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中贯穿着的零和博弈思维，中国的处世原则是通过“文明间的对话”来寻求双赢，发展*策中充满辩证法则。未来几十年，不同世界观的文化都将确立自己独有的“例外主义”。这些多极权力形成的网络，将无可避免地挑战美国的单极范式
文｜沈联涛农历新年是家人团聚、回忆往昔的吉时良日。在这一时刻，中国人会与亲人把酒言欢，一叙过去一年中的别愁离绪，进而畅想来年之美好光景。
揆诸史籍，庚子鼠年常与变乱相联系——年鸦片战争，年则是义和团运动，年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这一次也没例外，发生了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经济衰退。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与这等灾异相伴，股市却格外红火，都是新一代财神爷们（即各国央行）制造的过度流动性所致。
“金牛”贺岁之年，“快手”于本月首次公开募股，股价随即暴涨％。乐观主义者只关心下一个“快手”何时到来；悲观主义者则忧心美中关系会否恶化。年会不会成为美国“例外主义”的终结之年，中国“例外主义”将代之而起？中国的世界观有何特别之处？
现代中国的形成，脱胎于自17世纪以来与崛起的西方之间波折不断的接触，其间文化的泛化过程建基于重重险阻。第一个千年，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过去年间，中国从西方舶来科学技术，以及共产主义。但无论佛教还是共产主义，在其发源地都已风光不再。
然而，最早的那批西方汉学家却注意到了中国的与众不同之处。法国历史学家谢和耐在其《中国社会文化史》中指出：“中国的基本传统，无论*治、宗教、美学，还是司法，与印度文化、伊斯兰乃至西方基督教世界都判然两途。”例如，哈佛大学的施华慈教授就曾强调指出，“关联宇宙论”（阴-阳）是一种与西方哲学截然不同的思考模式。中国历来有天人合一之说，而剑桥大学的汉学家李约瑟（著有《中国科学技术史》）则认为，现代科学之所以未能在中国孕生，原因之一正在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这一“有机人文主义”。
无须赘言，现代科学是西方所发明。文艺复兴之前，欧洲思想家们从希腊、阿拉伯和印度有所选择地引入数学、哲学和艺术。科学革命的奠基人之一弗朗西斯·培根，将英国权势之崛起归因于使用火药、指南针和印刷品，但他也没有意识到这几样其实是中国人的发明。
西方在17世纪通过逻辑或简化主义的方法，探索自然界种种现象的因果，并在这一过程中发展出科学。人与自然可以分开，就像心灵和身体被视为不同的存在。正如《未来的冲击》作者阿尔文·托夫勒，在诺贝尔奖获得者、思想家伊利亚·普里戈金《从混沌到有序》一书的序言中所说：“当代西方文明中，发展最精纯的技能之一是‘分解’——每遇问题，都尽其所能地将其分解为最小的分支并予解决。我们擅长此道，但这一方法用得太过纯熟，常忘记了将各个分支恢复原貌。”中国人的思维则甚少选择简化论的路线，他们本能地认为整体不能仅仅看作部分的相加。
中国人的关联式思维有何特异之处？它是有机的、系统的和不确定的，且认可几率、矛盾和悖论，以及不同的时间周期，还有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的不可分割性。这与标准的经济分析适成对照，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