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深切怀念张薰华教授，特推张教授生前发表于本刊的学术自传（原载于本刊年第3期）
???????
一
“学术”是先有学，然后有术。不学就无术，或者就乱术。学了也不一定有合乎规律的术。“学”要先广后专。世界是整体，文理各科从不同角度探索它的运动规律。“术”不浮于表面现象，对客体规律进行表述。
我幼年丧母，父在外地旧*府任职，时有升降。我依靠业中医的祖父为生；中学时在上海租界，靠做护士的姨母抚养。由此萌生宦海浮沉不如薄技随身之感。虽家世清寒，但学业未断。少年时在私塾专读古汉语，《论语》《孟子》中某些警句，《左传》《史记》一些精彩段落，《古文观止》中某些范文，皆能背诵。高中时曾就读苏州工业学校，较早地学习了高等数学。年进复旦大学，初学农艺系，后转入经济系。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在争取社会主义光明的斗争中，深觉国无宁日，虽薄技随身亦复何用，于是转攻社会科学。年在该系毕业，并留校任教至今。年加入中国共产*。—年（“文革”时一度中断）任复旦大学经济系系主任近20年。职称教授，博士生导师。年起兼任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经济学会会长。年9月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
人生的旅途也陶冶了学风。接触过旧社会各阶层人物，注意到他们的经济生活；读中学时在上海租界体会到殖民地的味道；抗战时期路过各地，对苦难的同胞状况的所见所闻；在参加学生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又经历了*治锻炼；新中国成立以后还兼任过行*工作和校工会工作，并多次到工厂、农村调查研究，使理论与实践密切相联。
—年，当任经济数学与统计学教学工作；年编写的《统计学原理》（讲义）被中央高等教育部列为全国推荐教材。最初发表的论文《论国民经济发展的平均速度指标》（《复旦学报》年第2期），是一篇与苏联统计学家卡拉谢夫争鸣的文章。这篇论文受到国家统计局的重视，统计局的机关刊物《统计工作通讯》年第24期予以转载。论文还受到同行的赞赏，赞赏敢于坚持真理，走自己的路。
—年间，借进修机遇，博览文史哲的一些重要著作，又研读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主要著作，特别专攻《资本论》，并且系统地躬聆老专家王学文讲授《资本论》。此后，长期从事《资本论》教学和科研工作，撰写了有关专著和论文。20世纪80年代又运用《资本论》方法研究社会生产力系统规律，并由此展开研究经济规律体系。于是豁然开朗，不断拓宽了研究范围，特别是对生产力方面的探索，并涉及环境经济学、人口经济学、科学技术经济学、土地经济学、交通经济学等，写了有关论文和专著。
在钻研基础理论时，努力探索事物的内在联系，不惑于表象，不随波逐流。做人是与治学分不开的。对任何人来说，年寿有时而尽，如果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在人间“潇洒走一回”，实是将自己沦为普通动物。做人应该为人类群体智力的进化，为人类无限美好的未来作出自己的贡献，方不虚此行。这就要求我们在做人上要有高尚的情操、广阔的胸怀和崇高的未来理想，贫困不慑于饥寒，富裕不流于逸乐，且要关心天下兴衰，致力于社会整体利益；而在学习上，则要贱尺璧而重寸阴，抓住时间，努力学习，在学习、生活中对自己严格要求，在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双重作用下获得进步。
二
遵循马克思治学思想，上层建筑问题要深入到经济基础，经济基础问题要透过生产关系深入到生产力。又遵循被马克思改造的黑格尔辩证法，将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辩证地联成一体。黑格尔曾说，科学是圆圈的圆圈，但未画出来。我则唯物地以生产力为核心，将三者画出来。（图1）这也使我特别注意研究生产力，并撰写出版了专著《生产力与经济规律》。
对生产力的研究必然追索到它的源泉——人口、资源和生态环境。于是，圈层可以画到六层：
长期以来，我的学术思想就扎根于这个圈层中。它们的规律就是内圈正作用于外圈，外圈反作用于内圈。这使我在近20年来，又将注意力集中到人口、资源、生态环境。
人口、生态、环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环境科学是人们系统认识环境的各种运动规律及其表现形式的知识体系，这是一门文理交叉的新兴学科，其中由自然科学进入社会科学的交叉点便是环境经济学。
具体的部分成为生态环境。生态环境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生命赖以生存的环境（生境），它为生命的发育提供阳光、水、大气、土壤以及蕴藏其中的有机化合物；二是生命系统的多样性生物——先是通过光合作用而出现植物，然后是吃植物的动物、吃动物的动物，再是分解动植物代谢物的微生物，代谢物再化作春泥供植物吸收，或作为饲料供动物食用，生命系统与生境复合为自然生态系统；三是人，作为自然的人（人也是动物），它只能在生态规律制约中生存，但作为社会的人（具有一般动物所没有的智力），当他未认识生态规律时，却会做出破坏生态环境的事。人的社会经济活动（人工）应顺乎生态规律，从而与自然生态环境复合为人工生态环境，人类的社会生活才能可持续发展。由此可知，为了可持续发展就必须维护生境中的水、大气、土地等3种物理形态（液、气、固）的正常物理循环运动，使它们在运动中更新成为再生资源，并保护其中适于生命需要的化学成分，防治有害成分的污染。在此基础上保护生物多样性，取得也是再生性的生物资源。还要特别保护作为生态支柱的森林，但是，这当中的问题还在于环境提供的资源不限于生态系统中的因子，有大量非生态因子（矿物）进入生态环境，其化学结构又污染各层次生态因子，危害环境。
在方方面面的问题中，如何趋利避害，使人类有美好的未来，这就需要科学知识。其中，揭示第一层次规律的是环境物理学和环境化学，揭示第二层次规律的是环境生物学或生态学，揭示第三层次规律的是环境社会科学。由此可知，正是物质世界中人工生态环境三个层次的客体结构，使反映这一客体的环境自然科学和环境社会科学复合在一起，成为环境科学。作为综合学科的环境科学，它一方面体现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另一方面要求社会科学深入到自然科学。一般说来，自然科学的发展历史是由物理学开始的，由物理学到化学，再到生物学。当生物学研究到作为动物的自然人时，这自然人又蜕变为社会的人，于是自然科学展开到人文科学。人文科学指研究人类社会文明的科学，所以它可以被社会科学所涵盖，文明是从物质到精神，于是社会科学由研究物质文明的经济学开始，到*治学、法学，到研究意识形态的伦理学、文学等，粗略地看，两类学科的联结点在生产力经济学。因为，随着近代工业革命，自然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这样，“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并且“首先是科学的力量”（马克思），也就是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这样，经济学在研究生产力时，就应深入到自然科学，但是，问题还不仅在于微观上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更在于宏观上保护社会生产力的源泉——环境与适度的人口。现在，经济科学工作者已经注意到克服自己的片面性。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不能仅限于生产关系，不仅要深入到生产力，而且要追溯到开发与利用对资源的影响，这些影响又与人口有着什么关系。于是，建立起环境经济学或生态经济学。这门新兴学科之所以特别重要，主要在于它探索和揭示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分析人类自身的数量与素质，从而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对资源的使用效率，最终对生态环境产生生物、物理、化学的影响。
科学是人类智力发展的历史结晶，人类是由无知到有知，由知识的片面性到整体性。人口爆炸，人类社会的盲目实践，首先对环境进行生物性破坏，如破坏森林与生物多样性。由此又引发对生命支撑系统物理性破坏，如破坏大气正常循环及其所含化学因子，破坏水的正常循环与土壤流失。在工业化开始后，又因为科学的片面性，资源特别是矿产资源未得到综合利用，形成“三废”，对环境进行化学性破坏，生态环境的破坏，不仅使一般生物生存成为问题，而且最终会使人类自身也难以生活和生存。人类终于觉悟到，为使可持续发展，必须保护环境，而环境科学的整体性又迫使每门学科都要克服自己的片面性。
现在，不仅自然科学各学科都在注意研究环境问题，而且人文科学也在日益注意这个重大问题。
就经济学来讲，它不仅要从生产力来研究环境经济，而且要从生产关系角度来保护环境，就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讲，既要从宏观上制订合理的社会主义国土规划等，又要通过市场改革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建立资源有偿使用制度，逐步改变原材料价格偏低、资源无偿使用的状况，并依靠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来调整资源价格，彻底改变由于资源低价或无价造成的资源、能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与破坏，并逐步建立资源节约型的经济模式。
再说法学，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法学的科学原则，首要的是应该为发展社会生产力服务，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服务，这也表明法学与环境经济学、环境科学的关系。
*治学也要研究环境问题。自古以来，战争多为争夺土地资源，战火毁了森林，造成水土流失，以致土地荒漠化。现在的争夺又多与水资源匮乏有关。这在中东地区戈兰高地的争端上尤为明显。至于文学，古代讲情歌赋以及流传的范文，多描述自然景观，以景寓情。这就不自觉地表现出当年环境景观，若与现代景观对照，就可以证实环境的破坏情况。例如，长江上游金沙江干流段，曾是“雪山不老年年白，金江江水日日清”，川江干流段也由于两岸植被茂密，“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到了下游，“春风又绿江南岸”，“百分桃花千分柳，冶红妖翠画江南”，“春来江水绿如蓝”。可是现在，两岸植被被毁，水土大量流失，水质恶化。如何扭转这一状态，使“青山不老，绿水长流”，持续、健康发展，这也和如何按环境经济学、环境科学原则办事联系在一起。
还有伦理学，它在研究人们道德规范、行为准则时，更要特别注意以保护环境为崇高准则。为此，要在全国开展环境科学知识的普及工作。
总之，为了人类社会美好的未来，环境科学及其各个分支包括环境经济学，必将在21世纪发达起来。按照生物食物链金字塔原理，各生物各种群都有各自的天敌来控制各层次生物的十分之一比例关系。作为动物的人当然也受此制约。问题在于作为社会的人却基本消灭了他的天敌（吃人的野兽），使人口可以暂时爆炸，于是向地球过度索取资源，终而毁损生态环境，使人类难以持续发展。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问题，无不与人口有关。
三
在学习《资本论》时，我特别注意《资本论》初版《序言》的提示：“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文革”以后，我的科研活动就主要探索经济规律及其体系，发表了相关论文与专著。
我注意到，马克思的著作里也并非句句是真理，因为作为伟大的科学家，他的认识也不可能穷尽真理。马克思对待争鸣的态度是：“任何的科学批评的意见我都是欢迎的。而对于我从来就不让步的所谓舆论的偏见，我仍然遵守伟大的佛罗伦萨诗人的格言：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遵循这一精神，我在钻研原著的过程中，发现马克思在计算中有一些笔误，在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试校资本论中某些计算问题》，许多人认为这篇论文所体现的正是马克思本人一贯表现的科学精神。
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中国经济学界影响最大的，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外，还有斯大林。斯大林与前辈导师不同，他的特点是，虽然在理论上有过不少贡献，但因缺乏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往往用武断代替科学。例如，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不仅必须抛弃剩余价值、平均利润率等范畴，还必须抛弃包括“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必要”产品和“剩余”产品、“必要”时间和“剩余”时间这样一些概念。在他的观点统率下所编写的苏联版《*治经济学教科书》20世纪50年代风行我国，成为当时*治经济学范本。在当时条件下，一般民众难以与之争鸣。
敢于和斯大林争鸣的是毛泽东，他有着类似斯大林的地位，也遇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年毛泽东写了阅读苏联*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针对斯大林的某些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但是，他主要是以所谓“三面红旗”的观点而不是以科学的观点与斯大林争鸣。应该肯定，毛泽东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确实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但是，在经济理论方面，正如他自己所说，很少研究生产力，侧重注意生产关系的变革（见年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那段岁月里，有谁敢和他争鸣呢？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文革”的终结。因此在改革开放前30年中，争鸣气氛显得不够热烈。在这段期间，问题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是否符合最高指标，以及不偏不倚的研究和倾斜于对最高指标的解释。
必须指出的是，不靠科学只靠长官意志，是管理不好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在科学面前，领导人物不仅要提倡别人争鸣，而且要欢迎别人与自己争鸣，并且从善如流，才能科学地发展社会主义的事业，经济科学才能因此而繁荣起来。
科学的经济学是透过现象探索其本质。庸俗的经济学则是将现象当作本质。而若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
有句古话：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上面有喜欢人家奉承的长官，下面就会有一些人专门对上面察言观色，摸领导人的意图，然后“诠释”为理论文章。于是庸俗经济学盛行，它食势风行，其声非科学，其势使然也。这种学风如任其发展甚至加以提倡和支持，就会导致“*钟毁弃、瓦釜雷鸣”的局面，科学的经济学就难以争鸣，无法发展。
作为经济理论工作者，应该具有科学态度，不做风派人物；应该具有理论的勇气，不做阿谀奉承之辈。
四
科学的经济学应批判地吸收各家之长。
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既有其庸俗的一面，也有其科学之处。具体说来，它在定性分析方面多系庸俗的，在定量分析的方法上又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与此相反，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在定性分析上是科学的，在定量分析的方面则较单薄。当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始人批判地继承了资产阶级的古典经济学，才创立了科学的经济学。今日，我们更应批判地吸收各家之长，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
如果简单地全盘否定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它全是庸俗的，或者无知地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它早已过时了，则都是非科学态度。争鸣应实事求是地鸣其长避其短，荟萃人类精神劳动的成果。
经济理论工作者应科学地对待自己。作为一名经济理论工作者，不仅要依据科学理直气壮地与别人争鸣，而且要勇于自我批评。认识有一个过程，往往是由错误到正确、由片面认识到全面认识的过程，这是正常的。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为我们树立了好的榜样。他们说：“年我们两人在布鲁塞尔着手‘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主要是由马克思制定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我深深地体会到，只有善于与自己的过去“争鸣”，才能公平地与别人争鸣。
再就中国实践来说，我认为中国小农经济阻碍生产力发展，是封建思想的基础，造成人口量大质低，人口问题成为中国一切问题的核心。在人口与环境问题上，我批判了斯大林的错误观点。
年，又注意到土地资源的合理使用，从马克思的地租理论和英国与香港的实践出发，提出土地国有化的批租问题。年撰写了论文《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地租的必然性》，先是受到上海市委机关的
我还根据森林是生态环境的支柱这一原理，提出了林业是国民经济基础（农业）的基础，并认为农、林、牧、副、渔这一排序应更正为林、农、牧、渔、副，受到林业部门和生态学界的重视。由于在环境经济学研究所作的努力，年我被评为全国环境教育先进个人，现任复旦大学环境中心名誉主任。
几十年的学术生涯让我收获颇多，也让我感悟至深。我的感想就是：做学问时，要联系实际，探索规律，不惑于表象，不随波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