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何帆教授为我的新书《宏观中国：经济增长、周期波动与资产配置》撰写的书评。何帆教授曾任中国社科院世经*所副所长、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他发宏愿，要在30年内每年写一本分析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与脉络的著作，目前该《变量》系列已经出至第二本。在此向朋友们郑重推荐。
张明写了一本我一直想写而没有写出来的书。这本书的目的是用简单的经济学，把中国经济说清楚。
先说为什么要用简单的经济学。其一，经济学的核心观点在初级课程中都已经讲过了，后续的中级、高级课程主要是提升学生的论证技巧，而非拓展他们的观察视野。对于不考虑以经济学研究为职业的普通读者来说，学习经济学就像学习开车，视野开阔、视线清晰更重要，他们并不需要在开车的时候带上高倍望远镜。就算是受过系统经济学训练的专家也会承认，他们在实际工作中用到的经济学，80%以上是在刚上大学的第一门经济学原理课上学到的。
其二，这是我和张明共同的老师余永定教授的教导。余永定老师是中国最优秀的宏观经济学家之一，他在教我们经济学的时候，以及在之后指导我们研究一个个具体问题的时候，最强调的就是对基础知识、基本概念的准确理解。余永定老师最喜欢考我们的，大多都是一些学生自以为知道，却会被追问得大汗淋漓的问题，比如：总需求曲线为什么是朝下斜的？零通货膨胀率是否可信？经济学里的投资概念指的是什么？我曾经专门问过老余，为什么他总是要问这些问题。老余说，从对基础知识、基本概念的考察，最能看出一个人的学风。严谨踏实的学生总是会在基础知识、基本概念上花最多的功夫，想得最深、学得最透，相反，那些总是追逐学术时尚的人，往往练的是花拳绣腿。
再说为什么要强调把中国经济说清楚。这是因为，市面上讲宏观经济学的很多，讲中国经济的很多，但专门用现代的宏观经济学分析框架讲中国经济的书却很少。
宏观经济学确实是“舶来品”。听老一代经济学家讲，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经济学家其实都不了解宏观经济学。比较有意思的例子是，年在长江上开了一次著名的“巴山轮”会议，邀请了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宾、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阿来克.凯斯克劳斯、牛津大学高级研究员弗拉基米尔.布鲁斯、匈牙利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部主任诺什.科尔奈等。当时，中国经济遇到的主要问题是要判断经济是否已经过热。托宾教授问了几个数据：GDP增长率、货币发行量、物价水平等，然后斩钉截铁地说：“你们现在就是经济过热，有通货膨胀压力。”在座的中国经济学家面面相觑。按照中国经济学家的经验，总是要先下基层、做调研，“解剖麻雀”，然后才能做出对整体经济形势的判断，怎么托宾教授刚来中国就敢下结论呢？从那时，中国经济学家才开始注意，原来主要的宏观经济指标之间是有内在的逻辑联系的。
那么，源自西方的宏观经济学真的拿来就能用，完全适合中国国情？那也未必。再讲一个轶事。著名经济学家、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斯蒂格利茨有一次到中国，受到国务院总理的接见。当时的总理问他，怎么看利率自由化这件事。斯蒂格利茨最有名的研究之一就是讲信贷配给的，他有个模型，讲的是如果利率过高，反而可能会造成“逆向选择”，也就是说，那些根本就不想还钱、铤而走险的客户更愿意贷款，那些守信用、稳健经营的客户反而会退却，结果是，银行的不良贷款可能会提高。于是，斯蒂格利茨就讲了一通，利率自由化可能会有什么样的风险。出来之后，陪同斯蒂格利茨的央行官员跟他抱怨，你为什么要这么讲。央行官员跟斯蒂格利茨介绍了中国的利率体系，当时，存贷款利率都还管得死死的。斯蒂格利茨听了之后，后悔不迭，他说：“要是这样，那当然要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了。”
这两个小故事告诉我们，没有宏观经济学，我们会在经济决策中无所适从，找不到脉络和依据，但必须承认，宏观经济学本是欧美经济学家为了应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的问题，逐渐摸索出来的一套体系。中国经济在很多方面有其特殊性。比如，中国经济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工业化、城市化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宏观经济的时候，也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