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TPP下的扩容机制与价值协同
冯巧根（教授，博导）
南京大学商学院会计学系
摘要：从国际经济形势看，中美贸易摩擦具有长期性和严峻性。在中美关系方面，美国新任总统乔·拜登似乎和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立场一致。拜登声称“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承诺要创造数百万制造业就业机会，减少美国对中国的依赖。相比特朗普的关税等直接手段，拜登*府将会采取更加丰富的手段以限制或阻碍中国经济的发展，使中国企业在攀升全球价值链高端过程中被迫转变方向。从国际经贸规划看，尽管CPTPP在经济规模和战略影响力上弱于TPP，但其在国际贸易规则方面仍然是FTA中的最高标准。目前，CPTPP正处于扩容的新阶段，CPTPP扩容的示范效应将会对许多国家带来影响，并诱使这些国家或组织谋求加入CPTPP。年11月15日，15国领导人正式签署RCEP协定，这对促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完善与发展，以及推动CPTPP下的贸易全球化价值协同提供了新机遇。
关键词：CPTPP扩容机制价值协同
一、绪论
客观地说，CPTPP在国际贸易规则设定方面仍处于全球国际贸易协定中的最高标准。比如，首次将有关电子商务、电信中的数据流通、国有企业和指定垄断等条款写入FTA，进而对以后制定全球贸易新规则产生积极影响。从发展角度讲，CPTPP进一步扩容空间也相当大。目前，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哥伦比亚、斯里兰卡和韩国及中国台湾，以及英国等亚太区域内外经济体明确表达了对加入该协定的兴趣[1]。事实上，在CPTPP的公开文本中，也写有“欢迎其他国家或单独关税区加入”。构建有效的CPTPP扩容机制，成员国将能够与更多国家建立起自贸联系。更重要的是，CPTPP倡导和实施的贸易规则会在更大范围内得以传播。换言之，随着CPTPP影响力的扩大，该协定中原始的成员国将自动获得规则主动权，新加入的成员国需要在业已规划好的CPTPP规则框架下行事，而非成员国则可能被排斥在CPTPP的贸易集团之外。换言之，非CPTPP成员国将来可能会面临较大的规则压力。
年2月1日，日本与欧盟签署的经济合作协定（EPA）开始生效，EPA的总人口数量超过6个亿，是这一时期全球最大规模的自由贸易区。CPTPP与EPA的联合效应，使日本在国际贸易规则制定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得到提升[2]。并且，CPTPP的扩容机制，还诱导美国重返这一自贸协定的可能性增大。基于动态及权变的视角，考察CPTPP对世界贸易版图、战略布局产生的冲击和影响，还需要结合中美经贸摩擦、美欧日谋求联合制定经贸规则的动机加以思考和认识。美国特朗普*府发起的中美贸易战是围绕争夺高科技主导权的大国博弈，它不仅涉及经济利益问题还与地缘*治相关，中美经贸摩擦已表现出常态化、长期化的倾向。当前，尤其是需要结合CPTPP的扩容机制，加强CPTPP与RCEP，以及与“一带一路”中相关的会计（包括审计等服务贸易）问题研究。
从理论上讲，CPTPP在权力结构、规则标准、利益分配上仍有扩展的空间，从而给亚太各国继续进行制度博弈留有机会。美国退出TPP的战略目的在于新旧秩序的转换，退出既有的国际多边机制并非放弃国际多边机制，而是为了取道双边，以重整国际多边机制[3]。CPTPP的扩容趋势和地区权力关系的调整将迫使亚太各国进一步强化高标准的规则应用，这也许是中国力争亚太博弈主动权的机会所在。
从实践上看，全球贸易体系正面临重塑的新机遇。CPTPP通过各种方式扩大其规则的影响力，即将规则拓展到该项FTA之外，使之适用于非成员国，并对进入自贸区的货物、服务、投资等均按这些要求进行衡量，推进贸易自由化与国际化。高标准贸易协定的执行需要会计保护机制加以护航，使会计理论与会计实务实现自动对接与融合。CPTPP新规则会对全球贸易规则的制定产生引领作用，进而对中国参与国际贸易规则制定及其主导权的取得带来严峻挑战。
二、CPTPP与全球统一经贸规则的构建
CPTPP的实施已对国际贸易规则、全球战略形势产生影响。针对中美经贸摩擦冲突的现状，美欧日贸易协定陆续达成，WTO改革呼声急迫的情境下，CPTPP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一）经济层面的博弈与价值链优化
CPTPP作为一种国家组织之间的经济利益博弈，会对全球供应链布局产生影响。由于会计自身的特性、地位与作用，经济利益博弈最终必然体现在具体的会计方面，博弈的最终结果也必然由会计权益来传导价值链的改进与优化。
（1）CPTPP下的经济利益博弈。CPTPP下的经济利益博弈的着力点在关税的减让上，其力度高于一般的国际大型贸易协定，势必带来成员国范围内的货物贸易转移效应[4]。比如，以中韩FTA为例，协定实施一年后，中国零关税比重仅为57.02%，美国与韩国FTA中的货物贸易自由化程度较高，但协定实施一年后，其零关税的比重也仅为82.83%。CPTPP实施后的经济效应要远大于上述的FTA，详见表1所示。
表1中CPTPP11国的相关数据是按以往TPP的情境模拟的，由于新西兰关税减让表处理较为烦琐，相关栏目暂时没填写。从表1中可以发现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成员国的最惠国（MFN）关税简单平均值并不高。在11个国家中越南最高，也只有10.58%，其余成员国在2.87~6.84%之间。二是完全实施零关税的国家不多。目前只有新加坡是零关税，再下来就是文莱的比例较高，为75.40%，智利的零关税产品的比重仅为0.45%，非常有限。三是CPTPP生效后大多数国家基本实现零关税。从表1列示的协定实施第一年零关税比重看，有5个国家（澳大利亚、文莱、加拿大、智利、新加坡）的零关税比重超过90%，即接近零关税。日本、马来西亚、秘鲁三国的零关税比重也超过80%。四是成员国实施较高的服务贸易承诺。这对成员国之间开展服务贸易会带来积极影响，能够促进各国之间的贸易转移效应。此外，CPTPP中的投资条款等，也使成员国之间的相互投资会增加。今后，随着各国投资环境的进一步改善，在CPTPP稳定、透明、可预见和非歧视的保护框架下，不仅是成员国之间的投资增加，非成员国向成员国开展投资的动力也会增强。总之，从经济层面考察，CPTPP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贸易与投资的转移效应上[5]。虽然，我国已经与CPTPP中的8个成员国签订了自贸协定，短期内影响不大。但是，随着CPTPP的实施与扩容，过去看重中国廉价劳动力的外资企业也向越南、马来西亚、文莱等东南亚国家转移，虽然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我国产业调整需要进行结构升级，但是这些企业承载的就业能力会在短期内给我国实体经济带来冲击，许多民营企业也面临转产或停产，员工失业将是受损的直接影响[6]。
随着CPTPP中市场全面准入等条款的实施，成员国的产品和服务价格将大幅度下降；成员国区域的生产将进一步紧密化，供应链网络得到扩大，成员间的物流速度必然加快。如果仅从经济层面上看待或认识CPTPP，可以发现其中的许多规则和条款都是值得我们借鉴与应用的。从长远来说，CPTPP中的许多内容，如保护环境，保护工人权益，减少国企的垄断地位，以及信息自由等都是需要我国加快改革步伐，以作为我国经济体制完善与发展的重要参考，体现我国经济在全球治理中的内在要求。目前，我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投票权份额，在IMF特别提款权（SDR）的份额比重都有所提高。从推进市场化进程来看，针对CPTPP规则与条款，努力改善、锐意改革经济与法律体制，不仅是适应我国“一带一路”“走出去”等战略的需要，也是提高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影响力和规则制定权，进而保障自身权益的客观要求。
（2）CPTPP下的全球价值链优化。近年来，亚太地区单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不断加快，形成了一大批高水平的双边及区域自贸协定，经济一体化水平持续提高，全球贸易格局正在发生新的变化[7]。其中，CPTPP的实施使成员国之间加快了互补短板的步伐，各成员国企业的价值增量扩大，并间接地影响到非成员国原来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然而，若我国企业能够充分利用世界新科技带来的发展机遇，则有助于借CPTPP的贸易机制变迁提升我国的产业结构，并使其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进行延升与拓展。在对待CPTPP的态度上，我们应予以重视，但也不必过度反应。换言之，我们对CPTPP持开放态度，并在世贸组织规则下让CPTPP与RCEP等其它区域自由贸易安排保持并存共进。即，坚持宽容的姿态，促进未来经贸活动的发展，既要促进RCEP早日生效，也要在国内FTA建设和“一带一路”倡议的进程中扩大贸易阵容。
以CPTPP为代表的国际贸易规则将催生诸多全球治理机制的再造与重构，并使全球不同国家和国家内部利益格局发生改变。从优化全球价值链的角度考察，CPTPP的实施促进了中国经济的投资结构调整，正确处理由此产生的贸易转移效应和投资转移效应，反过来可能有益于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8]。目前，CPTPP作为跨区域的多边贸易协定，正在发挥亚太自由贸易“领头羊”的作用。基于CPTPP未来的扩容*策，我们要优化自身的经贸环境，在贸易与投资工作中进一步实施改革开放，包括进行制度性开放与扩大引进外资的强度与力度。当前的一个重要抓手是，继续巩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借助于亚投行、丝路基金等的资本优势，扩大双边或多边贸易合作领域，同时，积极组建多边国际金融机构，