要从两百年前说起。
一
19世纪初的欧洲，正处于古典经济学时代。年，法国经济学家萨伊绘制了一副“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的美好图景，认为经济中不会有生产过剩，也不会有需求不足，这就是著名的“萨伊定律”。
但理论刚提出就被打脸：次年经济崩溃来了。年的危机从法国蔓延至整个西欧。但，大家都认为这只是场意外。只是没想到的是，之后“意外”反复出现：，，，，，……没完没了……
既然经济不会生病，那么这些危机是从哪里来的？最初，大家都认为是人为因素，比如*策失误、商业激进、外国的恶意竞争等等。
事后看，这么解释显然不妥当。但人类的本能就是把成就归功于自身努力，而把失败归咎于外部因素。这就像我们现在都知道人是不可避免会生病的，但古人却更愿意相信生病是因为某种神秘的外部力量。比如孔子生病了，子路请祈*神；汉武帝生病了，怀疑太子下蛊；欧洲瘟疫了，就火烧女巫。
最近被反复提及的朱格拉，虽然主业是医生，却成为最早引领经济研究认知升级、走出“巫蛊时代”的启明星。
年，他基于对英法美三国统计资料的研究，提出了“萧条的唯一原因是繁荣”这一著名诊断，指出经济危机决不是一个突发灾害打断了经济的正常运行，而是始终自动发生的“繁荣-危机-萧条”循环周期的一部分。
由此，朱格拉推翻了经济“生病”是因为“恶*作祟”的传统观点，首次提出“生病”是一个自然的过程，经济大约每隔10年就会“生病”。这就是以厂房设备投资更新为主要特征的朱格拉中周期，可以说，朱格拉从此开启了周期论的时代。
然而，朱格拉医生写完这足以使他身跻“最伟大经济学家之列”的诊断后，并没有详细解释“病因”。这个问题被同时期的马克思解决了：在马克思看来，研究多久生一次病很重要，研究为什么生病更重要。
马克思
马克思第一个明确地阐明经济周期的“病理”，乃是经济体内无数“细胞”内部的有组织性与全身“细胞”之间的无组织性的冲突。他指出，资本品更新是周期往复的根源，而分布式、碎片化的微观决策与中心化价格调节机制的缺乏，使得周期成为了资本主义的宿命。
因此，中周期也被称为“朱格拉-马克思”周期。
二
刚开始，对于这个诊断，很多人是拒绝的。
比如，边际革命的发起者之一杰文斯就坚持认为经济的“病因”在于日照不足：太阳黑子周期性地影响气候，从而通过农业收成影响整个经济。
但随着崩溃的反复发生，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应该从经济自身找问题。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相关讨论较为热烈，熊彼特、康德拉捷夫和基钦是这一时期的代表。
年，熊彼特提出了创造性毁灭理论。企业是经济的微观细胞，对创新以获取超额利润的不懈追求是“企业家精神”。而细胞追求效率和能级提升，会对经济体原有的均衡是形成创造性破坏，这个新陈代谢过程会产生大量血液（资金与信用扩张）涌向高效率的细胞，促进其生长扩张，也让经济体变得更强壮（繁荣）。但完成跃升后，细胞的能级提升与扩张停滞、放缓，血液收缩，导致经济体生病。
在此基础上，熊彼特又总结归纳了许多周期理论家的学说，于年提出了完整的周期嵌套理论。他认为，经济体每隔40个月就会有1次“身体不适”（基钦周期）；每3次小恙就会生1次病，两次生病一般间隔9-10年（朱格拉周期）；每6次生病就会有1次大病，两次大病一般间隔55年左右（康德拉捷夫周期）。而周期性生病的根源，就在于细胞的能级提升是不连续的，因此每次收缩不一定能够被下一次的扩张所抵消。
熊彼特的这一体系堪称传统周期理论的巅峰。
年的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捷夫提出长周期理论时，虽然从经验上描述了每个周期中病情“好转”和“恶化”的表现，也猜测了许多“病因”：重大技术进步、战争与社会动乱、农业周期、金矿的发现……但对于这些病因是否、如何必然地汇聚成“每55年生一次大病”的循环规律，他并没有讨论清楚。直到熊彼特将创造性毁灭理论与长周期理论结合起来，把“康波周期”升级为“熊波周期”，这个问题才得到解决。
而短周期方面，熊彼特又吸收了年英国企业家、统计学家基钦提出的“库存周期”理论，即厂商生产过多或过少带来的存货调整大约每40个月循环一次。
至此，熊彼特集近百年周期研究之大成，构建了一个动力机制明确、长中短周期三层嵌套的华丽理论体系，令人叹为观止。
熊彼特
然而，这却是传统周期理论的最后一次绽放，不久就淡出了经济学的主流。
三
为什么年熊彼特的两卷本《经济周期：资本主义过程的理论、历史和统计分析》出版后，几乎没有引起任何反响？萨缪尔森指出，这主要因为是年凯恩斯《通论》出版后，熊彼特的周期嵌套理论已显得不合时宜（anti-climatic）。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宏观经济学根本不再讨论长周期理论的原因。
“不合时宜”不仅是指熊彼特的著作出版晚了3年，也是指这套理论体系自身存在不足。凯恩斯先对当下的病况做检查，弄清楚情况再做病理分析。而旧周期理论则对以往病例过度聚焦，虽然归纳整理出了大历史视角与大统计分析结合的鸿篇巨制，但在理论逻辑体系建构上却明显做的不够，以至于熊彼特读过所有经济体的“门诊记录”，依然没能讲清楚病理。比如，为什么经济体每隔40个月而非10个月就会有1次身体不适（短周期）？为什么经济体每6次而非7次生病（中周期）就会有1次大病（长周期）？他最后只能说，“difficulttosee”。
很早以前，朱格拉就警示不能过于追求定数。萨缪尔森也认为，熊彼特这样强调固定数字毫无意义（meaningless），使得整个理论体系滑向毕达哥拉斯式的空谈（smackofPythagoreanmoonshine）。
（毕达哥拉斯学派也被称为“数学教”，他们笃信万物按一定整数比例构成某种和谐秩序；门中有弟子发现无理数、打破了这种和谐，大家决定把他扔进海里）
毕达哥拉斯学派赞美诗向旭日由于无法阐明固定数量比例背后的内在逻辑关系，周期嵌套理论受到各种各样的批评。例如，因数据所限，熊彼特只能提供两个相对完整的长波周期资料，但按照统计学的大数定律，最起码要30个周期的病例作为样本才够支撑对应的病理理论。由于他把不同国家同时生病算作同一个周期，这就意味着总共需要年以上的病例数据，但那已远远超过了资本主义的历史长度。
再如，由于没有统一的标准和清楚的界限，每个人对周期的划分都不相同。比如，身体不适、生病和大病之间如何区分？在选择用什么指标来判定上就有很多争议，比如物价、利率、经济增速、产出缺口、就业率、工业、投资、消费、贸易……这种选择困难曾经把水瓶座的熊彼特逼的像个处女座一样纠结，半夜两点还在想土豆对德国经济重不重要。而且，即便选定了同样的指标，具体按照哪个数值或比率也存在不同的看法，以至于千人千浪，每个人画出来的周期都不同。
又如，虽然熊彼特为周期理论引入了“技术进步”这一微观动力，却没有讲清楚更高层级的动力机制如何演化。比如，几种技术的进化周期完全不同，这些经济推动力间如何互动？世界上存在发展程度不同的诸多经济体，不同主体的周期往往不同步，他们之间如何相互影响？这些问题，周期嵌套理论回答不了，这是因为体系中只有微观的细胞动力学与长时段的病例分析，却没有当下空间维度上的、凯恩斯式的病理学。
最后，社会科学最大的难题在于观测本身会影响观测对象，人类的经济学研究会影响经济行为。20世纪80年代后西方经济进入了近三十年的超稳定（GrandModeration）阶段，此前在“病例”中出现了40多次的基钦周期几乎消失，基本被反周期的财*和金融*策熨平。在这种情况下，周期嵌套理论究竟价值何在，是非常有争议的。
四
数十年后，萨缪尔森在回忆老师熊彼特时曾说，棋手的水平决定于其最差的一着，但在创造性科学领域中则要看最妙的一着。对于熊彼特而言，周期嵌套理论是他一生中最糟糕的一步棋，错过了建构宏观经济学体系、开宗立派的最好时机，在与凯恩斯的竞争中落入下风。
萨缪尔森
但是，作为周期嵌套体系基础的创造性毁灭理论却是他最精妙的成就。尽管现代宏观经济学都是以厂商理论作为微观基础，但实际分析中主要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