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应对世界经济增长的长期停滞，各国*府几乎不约而同地采取了以下应对措施：对内扩张货币和财**策；对外执行不同程度的贸易保护*策。但是，由此带来的后果并未促使世界经济重新走向繁荣，反而强化了长期增长停滞的趋势，而且还带来了一些更为严重的新问题，比如全球治理体系的崩溃，全球性的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扩大，以及国家利益至上的民族主义兴起，等等。以上这些新的问题告诉我们，*府的干预*策搞错了方向，以致把世界经济弄得比人们所预料的还要糟糕。至于*府的干预*策为何会发生方向性的错误，这很可能是因为人们对世界经济增长为何会跌入长期增长停滞的陷阱缺乏正确的认知所致。因此，为了能够对世界经济增长的长期停滞做出正确的应对，首先需要正确认知世界经济长期增长停滞的原因。本文试图对此加以探讨。
创新已经成为当今时代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但是，人们对创新的认知错误也是最为严重的。为此，我们首先有必要对创新加以准确的界定。从文献来看，对创新做出精确定义的应当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菲尔普斯。在菲尔普斯看来，发明不是创新，事实上发明很少能够成为创新，世界上大部分发明专利都不过是一张废纸而已；“复制”“转让”“适应”都不是创新，它们在本质上都属于“应用”；改头换面的“旧创意”更不是创新；引进外部技术也不是创新，它只是对“外部创新”的模仿。真正的创新是内生的、本土的创新。其基本内涵包括：新的创意、对资本与劳动要素进行新的组合、构思和生产新的产品、最终完成生产和销售过程。从这个定义来看，当今世界能够算得上创新的经济活动真的是太少了，以至于可以肯定地说，今天大多数人所看到的创新都是“假创新”，无论从经济增长、生产率提高、还是收入增加的角度来看，我们并未真正进入到一个创新推动经济增长的时代。如何识别真假创新呢？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鉴别真假创新的若干准则：第一，创新类型。真正有意义的创新是具有离心进化性质的“毁灭性创造”，比如数码照相机对胶片照相机的进化替代等。大部分应用性的创新则属于假创新，比如已经走向全线崩溃的互联网金融P2P等，其在本质上属于非法金融交易（借贷），只是用了高科技（互联网）手段欺骗了监管部门与无知的参与者。第二，创新指向，是产业模式创新，还是商业模式或盈利模式创新。产业模式创新是真的创新，包括熊彼特所说的技术、产品、管理和组织等创新。商业模式或者盈利模式等创新大都是假创新，比如瑞幸咖啡和蛋壳公寓等，这些公司真正要做的不是咖啡和公寓租赁，而是金融，其目的还是为了逃避监管进行非法集资，这些所谓的商业模式或者盈利模式的创新所带来的后果是风险，而不是咖啡或者公寓租赁业本身的发展。第三，创新的领域，是生产领域的创新，还是消费领域或者社交领域的创新。生产领域的创新不是为了提高生产率就是为了提升产品质量，这些创新带来的结果不是增加了要素的收入就是提高了消费者的效用，属于真正的创新。消费领域与社交领域的创新则属于假创新，线上购物替代线下购物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成本，比如物流配送所产生的环境成本（过度包装），用物流工（不需要与商品相关的任何专业知识）替代营业员（需要较高的与商品相关的专业知识，这主要取决于所售商品的复杂程度）所产生的就业技能降维的社会成本，以及被线上购物所消灭掉的、只有在线下购物才能发生的“服务”等。这里有两点特别重要：一是关于线上购物是否创造了就业，没错，就行业本身来讲，线上购物确实导致大量物流工的就业，但这是以营业员和小店主的下岗和破产为代价的，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讲，这只是一种就业替代，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就业创造；二是由线上购物所带来的交易成本的下降（所谓的便利）则是以牺牲“服务”为代价的，服务通常不能免费获得，但在线下购物时，服务经常会以厂商作为商品的附加值而“奉送”给消费者的，消费者在线下购物所享受到的服务事实上会超过其为此而支付的交易成本。第四，创新的主体。真正的、也就是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之主体是企业家，而注重商业模式与盈利模式创新的大都为商人或者投机者。企业家和商人或者投机者的区别在哪里呢？关键之点在于：创造价值还是追求利润；产品导向还是财务导向；低的时间偏好还是高的时间偏好。很显然，企业家追求的是价值创造和完美的产品，因此通常都具有较低的时间偏好（除非处在股东与市场的高频监管之下），较低的时间偏好决定了他们愿意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花在各种各样的创新活动上，而不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寻租（向*府或者自然寻租）或者交易（买卖资产、财务并表等）行为来获取或增加短期收益。商人或者投机者追求的是短期收益，其较高的时间偏好决定了他们势必会采取截然不同于企业家的做法，比如寻租、买卖资产、直至资源、市场与信息的垄断等。为了让这些行为变得合法与高尚，就必须将这些行为与高科技信息化技术加以组合，以便造成创新的假象。第五，创新效应。由企业家所推动的真正意义上的创新会带来产业演化与经济增长的效应。从蒸汽机到钢铁冶炼、再到汽车制造和计算机的普遍使用都源于企业家的创新。但是，由商人或投机者所从事的各种各样的假创新，则有可能造成资源错配、经济泡沫、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直至增长衰退等严重的社会经济后果。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上个世纪末的互联网泡沫，以及各种各样的金融创新。互联网泡沫破灭直接造成了年纳斯达克股票市场的灾难性暴跌，而金融创新造成的庞氏骗局则引爆了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由此产生的社会成本则由无辜的纳税人承担。据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企业家创新会带来正的外部性，而商人与投机者的创新所带来的则是为负的外部性。在准确界定创新的基础上，我们就可以来进一步讨论导致当今世界创新不足的社会经济原因。根据已有的研究，导致创新不足的原因大致可以概括如下：人类进入科技荒原；创新方向出错；创新的社会环境趋于恶化。泰勒·考恩认为，创新之所以那么难，是因为人类已经站到了技术上的高原，那里的树木都是光秃秃的，已经没有低垂的果实，那些具有非常重要应用价值的、并且容易攫取的科技成果已被采摘干净。人类的创新活动面临成本递增、报酬递减的困境。低的教育水平使得进一步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已经很难，新发明诞生的速度大幅放慢，而且对经济增长、提高收入没有多大的意义。我们这一时代的人们坐拥18世纪和工业革命以来的生产力成果（这与那个时期盛行金本位、人们的时间偏好率较低、能够专注于创新有关），却没有创造出同样的创新成绩，原因在于我们这一时代的人不思进取。人们为何会不思进取呢？关键在于社会向上阶层的垂直流动几乎没有可能，这不仅削弱了人们努力工作的意志，也让越来越多的人丧失了敢于为创新承担风险的意愿，人们更喜欢的是通过增加*府支出来改变自己的生活，由此产生的庞大债务，只是迎合了短期的需求，但却压制了创新，从而只会为未来带来更多的痛苦。以研究经济增长而著称的罗伯特·莫顿·索洛则把创新不足归因于创新方向出错。索洛通过观察发现当今世界创新不足，主要是由于创新被收缩在狭隘的信息技术领域所致。被收缩在信息技术领域的创新为何不能推动经济走向繁荣呢？原因就在于它们只是对于现有技术的改进，而且主要围绕着娱乐和通信设备进行，并没有带来真实财富，虽然提高了效率、速度、容量和功率，但对生产率的影响微不足道，近期的革新主要集中在商品和服务的营销及配送上，而不是创建全新的产业，所以不可能带来“电”和“内燃机”所带来的跨时代的改变。这些革新的主要后果是利润再分配，如谷歌和博客分走了纸面媒体和出版公司的利润，数字广告分走了报纸、杂志、电视广告的利润。它们在替代旧的产业的同时，却没有能够带来新的产业部门的兴起。结果，尽管计算机（电脑）到处都是，但就是在生产率的统计数据中找不到它的存在。泰勒·考恩赞成索洛的分析，进一步指出，当代引以为傲的计算机与互联网，与电力这样的发明不同，它们并未改变每个人的生活，也没有进入“生产”领域，更没有出现在经济的创收部门，互联网的大部分价值依然只停留在个人乐趣层面，没有出现在生产力的数据上，这个我们时代技术进步最为巨大的领域，还没有创造出多少真实财富，也没有为人类带来全面发展的工业科技。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菲尔普斯在《大繁荣》一书中对创新不足问题做了更为深刻的分析，认为当今世界创新不足是由“社团主义”“国家福利主义”替代“自由主义”所造成的。菲尔普斯的研究发现，当一个国家的经济进入现代化以后，就不只是生产现有的某些产品和服务，而是会更多地转向构思和实践新创意，并试图创造过去不能生产甚至从未想象到的其他产品和服务，否则就不会有持续的繁荣。保持持续繁荣的原生创意来自人们的创造性，依赖每个人所具有的与众不同的知识、信息和想象力。因此，原生创新需要一种能够保护和激发个性、想象力、理解力和自我实现的自由主义的文化和制度，以至于可以这样说，创新与自由须臾不能分离。但是，起源于欧洲、逐步扩散到美洲的“社团主义”与“国家福利主义”把社区和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追逐平均主义和短期利益，从而抑制了个人自由，导致创新活力下降。凯恩斯主义主张增加*府支出来减少经济波动、货币主义主张稳定通货来控制通胀、供应学派主张减税来激励投资，但都不能激活创新。哪怕是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对于激励创新也是作用有限，原因在于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片面地认为创新是由外在因素所激发的，而不是源于企业家内生的激励，以致熊彼特对社会主义的期望居然会高于对自由主义的期望。即使让我们回到亚当·斯密，他虽然创建了自由市场理论（看不见的手），但是，在亚当·斯密的世界中只有分工，没有创新。他鼓励人们追求幸福，但是他却简单地把幸福定义为消费和休闲，而不是创新，以及人们通过创新所得到的成就感、满足感与创新成功的无比喜悦。菲尔普斯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当今世界创新不足，既与*策和制度因素有关，也与经济理论对创新缺乏研究有关。创新不足对经济增长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美国西北大学教授罗伯特·J.戈登认为，创新不足会导致生产率边界的收紧。对此我们可建立一个直角坐标系来加以分析：横轴代表劳动与资本两个向量；纵轴代表技术创新向量。连接横轴与纵轴的、凹向原点的曲线就是戈登所说的生产率边界。生产率边界可以通过两个方法来加以扩张，横轴上的人口增长与资本积累；纵轴上的创新与技术进步。资本积累是人口的函数，随着人口增长率的下降和老龄化时代的到来，资本积累与投资都会受到冲击，在这种情况下生产率边界的扩张将主要取决于技术创新，当技术创新不足时，生产率的边界就将难以扩张，于是经济增长就会限于长期停滞。第二篇货币“激励”自进入本世纪以来，世界经济便陷入了严重的债务经济中。国际金融协会(IIF)年1月10日最新发布的周报指出，全球债务水平飙升，年增加了17万亿美元，达到万亿美元。全球*府债务与GDP之比从年的90%升至年的近%。IIF预计年全球经济或背负创纪录债务，从而拖累复苏前景。债务经济意味着储蓄的消失，没有储蓄就没有新增投资，没有新增投资当然就不会有经济增长。债务经济是如何形成的呢？根源在于金本位的崩溃。金本位崩溃的原因在于通缩。二战结束之后建立起来的世界货币体系是以*金为锚的金汇兑制。这是一种多边可调整的货币体系，美元以*金储备为锚成为世界货币，美元与*金保持固定价格，世界主要货币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当主要贸易国家出现贸易与国际收支失衡的时候，可以通过多边协调，对既定的汇率加以调整来恢复贸易与国际收支的平衡。但是，这样的货币体系具有内生的不稳定性。这种内生的不稳定性源于著名的“特里芬两难”，其含义是用一个主权国家的货币来充当世界货币会导致自相矛盾的两难：一方面，当世界各国增加外汇储备的时候，会导致美元外流与美国的贸易逆差；另一方面，为了保持美元的价值稳定，又必须保持美国贸易的顺差。美元在承担国际储备货币职能中产生的这种自相矛盾意味着以一个国家的货币作为世界货币是不合适的，但这并没有对金本位提出挑战。金本位的真正挑战源于货币与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失衡，这种情况在一个主权国家的货币充当世界货币的场合更加容易发生。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金的供应量总是跟不上经济增长的速度，金本位造成的通货收缩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当由一个国家的货币充当世界货币的时候，通缩便会在“特里芬两难”机制的作用下而加剧，因为这一机制迟早会耗尽充当世界货币的国家之*金储备。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停止美元兑换*金，国际货币体系的金本位制度走向终结，金本位变成了管理纸币本位，这一变化对美国是没有坏处的，因为美国因此而获得了发钞权，但对世界经济却是喜忧参半。原因在于管理纸币本位虽然可以解决通货收缩问题，但是它会造成货币超发，从而把世界带入债务经济。从理论上讲，有货币主义在，按道理不会造成货币超发。只要按照经济增长率的波动，成比例地增加或者减少货币供应量即可，这样既不会有通货收缩，也不会有通货膨胀。但实际情况是货币*策从来都是单边性的：当经济处在繁荣期时，货币主义有效，货币管理当局只要根据经济增长率匹配相应的货币供应量即可；但是当经济处于衰退期时，货币主义就会失效，经济衰退、市场需求下降、企业库存增加、产能闲置、企业缺乏现金流，从而需要更为宽松的货币*策来增加流动性的供给，而不能跟随经济增长率的下降相应地减少货币供应量，不仅如此，从宏观上来讲，如果管理当局为阻止经济衰退而采取增加财*支出的干预措施（之所以需要动用财*扩张*策来应对增长衰退，原因在于货币*策会遭遇流动性陷阱，从而紧缩有效、扩张无效），那么根据货币主义的原理来调整货币供给数量（繁荣扩张、衰退紧缩）就更加不可能了。由此产生的后果便是，经济繁荣需要增加货币供应量来稳定价格，经济衰退则需要增加货币供应量来稳定经济（财**策最终都会通过货币化渠道导致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前者为货币主义*策，后者为凯恩斯主义*策，两者伴随着经济的周期波动而交替使用，从而造成了管理纸币本位制度下货币供应量单边增长的趋势。管理纸币本位制度下的货币供应量之单边增长是造成债务经济的基本原因。其中的道理非常简单，债务与利率是负相关的：假如货币供应量稳定，利率相对较高，人们会增加储蓄；假如货币供应量单边增长，利率长期走低，人们就会倾向于消费和负债。除了以上这个基本的因果关系之外，以下这些因素对于债务经济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第一，是金融创新；第二，是金融加杠杆；第三，是*府用货币方案来解决债务危机。货币供应量的单边增长是对金融创新的一种“激励”。金本位崩溃之后的金融创新几乎都不是为了更好的服务于实体经济，而是为了逃避金融监管，增加金融投机和交易的空间来增加收入，对冲由于货币超发而造成的货币贬值。但是，就像默文·金所分析的那样，充斥金融领域里的各种各样的金融创新最终都变成了金融“炼金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金融其实很简单：要么是通过信贷市场为企业提供流动性；要么是通过资本市场为企业提供资本金；要么是借助于风险资本（包括天使投资）为创新企业提供现金预付。然而金融创新的目的绝不在于此，几乎所有金融创新者想做的事就是“以钱生钱”，从而违背了金融的本质，金融的本质是把储蓄变成未来的投资，解决企业家所面临的财富生产和创造的“时间”问题。令人遗憾的是，在金融创新问题上作为经济学重要分支的金融学理论不仅没有能够指出其潜在的风险，反而予以极大的理论与实践的支持：从宏观上来讲，现代货币理论把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混合，主张财*货币化，从而导致了国家债务的增加与货币超发；从微观上来讲，有效市场理论和资产定价理论弱化了金融监管、激励了更多的金融投机和交易。金融加杠杆是金融创新的必然结果。最近数十年的金融创新究竟做了些什么呢？我们可以从目的与工具两个角度来加以归类。从金融创新的目的来看，金融创新大致可以区分为：逃避监管、突破管制、转嫁风险、分散风险、创造信用、增强流动性等。再从金融创新的工具来看，主要有以下工具创新：外汇期货、远期和掉期；商品期货交易；利率期货；住宅抵押贷款；动产抵押债券；参与抵押债券；证券化；负债管理；出售应收账款等。综合起来看，最近数十年的金融创新具有以下特征：第一，脱离实体经济（金融虚拟化）；第二，负债交易（加杠杆）；第三，增加肥尾交易（不受监管的衍生交易）。具有以上三个特征的金融创新把世界范围的金融活动推向“吸金”和“炼金”的演化之路，毫无疑问，这是一条通向金融危机之路。原因在于今日金融所吸引的资金不是来源于储蓄，而是负债（杠杆），炼出的也不是真实财富，而是金融与资产泡沫，每当一个金融泡沫破灭的时候，必定导致更多的负债，这一演化趋势因为*府“救市”已经变得无法改变。*府救市是年次贷危机之后出现的一个新现象。*府为何要救市？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厘清金融危机发生的机理。为了厘清金融危机发生的机理，我们需要借助一些最为重要的文献，它们分别是：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理论、伯南克的金融加速器理论、费雪的通货收缩理论，以及辜朝明与伯南克的信贷收缩理论。明斯基的模型告诉我们，金融不稳定主要是由两个因素造成的：一是*府货币超发；二是市场上的金融创新。金融创新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货币超发给持币者带来的贬值损失，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金融创新是对*府货币超发的一种“理性”反应。按照明斯基的定义，金融创新的结果使得“对冲金融”演变为“投机金融”和“庞氏骗局”。在对冲金融场合，人们所持有的资产的标的是收入；在投机金融场合，人们所持有的资产的标的是预期收入，由于预期收入具有不确定性，因此，金融活动的风险随之增加，并且会变得不够稳定；当金融活动处于庞氏骗局状态时，人们所持有的资产的标的是价格和时间，与收入已经没有任何关系，因此，庞氏骗局所带来的只能是“泡沫”和“危机”，这将从根本上摧毁金融的稳定性。在明斯基看来，从“对冲金融”到“投机金融”，再到“庞氏骗局”，是一个泡沫和风险不断增加的过程，一旦实体经济增长下行，基础资产崩溃，那么就会引发金融危机，这个引发危机的时点就被定义为“明斯基爆发点”（MinskyMoment）。在明斯基金融不稳定理论的基础上，伯南克又嵌入了“金融加速器”理论。伯南克发现，当人们以房产作为抵押来加杠杆、参与金融活动的时候，房价上涨会产生金融加速器效应，从而导致金融泡沫的急剧膨胀，并加速金融危机的到来。在这里，我们首先需要解决的一个认知问题是，银行贷款为何需要抵押？银行需要抵押不是当铺行为，银行借贷之所以需要抵押，是由于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而且贷方通常处在信息劣势地位所致。其次，房产为何会成为最佳的抵押品？这又可以从两个角度来加以分析：第一，与其他物品相比较，房产相对稀缺，供给稳定，不能无限再生产，其价格与货币供应量高度正相关；第二，从提供杠杆的银行的角度来讲，向实体产业提供贷款，银行不仅面临抵押品价值不确定的风险，而且因借款公司违约所产生的风险属于个案风险，而不是系统性的市场风险，*府一般不会介入其中，因此，产业贷款的违约风险将完全由银行自己承担。但是，以房产为抵押的贷款所产生的风险具有系统性，因为房价波动属于市场风险而不是经营风险，因此，一旦房价下跌，违约增加，*府就有可能动用公共资源来帮助银行摆脱危机。银行产业贷款与房地产抵押贷款之间的这种巨大差别，导致当今世界上的大部分商业银行对产业资本非常不友好，商业银行更加愿意介入有房产抵押的按揭市场。一旦银行大规模介入房产抵押的按揭市场，任何因素推动的房价上涨都会带来伯南克所说的金融加速器效应。对个人而言，房价上涨意味着放贷债务成本的下降，这会激励人们进一步增加杠杆（负债）购房的行为；对银行而言，房价上涨意味着其资产和收益的增加，这会激励银行进一步扩张其资产负债表，以致从保守的吸收储蓄放贷转向进入批发市场借款放贷，当银行也因此而成为借款人的时候，整个社会的债务风险就会被迅速推高，从明斯基的“对冲金融”经由“投机金融”走向“庞氏骗局”过程就会加快，债务危机也就会提前到来。这就是伯南克所说的“金融加速器”原理。明斯基从理论上预见到了债务（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刻（MinskyMoment），货币主义代表人物欧文·费雪则进一步发现了债务金融危机的触发因素，即在金融活动达到明斯基时刻的时候，货币管理当局为了控制过高的资产价格（泡沫）而采取加息*策的时候，就会产生通货收缩效应，从而导致资产价格下跌、直至爆发债务金融危机。在费雪之后的研究中，辜朝明和伯南克又进一步发现，危机一旦发生，费雪的通缩效应还会演绎出信贷收缩效应。其中传递机制是这样的：通货收缩、房价下跌、银行会惜贷、消费者也会因为借贷实际利率上升而减少按揭贷款。源于房产市场的信贷收缩最终会溢出到整个信贷市场，从而形成整体性的信贷紧缩，最终将经济推向长期衰退。基于以上的分析，费雪、伯南克等货币主义经济学家都主张*府救市，通过量化宽松的货币*策和货币化的财**策来缓解信贷收缩的危机。这种将货币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综合起来的救市*策在年危机之后的救市过程中得到了普遍的运用。*府救市会对经济增长带来怎样的影响呢？第一，错失危机纠错的机会，导致长期经济增长停滞。哈耶克认为危机是由人们错配资源造成的，危机本身就是一种纠错机制，危机通过各种各样的清算来纠正资源错配的问题，因此，他反对*府救市，主张让危机来清算那些错配资源的个人与企业，让经济增长重新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对比一下年大危机和年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增长，就不难发现，年大危机发生之后，美国胡佛*府采取了坚决的清算*策，对房地产过高的杠杆加以清算、对企业和*府过多的负债加以清算、对农场主过高的定价加以清算、对股票市场过高的估值加以清算、对劳动力市场过高的工资率加以清算，虽然付出了大萧条所带来的巨大社会成本，但是五年之后就走向复苏，十年之后就走向繁荣。年金融危机发生后，由于各国*府拒绝清算，反而采取了错上加错的救市*策，尽管没有发生萧条，但是复苏乏力，经济增长陷入长期停滞，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基本看不到经济重新走向繁荣的曙光。原因就在于救市造就了太多的、本应通过危机而淘汰出局的僵尸企业。第二，造成代际贫困。危机发生后，清算还是不清算涉及到代际问题，清算就是当代人犯的错误（资源错配）必须由当代人来承担。不清算就是把当代人所犯的错误转移给下一代人来承担。*府救市就是拒绝清算，这势必会造成代际贫困。危机爆发导致高杠杆公司与资源错配企业资产负债表严重失衡，其典型的表现就是在负债栏不变（债务及其利率）的情况下，资产栏的价值出现了大幅的下降。毫无疑问，公司资产栏的价值大幅下降显然是由危机发生之后的各种资产市场上的价格暴跌所造成的。因此，假如*府要救市，就需要采取以下三个方面的措施：一是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尽可能地阻止资产价格的下跌；二是降低利率，尽可能地减轻公司的偿债负担；三是向公司注资，增加公司的流动性与偿债能力。前两项救市*策可以通过央行量化宽松的货币*策来实现，当然，其后果便是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向公司注资需要*府的财*介入，为此，首先需要*府扩张它的资产负债表，即*府通过发行国债增加其负债，然后由央行通过购买*府国债增加货币供给，并流向*府财*成为*府的资产，*府用负债而获得的资产（货币）去购买面临财务危机的公司的优先权股票，这样，面临财务危机的公司并可通过股债转换获得债务偿还能力，重新恢复其资产负债表的平衡。毋庸置疑的是，向公司注资而导致的*府资产负债表的扩张意味着*府债务的增加，*府债务最终是要靠*府的税收来偿还的，因此，从跨期的角度来讲，*府今日增加的债务，都需要下一代人承担更高的税收来归还，由此产生的代际效应将不再是一代比一代更好，而是一代比一代更差的“代际贫困”效应。第三，货币贬值。如前所述，央行量化宽松与财*注资的救市方案会造成货币超发，而货币超发自然会导致货币贬值。货币贬值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根据货币数量说，货币超发就会引发通货膨胀，但是，由于以下因素，导致物价并未随着货币供应量的增加而上涨：一是全球化压制了物价的上涨；二是金融深化导致增加的货币流向了金融交易；三是平均收入水平的上升导致人们更多的消费非指数商品；四是房产泡沫吸收了大量货币，成为一个容量巨大的货币池子（不仅如此，房产市场通过按揭贷款创造了更多的信用货币，从而加剧了货币的贬值，从而形成可怕的正反馈）；五是货币离岸变成他国储备，这是除了房产市场之外的另一个重要的货币池子。在以上五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货币超发居然可以不产生通胀效应，这使得*府管理当局更加喜欢采用货币方案来解决危机、拒绝清算。于是，越来越多的国家不计后果的把货币*策推向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由此产生的后果是经济增长几乎被彻底摧毁。为什么货币超发会彻底摧毁经济增长呢？从流量的角度来讲，货币超发会大幅提高人们的时间偏好率，随着时间偏好率的提高，企业家精神将不复存在，人们会放弃长期投资、追逐短期投机、倾向于更多消费；再从存量的角度来讲，货币超发会造成存款资产的价值下降，这是对人们存量财富的掠夺，于是，人们将被迫把储蓄变为消费。但消费从来就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而是经济增长的结果。消费是人们持久性收入的函数，消费能力的大小取决于收入水平的变化。决定人们消费水平的收入则是投资的函数，投资从两个方面影响人们的收入水平，一是投资带来的就业机会的增长，二是投资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前者通过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推动工资率的上升，后者则通过生产率的提高推动了工资率的提高。那么投资又是由谁来决定的呢？当然是储蓄。没有储蓄就没有新增投资，就没有收入增加，最终也不会有消费。投机不是投资，大部分投机都是为了通过交易避险，为了增加交易收入，大部分投机者都会选择杠杆交易，因此，投机会增加负债和货币供应量的增加，这与投资会增加收入是截然不同的。至此，我们可以看到，用时间偏好率高的投机和消费来替代时间偏好率低的储蓄和投资，将从根本上破坏经济增长的基础。以上的分析清晰地告诉我们，无论是凯恩斯主义的救市方案还是货币主义的救市方案，对于长期的经济增长而言都是破坏性的，而不是建设性的。凯恩斯主义注重消费、忽略储蓄，注重短期、忽略长期，根源就在于其时间偏好率过高，从而导致其理论体系存在严重的缺陷。只要把凯恩斯的理论体系与奥地利学派的理论体系加以比较，就不难发现，在凯恩斯的理论体系中只有单一的消费品的生产和消费，没有奥地利学派所推崇的资本品生产和投资（庞巴维克所定义的迂回生产方式）。资本品生产依靠的是储蓄，而不是消费，但凯恩斯主义却把储蓄看成经济体系中的一种漏出，以致得出储蓄增加、消费支出减少必造成经济衰退的错误结论，并在此基础上推导出可用*府支出来刺激经济增长的错误方法。由此导致的结果是，社会的储蓄最后被*府的扩张财**策使用到了错误的用途上，从而加剧了经济的衰退与金融的动荡。如果说凯恩斯主义的问题在于错误理解危机的成因，那么货币主义的问题则在于不想真正弄清楚危机的原因，就像赛费迪安·阿莫斯正确地指出的那样，在货币主义代表作《美国货币史》中，通篇回避了美国多次金融危机发生前的银行信贷过度扩张问题，反而指责美国有关当局未在年危机发生后及时增加流动性而导致了之后的大萧条。由此可见，货币主义真正关心的问题不是造成危机的原因，而是危机发生以后的*府救市。货币主义的这一立场产生令人难以理解的悖论。货币主义根据宏观货币数量说与微观市场有效性假说，是反对*府干预与市场监管的，但是，货币主义在治理危机的方案中却主张*府采取更多的干预措施，从而与凯恩斯主义结成了同盟，于是就有了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并用的救市*策，并把世界经济带上了长期停滞的道路。第三篇文明的冲突世界经济陷入长期停滞也与*治因素有关。那就是伴随着民族主义兴起而带来的文明的冲突。为了正确理解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文明的冲突，我们首先需要对文明加以定义。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给以下这些容易混淆的概念做了准确的区分，有助于我们对文明的理解：第一，关于国家。什么是国家？国家给出了主权的地理边界；第二关于社会。什么是社会？社会是一种静态结构；第三，关于文化。什么是文化？文化是一种行为规则；第四，关于文明。什么是文明？文明是一种动态的发展。主权国家的边界有可能遭遇入侵；作为静态结构的社会是由不同的阶层所组成的；每个国家的文化都是多元的，因而文化既有好的一面，也会有坏的一面；就文明是一种动态发展而言，则有先进与落后、现代与传统之别。伊恩·莫里斯在《人类的演变》一书中构建了一个极富启发性的模型来理解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别。这个模型给出了两个重要的向量来区分文明的发展状态：一个是理性；另一个是自由。从这两个向量来看世界各国文明发展的程度，伊恩·莫里斯发现基督新教处于最为领先的地位，而伊斯兰教则处于文明发展的落后状态。尤瓦尔·赫拉利进一步以科学作为标准来区分了现代文明与前现代文明，他研究发现，科学革命在本质上不是知识的革命，而是对无知的革命。现代文明愿意承认无知，故而有了科学革命，前现代文明基本上都不愿意承认无知，因而也就无科学革命。据此可以认为，文明之先进程度不仅取决于其是否理性和自由，而且还取决于其是否承认无知、以及由此带来的科学革命。把伊恩·莫里斯和尤瓦尔·赫拉利的思想综合起来，我们就可以得到区分文明先进与否的基本要素：理性、自由和科学。既然文明有先进与落后之分，那么文明又是靠什么来推动其演进的呢？历史学家们的研究发现，文明的演进主要靠文化的革新。但是，文化的革新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这可以从两个角度来加以分析：第一，就像布罗代尔在《文明史》中所指出的那样，一个文明通常不肯接受质疑它自身的任一深层结构的文化革新，因为这种革新最终会指向一个文明的心脏，正因为此，每个文明都会拒绝或排斥其他文明的某种东西，特别是那些会影响其心脏跳动的东西，比如人权、女性地位、公民教育和理性、以及城市发展（城市是文明的起点）等。当然在这方面也会有例外，比如日本就是一个文明演进速度非常之快的国家，日本为何可以在最近年不到的时间里迅速实现文明的演进，原因可能在于日本不是世界主要文明的旗手，日本是个追随者，日本不是儒家文化的原创者，儒家文化的文明心脏不在日本，因为是追随者，日本就可以在不同文明之间进行优劣选择，从而在亚洲国家中率先完成从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第二，任何文化事实上都是多元的，在多元的文化中，既有好的文化，也有坏的文化。在某个特定时刻，文化的某些特性会凸显出来，并且似乎显得不可改变。但是随着*治与经济的变迁，现有文化的某些特性的重要性开始减退，从而会给具有其他特性的文化提供或多或少的发展空间。历史的经验表明，当好的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社会与经济发展就会向好，文明就会良性演进，反之则向坏。基于这样的观点，复杂的、多元化的文化系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是看什么样的文化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好的还是坏的？究竟是好的文化占据主导地位，还是坏的文化占据主导地位，这将取决于社会的*治结构。*治不仅能够改变文化，而且也能够挽救文化。当一个国家采取集权体制时，其文化中的压制经济增长与文明演进的那些部分就会占据主导地位，当国家的*治结构处于分权或者民主状态时，其文化中那些有利于经济增长与文明演进的部分就会起主导作用。在这方面，中东提供了最好的实证经验。中东阿拉伯世界曾经是科学和贸易的中心，然而近几十年来，它们主要的出口品却是石油和伊斯兰宗教激进主义，文明发展陷入了停滞。按照韦伯的理论，你可以认为中东的问题在于没有资本主义精神，但铁木尔·库兰并不同意这样的解释，他认为问题不在于缺什么，而是在于阻碍其经济发展和文明演进的因素为何会经久不灭，在于防御性地拒绝学习，系统性地抑制好奇心，以及热衷于复仇和怀旧的案例研究。今天他们仍在激烈争论的问题是：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伊斯兰？而不是现代文明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文化与*治。文明是植根于民族国家基础之上的。文明的冲突源于民族主义的兴起。就文明的差异主要是由文化与*治差异所造成的而言，文明的冲突归根到底是不同民族国家间文化与*治的冲突。问题在于文明的差异在什么情况下会激化为文明的冲突。就当代而言，文明的差异演变成为文明的冲突可能与以下两个因素有关：东西方冷战的终结与经济全球化。起始于年的东西方冷战（年苏、罗、捷、保、匈、波六国成立经互会，年签署华沙条约，年建设柏林墙），导致文明的冲突让位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不同意识形态和经济制度的博弈。在东西方冷战时期，具有民族性的文明冲突都被具有世界性的制度冲突所替代。原因在于工业化国家的工业文明对于非工业化国家传统的农耕文明具有压倒性的优势，结果，不管是热战（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还是冷战时期，冲突主要发生在工业化国家之间，而不是工业文明（西方文明）和农耕文明（非西方文明）之间。工业文明在带来技术进步、经济增长、民生改善的同时，产生了静态的农耕社会所未遇到过的大问题，那就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以及比之农耕社会更为严重的收入分配的极化趋势。面对这两个问题，工业化国家依据不同的意识形态、选择了不同的制度模式。很显然，这不是关于要不要工业文明的竞争，而是关于工业文明如何公平、正义和更有道德的向前推进的竞争。不从*治操作的层面上来讲，就意识形态和经济制度的层面上来讲，工业文明国家之间的这种竞争不是为了“民族复兴”、回到传统，而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经过40年左右的博弈，西方资本主义与东方共产主义的对决以柏林墙的倒塌而宣告终结，日裔美国历史学家福山以极为兴奋的心情写下了《历史的终结》这本书，告诉全世界发生在工业化世界的两种意识形态和两种制度博弈的历史已经结束，世界将会走向一个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时代。但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是，福山期望的这个新时代并未如期到来。年柏林墙倒塌，资本主义和民主*治显而易见地取得了空前的胜利，按道理接踵而来的应当是资本主义对共产主义的替代，但历史终极之后的却是民族主义的兴起，不管是获胜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失败的东方国家几乎全都走上了民族主义的道路。就像克雷格·卡尔霍恩在“民族主义与市民社会”一文中深刻指出的那样，世界迎来的不是资本主义和民主*治的一统天下，即人们所期望的世界主义，而是民族主义，于是便有了文明的冲突。现在我们再来进一步分析讨论全球化与民族主义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全球化既是各国经济增长的引擎，也是造成文明冲突的催化剂。全球化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巨大的，全球化借助于自由贸易和投资，让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插上了翅膀，凡是参加全球化的国家都获得了极其可观的“得自对外贸易的利益”（英国重商主义时代经济学家“托马斯·孟”之语）。如果我们把全球化带来的对外贸易的利益定义为全球化的收益，那么全球化带来的成本就是各个参与全球化国家的内部收入分配差距的持续扩大。为了讨论的方便起见，我们把前者称之为全球化的贝塔（β）效应，把后者称之为全球化的西格玛（Σ）效应。当效应的时候，全球化可以持续，但是，一旦出现后者大于前者的情况时，全球化就会走向逆转，自由主义就会被民族主义所取代，从而自由主义全球化背景下的全球合作就有可能被民族主义背景下的文明的冲突所替代。在全球化背景下，通过自由贸易和投资带来的β效应造成了非西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崛起，它们的增长速度远超工业化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经济的总量规模也与后者迅速趋近，这就会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中产生两大问题：一是过度自信；二是对于经济增长的严重误解。过度自信源于对经济总量实力增长和经济能力是否领先缺乏正确的理解，简单地把由经济总量增长带来的实力增加等同于经济能力（包括研发、知识、生产技术、产品质量与品牌、生产率与竞争力等）的全面领先，从而无视客观存在的、与发达工业化国家之间存在的差距，变合作与学习为竞争与博弈。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通过参与全球化而实现的快速增长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自由贸易和外来的投资所造成的，但是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冲击下，人们没有时间来认真思考导致经济快速增长的真正原因，而是在经济快速增长的热浪中听凭头脑的自然反应，误以为经济之所以能够快速增长是因为现有的文化与制度作用的结果，以致对于能够通向未来的制度改革、产权界定、技术创新一概不感兴趣。考虑到历史上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大都遭遇过西方工业化国家的殖民主义入侵，以上所说的“过度自信”和“增长误解”就会引导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逐渐从自由主义的、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与国际接轨的全球化立场退回到民族主义的“伟大复兴”的立场上，用文明博弈的方法来处理与外部世界、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外交、*治与经济关系，从而导致了当今世界文明博弈格局的形成。我们再来看全球化所产生的Σ效应是怎样把世界推向文明冲突的。在年代之前的西方全球化时代，Σ效应是不大的，从有关统计数据来看，从年至年，西方工业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基尼系数都是下降的，最高1%群体个人收入占全社会财富的总额，从平均65%左右下降到了25%左右。但是，自年以来，这一占比一直在上升，到年已经上升到40%左右。年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拐点，为什么呢？因为自年中国对外开放始，全球化就从西方的全球化变成了有非西方国家参与的全球化，于是，仅限于“同质”国家参与的西方全球化就发展成为有非西方“异质”国家参与的“泛全球化”。西方全球化与泛全球化有什么区别呢？在西方全球化时代，国际贸易是建立在产业内分工基础上的。产业内分工属于“内点解”，参与贸易的各方各自生产一个独立完整的相似商品，然后根据各国消费者的不同偏好进行相互之间的贸易。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到年代的汽车贸易就是典型的产业内分工和贸易。这样的国际分工与贸易模式影响的是贸易总量与经济增长，但不会产生就业与收入在贸易参与国之间的再分配。换句话说，属于内点解的产业内分工和贸易产生的主要是效应，而不是Σ效应。自进入泛全球化时代以来，占主导地位的是建立在“产业链分工”基础上的产品内贸易，推动这种分工与贸易模式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异质国家参与全球化，凸显发达工业化国家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之间的禀赋差异，为全球产业链分工提供了可能性；中间品标准化、可贸易则为全球产业链分工和贸易提供了现实的可行性。全球产业链分工属于“角点解”，通过分拆产品包（外包），把一道道工序与一项项任务分配到其生产或运行成本最低的国家与地区，借以实现公司利润的最大化。这种分工与贸易模式带来的是什么样的后果呢？第一，产生了极大的β效应，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因此而得益，发达工业化国家则“相对受损”，因为它们在经济总量上逐渐被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所赶超；第二，同时又带来了巨大的Σ效应，原来集中在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完整产业链通过分拆与外包被肢解，从中间品生产到产品加工不断地转移到国外，只留下具有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研发，由此造成的世界范围的就业再分配导致发达工业化国家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直至走向极化，即少数资本所有者和知识劳动者（被称为当代社会的10%）的收入增加，在国民收入份额中占比不断提高，而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则因为就业机会的外流而趋于下降；第三，发达工业化国家的跨国公司成为全球产业链分工与贸易的大赢家，它们借助于全球产业链分工实现了全球性的资源优化配置，在利润不断增加的同时，还可借助于全球避税港降低税收支付，这又进一步加剧了全球性的收入分配的差距扩大，导致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所说的资本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长率（rg）的严重后果（rg意味着劳动收入被资本再分配）。面对Σβ、βLβH（βL新兴市场经济国家，βH为发达工业化国家）和rg的多重失衡，对离岸跨国公司无税可征，难以进行大规模收入再分配的情况下，放弃自由主义、走向民族主义，退出全球产业链分工和贸易、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重建产业链就成为发达工业化国家为数不多的能够被广大选民所接受的国策。各国的*治家们乘势而为，纷纷举起民族主义的大旗，高喊着“民族利益”或“国家利益”优先、“让祖国变得更加伟大”的口号，将世界引向了文明的冲突。罗德里克的“三元悖论”不幸应验，就连亨廷顿的关于文明的冲突之预言居然也成为现实。文明的冲突会带来什么结果呢？一旦抛弃了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因为全球性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特别是年的金融危机而遭遇了“滑铁卢”），在每个民族国家的内部，国家主义就会在民族主义的基础上堂而皇之地取代自由主义，威权*治与*治强人将会接踵而来。走出每个民族国家，我们可以能看到的则是一个无秩序、无规则、无霸权的世界，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国际合作会变得越来越困难，那些只有依靠全人类合作才能加以解决的问题将会变得无解，世界经济将会继续行走在长期停滞的道路上。世界进入了一个坏的周期，不仅是一个坏的经济周期，而且还是一个坏的*治周期。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走出这样一个坏的周期，走向充满希望的未来呢？从流量的角度来讲就是要靠创新。当然必须是真正的创新。因为只有真正的创新才能扩大生产率的边界，把经济从停滞中解救出来，走向繁荣。为此需要解决当下创新中存在的几个基本问题：第一，是关于自由。思想自由可以带来新想法和新创意，促进真正的创新，经济自由可以减少旨在逃避*府管制（管制与监管的区别在于不准入）的假创新，比如互联网平台经济的创新，以及各种各样的金融创新，大都是因为经济不自由、*府过度管制而引起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用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来替代自由主义是不利于创新的。第二，是关于创新的取向。是毁灭性的创造？还是技术性替代？是产业模式创新？还是商业模式创新或者盈利模式创新？毁灭性的创造或者产业模式创新具有离心进化的功能，并能带来收入效应与正的外部性。技术性的替代、商业模式创新或者盈利模式创新不具有进化功能，产生的是替代效应，并且还会带来为负的外部性。据此，可以按照庇古福利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在科学认定创新属性及其取向的基础上以不同的税收*策加以对待，这种做法与事先不准自由进入的*府管制是截然不同的。第三，是关于人文关怀。并不是所有创新都是可以增进人类福利的，创新的取向出错是不能增进人类福利的。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假如创新缺乏人文关怀，那么其对社会带来的后果将是十分有害的。比如互联网大数据创新，一旦转变成为可怕的“算法”与*治治理的工具，那就会给整个社会带来极为负面的影响。我们已经看到了算法统治与数字化管理带来的一些影响，那就是更少的自由、更少的思想、更少的理性与更少的人文关怀。由此可以得到的结论是：把数字化管理植入人类的社会生活是不人道的。数字化创新可以用于人类的生产劳动，但绝不能用来控制与管理人类的社会与经济活动。从存量的角度来讲就是要清算债务。清算债务就是紧缩全社会的资产负债表。这在微观上可以清除掉那些资源错配、没有效率和过度使用金融杠杆的僵尸企业，避免流动性的进一步损失。在宏观上可以控制货币发行，保持币值稳定，促进储蓄，降低全社会的时间偏好率，将更多的流动性和资源配置到正确的用途上来。清算债务还可以杜绝迭代效应，即把当代人所犯的错误递延到下一代人的身上，由他们来承担当代人错误决策和投资的成本。当然，清算债务会带来短期冲击，既然清算造成的冲击是短期的，那么这种冲击就不会像那些反对清算的人们所担心的那样，影响到整整一代人的生活。即使那个“短期”足够“长”，我们也不能接受凯恩斯主义的立场，即使从长期来看我们都会死去，但也不能是那种“我死后哪怕它洪水滔天”的、极端利己主义的死法。所以正确的做法应当是：降低杠杆、停止负债、减少货币发行。大自然给予我们的东西足够多，人类只要好好加以利用，所有人都会过上幸福的日子。没有必要为了个人、团体、组织和民族的利益，彼此间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来获取资源。其实，自然界未被利用的资源是丰裕的、而不是稀缺的，人类对自然的认知远远没有达到穷尽的地步（在这个问题上经济学关于资源稀缺的假定可能是不够准确的）。更为重要的是，人类创造财富的能力也远远没有穷尽，只是因为受到了不合理的文化、制度、以及技术等因素的制约，造成了局部的贫困。因此，人类或者当今世界真正需要的是相互合作、相互学习、相互借鉴，通过财富创造和贸易、而不是资源争夺来解决贫困问题，甚或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很显然，当下基于民族主义立场之上的文明的冲突是无助于以上这些问题解决的。因此，抛弃民族主义、停止不同文明之间的博弈、求同存异、和平发展、共同解决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如气候、环境、疫情、自由贸易、全球治理等）、共同创造一个繁荣的新世界，才是让世界走出长期增长停滞的智慧之举。来源：澎湃新闻作者简介华民，男，年生。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年获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现任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能源经济与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华民教授还兼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上海市人民*府决策咨询特聘专家、上海市“十五规划”专家委员会顾问。
§鼎新经济学会致力于推动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创新发展，强调科学规范和严谨逻辑的研究方法，倡导经济学理论在现实中的应用，反思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与思想，期望在中国创立经济学的新范式、新体系和新思想。
鼎新经济学会认为，经济学的科学创新时代已经来临！
文章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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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华嵩：经济学基础理论创新——《经济学分析原理》导论
沈华嵩：交易理论对斯密“世纪疑难”的解答
何全胜：需求定律的逻辑谬误及其错误的经济思想
何全胜：价格与供求的因果关系分析——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新价格理论
（鼎新取自于成语“鼎新革故”，出处：《周易·杂卦》，“革，去故也，鼎，取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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